古代中国从汉武帝的时候起，儒家思想确立了独尊地位，成了统治思想，它所提倡的文学必定要为现实、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便逐渐在知识分子们的脑子里变得牢不可破。魏晋南北朝总体上是分裂的时代，儒家那一套强调君臣、父子等级观念的思想受到了不小的挑战，对知识分子头脑的束缚多少有些放松，文学便在不小的程度上偏离了纯粹为政治服务的轨道，讲究起自己的个性来。文学史上所谓的“文学自觉”，就是文学逐渐从其他学术中独立出来的过程，也即是以此为背景，骈文的发展空间才借着这个机会拓展开来。骈文是专讲外形美的文体，这对文学发展来说不能说是坏事，因为文学毕竟还是要追求美。骈文当然最初也是为了实用，但后来作家们往往只顾了从骈文的外形上下工夫，内容反倒给忽略了。说了半天的漂亮话，最后弄到起不到实际的作用，就逐渐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
唐帝国建立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断了有人批评骈文，但只是说它华而不实，还没有闹到要取消这种文体的地步。中唐时代，社会危机严重：藩镇的权力激增，很多节度使不服从中央管制，甚至要闹独立，不惜同朝廷刀兵相见；中央里面宦官把持了政权，皇帝多半成了傀儡；大臣们闹党派，各立山头，打得不可开交；佛教、道教势力大增，占据大量土地、山林和劳动力，不仅大大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还使朝廷政令很难得到畅通无阻的贯彻。整个国家一时变得岌岌可危。一些关心政治的爱国知识分子要维护唐王朝的稳固统治，纷纷阐发思想，给国家“开药方”，总起来说就是要倡导儒学，维护等级制度，巩固中央集权。文章是政治的喉舌，于是不少人认为一味追求对仗和声律的骈文完全不适合阐明和传播儒家之道，要用先秦两汉时期的散行（就是不对仗）文体彻底取代骈文，一时响应者云集，古文写作形成了不小的声势和规模，文学史上称之为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就是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为古文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整个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一、韩愈：用古文阐儒道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三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由长兄韩会夫妇把他抚养长大。韩会同权臣元载的关系很好，元载做宰相，因为贪污被赐死，韩会也受了牵连，大历十二年（777）被贬到韶州（今广东韶关）做刺史，两年之后，韩会就死在那里，当时只有四十二岁。那时候韩愈十二岁，随着嫂子郑氏回到河阳老家。德宗建中二年（781），为了躲避中原战乱，韩愈一家又迁居宣城（今安徽宣州），韩会在那里有一处田产，就是后来韩愈在文章中经常提到的宣城别业。这时，韩愈的家境虽然已经破败，但还可以勉强维持，韩愈还能在这种环境下读书学习。德宗贞元二年（786），韩愈十九岁，开始离家到长安求官。
韩愈的仕途很不顺利，连考三次进士，都榜上无名，直到贞元八年（792）才考上，接着又连考三次博学鸿词科，又连续名落孙山。这对韩愈的打击很大。从到长安的第二年起，韩愈失去了家里的经济支持，当时的长安同今天的北京、上海一样，消费水准比较高，韩愈一度陷入极为困顿的境地。他曾经想过放弃仕途，归隐山林著书自娱，但是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还是决心留下来拼搏一把。他为了求得一官半职，在两个月里三次给宰相上书，把自己的经历和心态和盘托出，今天让人读起来也不免心酸。他说自己频繁奔波于权贵的门前，连羞耻都顾不得了，这些话还是很坦诚的。韩愈没有什么钱，单凭文章去跑官、要官当然起不了作用，当时的宰相贾耽、卢迈、赵憬等人根本没有理会他。韩愈走投无路，无奈卖掉了马，怀着郁闷的心情，于贞元十一年（795）五月离开长安，赶奔东都洛阳。后来在宰相董晋的提拔之下，韩愈终于正式步入仕途，景况比在长安时好了很多。
韩愈求官的经历很让后来人看不起。宋代大思想家朱熹就嘲笑韩愈是个官迷。其实韩愈的做法虽然有些不光彩，也并非完全不值得理解和同情。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读了十几年的书，最终目的就是做官，做不上官，他们心里的人生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再说当时做官的人真正通过正常途径飞黄腾达的又有几个？韩愈只不过把他的做法坦率地写了出来，敢于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为难和不堪，这总比那些道貌岸然之辈要强得多吧？