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直藏匿于城市巨大的胸怀之中，我从来没有看清过它的真正面貌。现在，是时候睁眼、抬头、直直地凝视了。
我和姚睫认识，是在某一年的春节假期刚刚结束的时候。
那个年我是一个人过的，但却感觉非常疲惫。我父母在海南买了一套酒店式公寓，为了不浪费那套房子，最近几年都是在那边过的。据说这种“候鸟”的状态，在退休老干部里是非常时髦的。海南的房价涨起来之后，更有不少人很是羡慕他们，说他们“想得开”，有先见之明。但在我看来，父母几乎是被我气到天涯海角去的。对于我这个逆子，他们正在学着抱以一种“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不知道这样的家庭关系，在退休老干部里是不是也很时髦。
春节晚会进入高潮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内疚起来，便在沙发上靠着，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打了个电话。电视上，几个东北小品演员正在向全国人民拜年。大哥，缘分呐，大兄弟，缘分呐。海上生明月，天涯赵本山，缘分呐。眼下这个时刻所说的任何废话都是真理，而且是全体中国人必须遵从的真理。我听到母亲的声音后，几乎想说：你们把我生出来，也是缘分呐。
而我母亲则公事公办地问我：“晚上和谁吃的饭？吃的什么？有没有吃饺子？”
我说：“吃饺子了，三鲜馅儿的。”
她陈述说：“我们也吃了，但是是鲜虾馅儿的。我还给你爸爸买了一顶巴拿马草帽，在海滩上散步的时候就不会把脸晒成蒸螃蟹了。”
我仿佛闻到了海洋的腥味儿。而更让我凄凉的是，我父亲仍然拒绝和我说话。他通过母亲指示我：不要喝太多酒，不要吃过于油腻的食品，到了你这个年纪，即使开车出门，也必须要穿秋裤了；老寒腿是很可怕的，一旦得上，你的后半辈子就只能在海南度过啦。
我一一尊旨：谢阿玛挂心。对于父母如此强烈的养生意识，我也表示欣慰。再说了点子别的套话，母亲又告诉我：“前两天在清水湾看了一套更大的海景房，特别适合养老，我们就琢磨，索性把小的这套买了，再添点儿钱……”
正说着，窗外的鞭炮声便大作起来。快要十二点了，新的农历年就要来临了。我打断母亲：“您听听，共军马上就要攻上来了。”
母亲像叮嘱孩子一样说：“你要是放炮，可留神别崩了手，点不响的炮就让它搁着，千万不要过去看……”
我鼻子一酸，挂了电话，用手指捏了两个速冻饺子，嚼得满眼是泪。发了几分钟的楞，我穿上呢子外套出门，仰头看着一个个奋力向上腾跃的火球。每个火球都如约炸响，在夜空里开出一朵花。和平日相比，北京已经接近于一座空城，现在只好由火焰来填满它。我在大街上遛了好久，只看到几个蹿来蹿去放炮的孩子，益发感到自己身处在无比宏大、空洞的世界里，而且还这么冷。
回到家里，我看到手机躺在桌上，亡命挣扎一般亮着。收信箱里装满了例行公事的拜年短信，一律是鸡年咏鸡狗年咏狗的行文风格，和晚会相声一个思路——今年歌颂到“猪”这种动物了。除了短信，还有一个不知是谁打来的电话，号码是一长串的“2”。显示出这样的数字，可以判断是从国外用ip卡打过来的，看着它，我想到了旅居海外的几个朋友，也想到了自己的前老婆。最后，我开了一瓶人家送的“强尼走路”威士忌，在虚空中和那号码的主人碰了碰杯，一饮而尽。
一个与我隔了一昼夜的时差、不知是谁的“故人”，陪我度过了新年。
此后的几天，家在北京的朋友纷纷从浩大的走亲戚运动中脱身，开始聚众酗酒、打牌，席间还总会冒出许多“同学的妹妹”或“妹妹的同学”。我可算有了事干，频繁赴局，常常开着车过去与人痛饮，喝高了就把车留在饭馆或谁家附近，自己打车回家，次日再打车过去，开上那辆四门乱响的“雪佛兰”奔赴下一个聚会。一定要开车，是为了找个不喝酒的借口，但这也给朋友们留下了笑柄：“装什么逼呀，每次都是你自己灌自己。”
如此几天之后，我终于忘了车究竟被扔在哪儿了，只记得自己在丢车那天的聚会上，曾经抱着一个人哇哇大吐，被人强行送回家时，犹在慷慨激昂地抒情：
“让列宁同志先走！”
我只好给常聚的几个人一一打电话：“鄙人粪口喷人那天，具体地址是在哪儿啊？”
一个在报社当记者的“法小”坏笑着说：“你是不是连喷了谁都忘了？”
“肯定挑了个尖果儿吧？”
那人往下流的方向引伸：“那肯定，这是你的本能——过去就特喜欢在高峰期坐公共汽车，伺机往年轻女性身上刷糨糊。”
“别拿你们报纸法制版上的案例往我身上套。”我笑骂，“当年在澡堂子里，一泡尿扫射了一排小姑娘的那人不是你么？幼儿园阿姨都管你叫流氓犯。要不是年龄不够，严打运动中第一拨发配新疆的就有你。”
按照记者“马流氓”的指引，我赶到中关村的“俏江南”餐厅附近，在立交桥底下的停车场找到了车。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大部分还没有回京，也没人管我收停车费，看看蓝色铁牌上的收费标准，我在心里做了个乘法，然后窃喜着到单位点卯。
