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得同意后，我点上一颗烟，看着桃儿姑娘从米老鼠书包里掏出牛皮本，奋笔疾书。她的握笔方式很正确，字一定写得又快又秀气，写着写着，脸旁的一缕短发就耷拉下来，遮住了眼睛。她一面继续写，一面把那缕头发撩上去，固定在耳朵后面，如此两次三番。
过了十来分钟，我正看着写字楼窗外的烟囱出神，她用笔敲敲桌子：“好了。”
“那收卷了。”我忍着笑走过去，拿起她的本子看。很有意思，她一口咬定崔英爱是因为做了过多的整容手术，身体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才自杀的。按照她的理论，硅胶埋在人的身体里，就像癌细胞一样令人疼痛难忍；而疼得不想活了的例子在古代也不是没有，初唐大诗人卢照邻就是因为不堪忍受风湿性关节炎，索性跳河了。我摸摸腿，庆幸自己听了父母的劝，今天穿上了秋裤。
“怎么样？”她问我。
“卢照邻那个事儿确凿么？”
“我选过中文系的课。”
“你本来是什么系的？”
“城市环境系。”
“现在还有这么个系……”我想了想自己的权限，然后告诉她，“你可以参加复试——假如有复试的话。”
两天后，我又在单位亲切会见了桃儿姑娘。这时我才知道她是我的母校毕业的，本来打算到南方找工作，但是临了又变了卦，于是错过了去年夏天的就业行情，只能等着我们这种半死不活的单位来“捡漏儿”。她也向我抱怨，北京的物价太高了，如果再找不着工作，就只能顿顿吃方便面了，因为她不好意思再管家里要钱了。总的来说，这次会谈的气氛可谓相洽甚欢，我讲了好几个如今已是著名学者的老师的笑话，她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还对我说“师兄再见”。但是她后来又去了一趟人力资源部，去打听究竟要不要她，出来时脸色就是煞白的了。我向她点头，她也没理我，满脸稚气的倔强，噔噔噔地电梯走过去。
我愣了会儿，拐进人力部门，问他们招聘的事定了没有。
“你还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啊？”那个主管诧异地看着我。
“怎么回事？”
“已经被咱们的国企股东内定了，是他们一个负责人的什么亲戚。”
“可我已经让人家复试了……”
“谁让你跟人家充大个儿的。”那厮鄙夷地笑道。
自然而然，我有了一种让人当蠢货玩儿了的感觉。再想想桃儿姑娘，她的这种感觉一定更加强烈。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自己十分愧对于她。按说这些年，信口开河的事儿我也没少干，空手套白狼的歹心更是起过不止一次，在不同嘴脸的人面前捶胸顿足、指天发誓之际，我从来没有感到对不起过他们，而这一次，却让我有了无地自容之感。
这不失为一件奇妙的事情。也许是面对那位桃儿姑娘的时候，我有了这样一种幻觉：自己并非一个三十多岁的“老泡儿”，而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愣头青。
我端着咖啡杯，在座位上响亮地咂吧了几声，感到自己无法在这儿坐下去了，便拎上包摔门而出。中关村大街上阳光灿烂，“第三极”大厦的玻璃外墙更是将阳光整齐地切割成片，以标准化的形态投射到人们头顶，照得人眼晕。春天的确快要来了，路上的风也并不凛冽，敞开衣服快步行走时还很舒畅。整条街的人看起来都心情不错，除了一个人。
我拐了个弯，朝着母校所在的方向前进，果不其然，没一会儿就看见了桃儿姑娘。她正在一个报亭前驻足，翻看着一本《书城》杂志。我插着兜，在她斜后方站了几秒钟，而后还是决定躲到公共汽车站的广告牌后面。这时，摊主大声问她买不买杂志，她说这期不是她想找的，上个月的还有没有？摊主弯腰，从柜台底下拿出一本，“啪啪”拍打着尘土，大度地说：“两块钱给你了。”
她把杂志揣到米老鼠书包里，扭身继续走向学校的方向。有一些这个年岁的姑娘，走路时脚步总是故意拖沓，运动鞋的鞋跟仿佛都不怎么离地，这么走道不免很费鞋，但因为她们有着年轻的脚踝、膝盖和腰肢，整个姿态却仍然显得很轻盈。桃儿姑娘走路的样子，就属于这种既懒惰又轻巧的类型，让人想起一颠一颠的小鸟。她还有一双格外大、格外厚的毛线手套，花案是黑板相间的斑马条，由一根绳子相连，挂在脖子上。因为手没揣进去，这两只手套就在她的胯部两侧跳起舞来，好像无所事事地对路上的自行车招手。