而且韩愈为官是比较正直的，往往从大局出发，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考虑，很少顾及到自己的安危，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韩愈以儒家正统继承人自居，因此提倡儒道，数他最卖力。这是他倡导古文创作的思想基础。他别出心裁地构设了一个一脉单传的儒家道统：创始人当然是孔子，孔子之后是孟子，孟子之后则非他莫属了。至于孔、孟和他本人之间那些传播儒学思想的人，都算不上纯正的嫡传。比如荀子和扬雄，韩愈认为他们对孔、孟思想“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分不清精粗好坏，当然也就说不清孔、孟思想的本质。韩愈说他们的学术是“大醇而小疵”，大方向没问题，小毛病还是不少，意思就是说只有他自己才称得上是醇儒。韩愈的自信是超乎寻常的，他说他常常心里想，如果世上没有出现过孔子，他就不该在弟子之列。这个说法很婉转，也很自负，实际上就是说他在思想上堪称一代宗师。这种自信在孟子以后确实是不多见的。也像孟子一样，他的自信心，甚至自负感在他的散文里面也表现得很明显，我们看《原道》里面那种排斥佛、道，维护儒家思想独尊地位的大义凛然的姿态，的确不乏排山倒海的气势。韩愈主张写文章要做到“气盛言宜”，就像是水大了就能把任何东西浮起来一样，文章内在的气势充沛了，组织语言就容易左右逢源，无往不利。明代人说韩愈的散文就像是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这个比喻相当贴切。
韩愈文章的气势，来自他对儒家思想信仰的虔诚，还有对国家统一的向往。他对儒学信得深、信得实，才会对其他威胁到儒学独尊地位的思想不遗余力地打击和排斥，甚至不惜同皇帝对着干。元和十四年（819），长安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让韩愈出了大名，也差点要了他的命。
凤翔（今陕西凤翔）法门寺有一座护国真身塔，塔内藏有释迦牟尼的一节小指骨舍利，就是焚化之后剩下来的真骨，称为“佛骨”，每三十年拿出塔外展示一次。据说展示之时将风调雨顺、政治清明、五谷丰登。此时当政的宪宗皇帝虽然颇有作为，但是已经被几次同藩镇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极端佞佛，一心追求长生不老，对佛骨之事极为重视，派宦官杜英奇率领宫女三十人，手持香花，到法门寺将佛骨迎入皇宫供奉了三天。韩愈一贯反佛，深感皇帝做法不妥，会蛊惑民心，影响到儒学的崇高地位，不利于思想的统一和政治的集权，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佛骨表》，呈给宪宗皇帝。表中说，中国原来本不知有佛，但当时的统治者如周文王都活得很长；梁武帝信佛，三次亲自到同泰寺做和尚，还给寺庙捐钱无数，对佛教虔诚到了极点，可是最后却被乱军围困而死。他说宪宗迎佛骨的举动会“伤风败俗，传笑四方”，呼吁宪宗将佛骨投入水火，令天下人永远不要被迷惑。宪宗看了这封措辞极不“客气”的表之后，勃然大怒，气得要杀了韩愈，幸亏当时的宰相裴度、崔群竭力营救，韩愈才算捡回了一条命，结果被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刺史。
韩愈的思想在大关节上都是站在儒家立场的，在某些问题上又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大致有两个：首先是韩愈读书的范围非常广博，诸子百家的学说都吸收了不少，他不可能只抱着孔孟的原话不放；再一点，唐代的历史情形毕竟同孔孟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试想今天的状况同二十年前相比，这中间该发生了多么惊人的变化！古代社会的发展速度虽然没有那么快，但从孔孟到韩愈，毕竟已经越过了一千多年的时间，韩愈又是个十分关注现实的思想家和作家，他当然在思想上会瞄准当时的现实而有所变通，他如果没有这种变通，恐怕也算不上什么醇儒，而只能沦落为一介腐儒了！从这个思想背景出发，韩愈的散文主张也比较通达。
韩愈的古文，变幻莫测，风格多样。或分析事理，或抒发愤懑，或滔滔雄辩、浑浩流转，或叨叨絮语、婉转达意，笔调上或矜庄严肃，或幽默诙谐，都能达到别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的确是大家风范。他强调“词必己出”，反对机械地因循模拟，一篇写成，自有一篇的特色，信手挥洒，都大有可观。比如《与崔群书》这封给朋友的书信，借着叙旧谈心的机会对世态人情发表了一番精彩的议论：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耶？未可知也。
这段文字很容易让人想起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的那段愤慨之词：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批判现实的不公，抒发内心的愤懑，韩愈同司马迁的精神何其一致，笔调又各有千秋。韩愈的古文大概也可以称作是唐代的“无韵之《离骚》”了吧！