我混饭吃的那家“文化、传媒、时事网站”，其背景就像它的定位一样含混不清——本是一家以代售话剧票为盈利模式的网站，创始人是我上大学时的河南同学b哥，后来被某国有报业集团裹挟着一笔莫名其妙的境外游资收购了，b哥也有幸成为互联网烧钱运动造就的第一拨富人，在东四五条买了一个四合院，门口煞有介事地立了俩石狮子。那个时候，我正失业在家，亏得b哥仁义，声称我是创业时期的“元老”，收购条件之一就是给我保留一个职位；我到这儿“上班”之后，下家才发现话剧票务并不像b哥所吹嘘的那样赚钱，只好气吼吼地转型，想干赚钱的领域，但几个出资方一家一个主意，调和到后来，就成了眼下这种什么都干，却又等于什么都没干的局面——广告倒是没少打，只是回报甚微。而我干了一段时间，互联网行业的钱也烧得差不多了，员工中的志向远大者纷纷跳槽去搞物流，搞房地产，我这个“拖油瓶”反倒成了最有操守的人。
除了“迟到早退和即兴旷工的权利”以外，我没向单位提出过任何非分要求。
因为很久没这么早在办公室露过面，我进门之后倒把管事务的大姐吓了一跳。她问我：“刚过完年，抽什么疯啊你？”
“过年实在太无聊了，我现在特别想工作。”我坐到“卡座”上打开电脑，开始浏览“当日趣闻”，“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为什么以劳动为第一需要？就是因为他们天天都在过年。”
大姐慈祥地瞄了我两眼，然后通知我两件事：第一，中午到大堂去领正月十五的元宵；第二，单位正在招聘，她决定让我作为“主管业务的部门领导”去参与一下。元宵节发元宵，很好理解，这是国企的好传统。但让我去参加招新，就有点蹊跷了。这可能说明的问题有：一，单位从什么地方骗着钱了，要启动什么骗人的新项目；二，单位开始把我当个人物看了。后一条比前一条更加难以理解。
当我像一个真正的“媒体从业人员”一样端着咖啡杯，哈欠连天地走进小会议室的时候，长条桌子的另一侧已经端坐了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男两女，两个漂亮一个丑。很幸运，漂亮的两个都是女的，其中一个乍看上去很像一个桃儿。我点了个头坐下，一声不吭地听着“人力资源部”的同事问东问西。
他们问了应聘者几个浮皮潦草的问题：你们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学的是什么专业？当没当过学生干部？然后又让每个人进行了一小段英语会话。走完这些过场之后，人力资源部的人很没兴致地互看了一眼，然后合起文件夹准备离开。
“这就完了？”我咽下一口咖啡问他们。
一个家伙若有省悟地哈哈一笑，宣布：“下面是业务方面的面试，由评论部的赵小提负责。赵小提先生是知名的媒体人，我们网站每周都有他的时事评论……”
我作惭愧状，看着他们离开后，扭过头来兴致勃勃地和应聘者闲扯。那个男生极力强调自己当过学生会副主席，还是团委副书记，“参与筹备过很多重大活动”，其中居然包括举世瞩目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幕式”。他一定亲手派发出过很多盒饭，并和一百多个大腕儿合过影。
“那您来我们这儿真是屈才了。”我把他晾在一边，去看那两个姑娘，“你们呢，都有什么特长？”
“我会跳弗拉明戈，国家舞蹈协会认定的三级。”一个尖下巴姑娘大言不惭地说，“并且我也是学生会的，当过文艺部长……”
“你说的弗拉明戈，是那种会把人屁股变得很大的舞蹈吧？”
“并没有……”
“我的意思是，屁股大，对当一个网站编辑或许是有好处的——我们需要长期保持坐姿。”
看出我的揶揄之意，那对男女都仇恨地看着我，但脸上仍然笑着。我沉默片刻，他们便讪讪地告辞离开，只剩下长得很像桃儿的那个女孩，孤零零地坐在我的对面。
“您好像对当过学生干部的人有成见。”看到我不说话，她轻轻说。
“那怎么会，都是栋梁之材。”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都是……比较有心计的那种人？”
“绝没有。我也是钻营之徒，我还托关系买过公家用剩下的便宜车呢。”
“那就行，谁也别看不起谁。”桃儿姑娘笑了笑说，“我也放心了，我也当过学生干部。”
“不奇怪，咱们这个国家干部是有点过剩——甭谈这个话题了。”我百无聊赖地摆摆手，“说点儿有用的，今天有一韩国演员自杀了，就这个事儿，你发表发表评论吧。看你适不适合干新闻口儿——南方报业也有类似的考题。”
“是崔英爱吗？”
“名儿我忘了，好像演过李承皖部队的女军医。”
桃儿姑娘看着我，眨了眨眼，我也同样对她眨了眨眼，等她说话。但过了几秒钟，她说：“我能用笔写么？”
“你太过认真了……”
“我有个障碍，想集中力气说出一个意思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
“那你写吧。”我感到很滑稽，说，“反正我们招的也不是新闻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