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王蒙自传—九命七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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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冲浪一九九三(1)

一九九二年上半年,邓小平南巡,中国的形势又有大的发展变化,用一位党外老人的话来说,叫做“春潮澎湃”。

九三年我得到了几个邀请。一个是香港岭南学院现代文学研究所梁锡华(又名梁佳萝)教授邀请我去作一个月的研究交流。一个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院院长韩南教授邀我做燕京的特邀学者,到那里做三个月的研究工作。一个是在意大利举行的关于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的研讨会,是由美国赖斯大学本杰明;李教授组织的。一个是新加坡文化部艺术委员会邀我做他们举办的金点文学奖华文小说组的主审评委。一个是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邀请,一个是台湾联合报邀我参加他们主办的两岸三地中国文学四十年研讨会。

一九九三年,便成为了我的游学之年、旅行之年、环球之年、周游列国列区之年。而且所有这些活动都与我的妻子崔瑞芳一起。

此前,我被选定为八届政协委员,参加了八届首次会议。常委候选人名单中没有鄙人。文艺界政协委员叶文玲等三十多人签名上书,要求提名王某。此时我已离会,到新加坡去了。

这一年是首次,芳与我同时出境观景。时芳已经六十岁整,我们一起去了新疆,一起去了伊犁,一起去了巴彦岱人民公社,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一起走出国门,看看世界是怎么样的奇妙了。

本来一九八七年芳与我同时获得邀请,对日本进行访问,有关管理部门没有批准芳与我同行。但此前,我的前任访问日本,是偕夫人同去的。日本没有文化部,我们的访问是由日本外交部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联合接待的。对此,我未发一言,临出发,使芳空欢喜一场,我很抱歉,但也无法,仍然是本人一人带团出访。

这里有一个插曲,在与新加坡方面联系我的出访安排时,我得到了港方的偕夫人共同访问的邀请,而访港与访新都是往南走,从旅行路线上说宜于合并出访。最初我与新方友人探讨我与妻子同行的可能性的时候,新方迟迟没有答复。于是我决定单独一人赴新,然后在香港与芳会合,因为香港是邀请的夫妇二人,且已经顺利获准,办好了有关手续。当新方得知我们夫妇将在香港会面时,立即发出了对芳的邀请。新方行事也是很谨慎很严密的,不为天下先,既然香港已发出对于我们二人的邀请而且获得当局认可,新方宁愿做第二名邀请者,虽然访问日程上他们是第一名,提出访问也是他们在先。

直到上了飞机,开了飞机,升空飞行数分钟以后,我和芳才互相祝贺,我们终于实现了双双携手走世界的梦想。此前我们不敢太高兴了,怕是临时有变。

一路上印象最深的是天上的云,傍晚时分,日落前后,各种白云,形状极其奇特,有的如蘑菇云,有的如大口袋,有的如一个巨钟,有的如葫芦,有的如团扇。平常在地面上,我们仰头看云,觉得云大体上是平铺在天上的。而此次坐在机舱看云,却觉得云是悬挂在、站立在、垂直在你的身边。而天色又一点一点地改变着自己的调子,由明亮而昏暗,由润泽而沉重,由白而黄而酱色而黝黑。等到了新加坡的宾馆,已经是将近午夜,我们又一次相互祝贺起来。

访问与评奖活动还是很正规的,在一次宣告评奖结果的会议上,要求每一个评委用英语讲五分钟话,我也比较自然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在文学讲座中,我听到一位菲律宾作家的讲演,他讲到,过去菲律宾作家们的写作是为了争取自由和民主,现在,马科斯的独裁政权已经被推翻了,作家们的写作反而失去了方向了。

此话对我并不陌生,因为此前我已经听到一位俄罗斯汉学家讲过,说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原来要民主要自由,得到了民主与自由以后,不知道自己还要做些什么。

与我讲这类话的人中也包括费德林博士,斯大林时期他曾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苏驻日大使。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访问北京,特别调了他来担任翻译。我八四年访问莫斯科时他任苏联作协外委会主任与《外国文学》主编。他九十年代初两次来我家,情绪低沉,反复地说“我们失败了”。

我也想起了我的一首诗:冬天/盼望着春天/夏天/盼望着秋天/只有春天和秋天最难过/不知道应该盼望什么(大意)。

这次访新使我们有机会结识了从事慈善救助事业的张千玉女士,她对于一个温柔美丽的世界与人生的设想,令人感动。她的文字亦极佳。严峻苦斗的中国人已经好久没有接触过这样温和而且良善的文字了。

通过张千玉,我还拜访了中华国学大师潘受(又名国渠、虚之、虚舟等),他的书画诗俱极佳,被新加坡政府正式授予“国宝”的称号。我们在潘老师家中用了午餐。我们感受到了一个真正有学问的老人的格外的谦和与雅致,潘老的微笑多于评论,聆听多于讲述。他的七律《黄鹤楼》上接崔灏李白,下临今日实况,感慨万端,忧国忧民:

谪仙未敢题诗处,海客狂怀啸忽开。

芳草空余鹦鹉赋,残基曾踏凤凰台。

剩携秃笔三生泪,难写神州百劫哀。

今日倚楼试招手,白云重望鹤飞来。

“剩携秃笔三生泪,难写神州百劫哀。”十四个字写得如此沉痛深沉,寥阔空茫,我算是五体投地。先生生前,无缘朝夕聆教,先生去后,总算不断地背诵下来了这十四个字。无缘问学,有心攀附,就用这十四个字来咀嚼自己的经验和所余的日子吧。

张女士有一种真诚的,我要说是东方的基督徒的热忱。她谦逊也含蓄,但拯救迷途的羔羊的热忱是永远炽烈的。她到哪里去常常带一个大孩子,那个男生曾经流落在街头,流落在下九流的场所,在张女士的帮助下走上了正路。甚至于到潘受老人那里,她也带着他,我倒是觉得潘老恐怕不大好理解这种人和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