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是从翻译那里得知消息的。采访途中，她的手机响了。她接听电话，之后盖住手机话筒说，有一架飞机撞上了五角大楼。她再听，说另有一架飞机钻进世界贸易大厦，天上还有10多架飞机在寻找目标，说美国已经进入战争状态。
当时我们在摩尔多瓦南边卡哈尔镇报道那里发生的妇女走私和逼迫卖淫事件。目前，摩尔多瓦是欧洲最穷的地方，1／4的人口移居国外寻找工作。我们周围没有一个人知道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地无线电台也无法接到国际上的消息。为了证实消息，我的翻译能做的惟一的事情就是给她在基希纳乌的母亲打电话。她母亲不会讲英语，但她至少有一台电视机。“调到CNN台，告诉我您看到什么。”翻译说。她母亲就调到CNN台，立即就哭起来了。我们仅只需要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在那个星期里，我们继续进行报道，但是，很难说服自己相信，在已经发生如此剧烈变化的一个世界里，这件事情还会有任何相关的意义。世界贸易中心倒下了，它投下了比它自己完整的时候更长的阴影，而且所有新闻工作看来已经成为一个恐怖日子及其后续影响的大事记。有好几次，摩尔多瓦的人走上前来跟我握手，或者抓住我的肩膀说：“对发生在贵国的事情，我们深表遗憾。”我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解释，说不清楚我们不仅仅是在谈我自己的国家。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已经在世界各国发生过，其后果不仅仅会在阿富汗引起反响，而且会在别的所有地方产生反响，也许甚至会在摩尔多瓦。我们现在都卷进此事了。
9月11日的冲击确证了新闻记者们多年来一直都在说的一句话：世界是互相连接着的，一个国家的动荡最终会导致别的所有地方动荡。从一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都是当地人了。如果一个国家陷入战争，别的所有国家都处在风险中。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死去，别的国家的人民也有危险。新闻记者在过去23年里一直在报道阿富汗的混乱和痛苦，但美国很少有人听得进去。但是，正是这样的混乱，才使得恐怖主义能够在阿富汗扎下根来，而9月11日使美国读者极想知道关于那个国家的一切详细情况，任何能看到的东西都想看。关于伊斯兰教的书成为畅销书，杂志编辑把记者送往阿拉伯世界，美国人发现自己在争论中东政策或阿富汗冬季的严寒。让读者如此迫切地关心远在天边和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本来是记者们的某种幻想，然而眼前的一切却付出了太高的代价。
然而，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读者，新闻记者本身也产生了很大变化。从心理学上说，使海外报道成为可能的很多事情当中，其中一个是这么一件事实：你总能够回家去。当你在战壕里瑟瑟发抖，当你两天没有东西可吃的时候，知道这一点会产生极大的差别。但是，看着世界贸易大厦倒塌的电视录像带，我意识到这个事实不再是真实的了。9月11日，报道过几十次战争的新闻记者竟然被自己在电视上看到的情景触动落泪，而他们本身曾在战场上挨过枪子，曾经受过伤，曾经目击大屠杀，曾经目睹暴乱、饥饿和疾病。现在不是他们走向战争，而是战争走向他们，而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游戏。已经不再有一处避难所了。
我有一个好朋友，她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她不是战争报道记者，反过来，她是一个人权记者，因为对人权的压制是使战争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之一。如果现代战争是由士兵们在沙漠或丛林里进行的，而且不涉及平民，那么，战争也许就不那么可怕了。但今天，战争杀死的平民远远多于作战人员，结果，外国发生的战争是可以放在报纸头版上的最重要的事件。同样，有朝一日我们也许会明白，就像美国人对9月11日的事件的反应慢慢被人称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一样，而它实际上本应该称为针对压迫的一场战争的。美国政府倾向于忽略一些友邦国家滥用人权的事件，这个倾向不仅仅无法保护我们，而且有朝一日还会证明，这是在鼓励恐怖行为和极端主义分子在我们支持的所有国家迅速发展。
美国或任何一个国家最终的军事防御不是导弹，不是炮弹，也不是与压制人权的政权之间的结合，而是坚决和毫不妥协地坚持世界范围的民主和人权。9月11日之后，与海外的联系也许会成为说明这一基本原则的最好办法。伊朗革命之后，记者们指出，美国对残暴的独裁者沙哈的支持，使得那个国家原教旨主义和反美国情绪的泛滥成为无法避免的事情，沙哈本人耗费了上千万美元供自己享乐而使其国家受难。美国害怕革命之后的伊朗，结果导致伊朗给予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屠杀政权和齐亚·哈克在巴基斯坦政权的无保留支持。在这两个政权之下，恶性的反西方情绪甚嚣尘上，而且这两个国家都直接与基地组织针对美国的行动有联系。
因此，美国人不妨自问，美国的对外政策在无意间支持全世界的穆斯林极端主义活动中起了什么作用。新闻可以鼓励，也可以强迫美国人思考这些尖锐的问题。回头看看阿富汗的问题，有些人说，他们看出9月11日的事件早在10年或20年前就已经初现端倪了。展望未来，我们也许已经看到下一代不可思议的头版消息：问题不断的伊拉克、印度尼西亚和中东。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保护自己。我坚信我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真正的问题，我差不多都不敢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9月11日事件是否严重到了足以促使我们警醒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