韩愈认为，写作文章是为了阐明儒家之道，但也不能忽视文章自身的形式美，“文”和“道”要统一起来。他从先秦诸子、两汉文章中广泛吸收艺术营养，甚至也向骈文学习表现技法，因此他学习古人但不为古人所束缚，他的文章虽然自称“古文”，却是博采众家之长，同时极富时代气息的新型散文。继承和创新的完美统一，造就了不朽的韩愈散文，造就了韩愈在文体变革运动中至高无上的历史地位。
二、柳宗元：以古文抒情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人，生在长安。他既是韩愈的朋友，从倡导古文方面说，两人又是“战友”。柳宗元去世以后，韩愈饱含深情，亲自撰写了《柳子厚墓志铭》，对柳宗元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柳宗元同韩愈堪称唐代散文星空上的双子星座。
河东柳氏是北朝著名的士族，隋代后期支持李渊取得政权，因此在唐朝建立之后颇得重用。柳宗元的高伯祖柳奭在太宗贞观（627—649）年间曾任中书舍人，高宗朝又做到宰相，其外甥女王氏是高宗李治的皇后。当时，柳氏在朝廷中势力显赫，同时在尚书省任职的就有二十多人。不过，柳奭在高宗后期的政治态度却彻底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
高宗做太子的时候，曾经迷恋他父亲的才人武媚娘，当时两个人大概感情很好，但这段感情毕竟属于乱伦，见不得人，所以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太宗死后，按照宫廷的规矩，武氏在长安感业寺落发做了尼姑，李治不忘旧情，又不便于藕断丝连、频频出宫会面，故而干脆把武氏接回皇宫，当做自己的老婆养起来，自然就方便多了。后来武氏给高宗生了几个儿女，被册封为贵妃。皇后王氏和淑妃萧氏对武媚娘的迅速“成长”颇为警觉，也很嫉恨，所以联合起来想方设法予以打压。武氏绝非平庸之辈，自己本来就有政治野心，而且宫廷斗争，你死我活，本没有什么对错可言，所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遂一不做，二不休，主动采取手段向皇后和淑妃发起进攻。有一次王皇后到武贵妃的宫里，武氏不在，皇后抱着武氏襁褓中的女儿逗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武氏回来之后，宫女将皇后来访之事报告武氏，武氏灵机一动，心生毒计。她狠心地把自己的女儿弄死，然后恶人先告状，跑到高宗那里哭诉，诬陷说皇后杀了高宗的女儿。高宗大怒，把皇后废为庶人，打入冷宫。武氏由此领先一招，扫除了自己向皇后宝座进军途中最大的障碍。皇后的舅舅柳奭为了家族的利益，心里当然大为不甘，他和高宗的舅舅长孙无忌、太宗的顾命大臣褚遂良等人站在一条战线，坚决反对立武氏为皇后，并且谋立王皇后所生的李忠为太子。此时武氏羽翼已经丰满，党羽遍布朝野，力量极大，加上高宗的偏袒，柳奭等人的谋划终于破产，最后以朋党谋逆罪被处死，株连治罪，柳氏家族“子孙亡没并尽”，遭到致命的打击。
在柳宗元出生之前不到二十年，安禄山、史思明借着玄宗皇帝耽于酒色、荒于政事的时机，发动叛乱，几年之内便攻下了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玄宗在皇族和部分朝官的簇拥之下仓皇跑到成都避难。叛乱刚刚爆发的时候，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刚刚明经及第，乱军进入长安之后，他先是携家到王屋山避乱，后来又流落到南方。这期间有些时候柳家的生活极为困窘，尽管节衣缩食，仍然不免要靠借贷来维持生活。柳宗元的幼年就在这种困顿和流离中度过，他后来在政治上踊跃参与革新运动，极力谋求大唐帝国的中兴，并对自己祖先的功业无限向往，这同他的家族背景及自身早年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柳宗元幼年受到良好的教育，很早就展示出过人的才华，自幼被看做“奇童”。德宗贞元初年，他入京参加科举，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贞元十四年（798），经过吏部选拔，任集贤殿正字，正式进入仕途。柳宗元早年的经历，使他对现实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在政治上也怀有远大的抱负。他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希望放开手脚做一番事业。但在当时，德宗朝廷比较正直的宰相陆贽已经下台，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和权奸裴延龄、李实等把持政权，政治极为黑暗腐败，柳宗元这样的青年人是没有出路的。这时太子李诵身边有个人叫王叔文，本来出身寒微，能下一手好棋，得到太子喜爱，进入东宫并得到一定的权力。王叔文对朝政颇为不满，自己在政治上也很有野心，到处结纳才俊，培植羽翼，预谋在李诵即位之后，就要呼风唤雨，对政局来一番彻底的改革。柳宗元及其好友刘禹锡等人，都是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杰出青年，颇有名声，遂被王叔文看重，不知不觉间进入了这个政治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