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民族今日正面临它们的精神价值急速崩坏的威胁，而取代这些精神价值的，却谈不上是西洋精神里所产生的最优良产物。从这种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说：喇嘛克里斯哪与斯里·喇嘛哪可视同现代的先知，这两人和他们民族间的关系，就像旧约里的先知和他们“不信神”的以色列子民一样，都扮演一种“补其不足”的角色。他们不但呼吁他们的同胞要记住自己渊远流长的精神文化，他们还将此文化体现出来，成为一种发人深省的警告标记，以免在新奇的西洋文明带来的物质性技术以及商业的俗世追求中，忘记了灵魂的追求。目前正腐蚀西洋人心灵的，乃是人们在政治上、社会上以及知识上不遗余力地追求权力，拼命扩张，贪婪攫取，永不满足。这种情况也流传到东方来，其势莫之能遏，其后果无从衡量。以前灵魂赖之以生存或极力追求的东西，现在许多已消灭得无影无踪。文明的外在化确实一方面除去了许多灾害——除去这些灾害似乎符合人民的期望，对人民非常有利—一但根据经验所示，只要顺着此步骤再向前发展，我们往往也要付出丧失精神文化的可观代价。我们如能生活在装备齐全、卫生设施良好的房子，无疑地会非常愉快。但这依然没有解决如下的问题：房子居住者到底是“谁”？也没有回答：他的灵魂是否也享受到同样的秩序井然，清净不染，一如他的房子对他的外在生活所展示的一样？性格完全外向的人永远不会满足所谓的基本需求，他永远不断追求更多更好的东西，但由于他的成见使然，他所追求的这些东西永远是在他之外。他忽略了：纵使他的生活表面上看来很成功，内心里却依然不变。因此，假如他拥有一辆车子，而多数人却有两辆，他就会因贫困不如别人而懊悔莫名。无可否认的，人的外在生涯可以日趋改善，渐臻完美，但如果内在的我不能与之并驾齐驱的话，这些事物即毫无意义可言。满足“必需品”，确实是幸福的源泉 ，其价值无法衡量。但假如内在之我从此出发，不断要求，我们可以说：绝没有任何外在的财物可以满足此种要求。当人在追求现世的荣光之际，这样的声音越少听见，内在之我越会变成现实的生活情境里无法言喻的不幸及无法理解的失意的源泉，与原初预期的结果南辕北辙。生命的外在化一变而为无可救药的苦痛，人竟然不能理解：为何他受苦的原因是出自他自己。没有人对他的永不满足有过一丝一毫的怀疑，反而认为这是他合法的权利。他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世俗的精神食粮如片面发展的话，及乎极至，必然会严重扰乱均衡。这就是西洋人之病，他们贪婪攫取，冒进不已，除非全世界皆已受其贪欲波及，否则，他们是不会定下来休息的。
东洋的智慧与神秘虽然以他们固有的语言表露出来，无法模拟，但对我们而言，可称道者依然不少。它们提醒我们：我们文化里面原本也拥有类似的东西，可是后来却给忘了。他们也提醒我们注意内在自我的命运——我们早就将它搁置一旁，视同无足轻重。布里·喇嘛哪一生的言行不仅对印度人意义非凡，对西洋人其实也很重要。它们不仅是“个人的断烂朝报”，对人类来说，它们显示一种警讯，警告我们正面临在麻木不仁与凌乱失序的浑沌当中。从深层的意义来看，西玛尔最后的著作可视为一种证言，它告诉我们当代印度先知一生的志业，当我们尝试解决心灵转换的问题时，这位先知可被视为一种典范，他感人至深，这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