她那件亮黄羽绒外套明显大了一号，像个厚壳子把人罩在里面。一定要穿大一号的衣服，也是如今很多年轻女孩的审美趣味。而从这个背影看上去，她并没有显现出难过的迹象。也许她是个没心没肺的人。
我刚刚有点欣慰，随后就意识到自己猜错了。走到“中关村图书大厦”对面的那个麦当劳门口，她拐了进去，到柜台上买了一只巨无霸汉堡和热饮料，然后坐到靠窗的位子上吃起来。她的每一口都咬得很大，执意要把嘴巴全塞满，脸鼓起来的形态就更像一只桃儿了，而且还是一只水果摊上无人问津的桃儿——两眼木木地看着窗外。
吃着吃着，她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动作既短促又用力。然后再吃，然后再抹眼睛。她是不是哭了呢？我站在麦当劳门口，无法从侧面透过玻璃看得太仔细。但是她那奋力大嚼汉堡的样子让人心疼。
当她把包装纸揉成一团，站起身来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点下作：简直是一个尾随少女的无聊老男人。这个念头让我哑然失笑，慌不迭地转身走开。走到“海淀图书城”的入口处，我回头望了一眼，看见桃儿姑娘的背影消失在大拨儿轰过马路的人流中，如同一只梅花鹿藏身在骆驼群里。
此后的几天，我再没心情上班，一直窝在家里看电影，顺便给马流氓的报纸写了几篇口水文章，他们让骂谁我就骂谁，让捧谁就捧谁，连“张艺谋翻开了人类视觉艺术的新篇章”这种话都说出来了。闲在家里作寓公的b哥跟他的第三任“蜜”闹起了矛盾，大半夜的跑过来滋扰我，我们便挨个儿给人打电话，召集人打牌。被有家有业的朋友们臭骂一轮之后，b哥笑眯眯地往桌上铺麻将布：“玩儿四川麻将好了，两个人也可以打。”
他又问我：“按电子游戏的规矩来吗？谁输了谁脱衣服？”
我说：“玩儿肉体太刺激，我受不了，还是玩儿钱吧。”
我们面对面地打了十七个小时，脸都打肿了，我还被这个资本家剥削了一千多。我掏钱的时候，他执意不收，我差点急了：
“福贵少爷他爸是怎么教育儿子的？赌债也是债。”
然后我们占据了沙发的一头一尾，四仰八叉地睡了二十个钟头。十多年前，我和b哥在北大南门的小饭馆里酗了二十瓶啤酒之后，也是这么一个睡觉的格局。当时我的前老婆正在和我闹别扭，他则被一个校女子篮球队的得分后卫粗暴地夺走了初夜，大家心情都很沮丧。饭馆老板也不敢叫醒我们，来来往往的顾客只好一边吃着肉丝肉片，一边听我们俩在梦里骂街。
而如今，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b哥的心态就没有那么穷凶极恶了。他霸占了我的卫生间，仔细地刷牙洗脸，往背头上抹了半瓶摩丝，然后坐在马桶上耐心地打起电话来。拎着裤子出来时，他向我宣布：第一，他刚刚收到出一条“内线”，在股市里斩获了一百多万；第二，他决定拿出一部分利润，开办毕业十几年以后最盛大的一次同学聚会。
“同学见同学，就是搞破鞋。”我打起精神来附和他。
因为时间定在周末，地址又是城北一家以奢侈著称的度假村，在北京的大部分同学欣然前往。就连过去跟b哥有仇的几个人都来了，“狠狠地吃丫的，喝丫的，叫小姐日丫的”，我这么劝那些家伙。应该说，那次聚会的一切环节都很完美，鲍鱼烧烤吃得我鼻血都快流出来了，不完美的反而是我们这些同学。让人诧异，原来很有意思的一帮混蛋，现在怎么变得这样面目可憎，索然无味——不光是别人，就连我也如此，常常干坐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好举杯：“都在酒里。”
而我分明看到，酒里融化着这些词语：无聊、衰老、认命。这就是生活酿给我们的毒酒，而我们必须一饮而尽——或者说同归于尽。
更让人失望的，莫过于出席的女宾。有人说女同学是世界上老得最快的人，这的确是真理。就连过去几个全校著名的“破鞋”，如今也无可避免地凋零了。破鞋旧到一定地步，反倒生出了古董般的傲慢，她们自己凑成了小圈子，喋喋不休地聊老公，聊孩子，和男同学的交往仅限于与一个重点小学的“校长助理”讨论择校费打折的问题。
到了集体泡温泉的时候，又成了我和b哥这对难兄难弟缩在小池子里，躲开众人。“我是不忍心看她们，都能想象出耷拉成什么样儿了。”b哥恶毒地骂着曾经觊觎过的几个女生。
“我们都得承认自然规律。我怀疑，牛顿发现地心引力并不是因为苹果树，而是见了一个分别多年的老相好。”
“老了，都老了。”b哥居然露出了老年痴呆的神态，连嘴都歪了。
“我不同情你，我还没老。”我突然于心不甘，披上衣服从他身边蹦出去，脚一滑，差点摔到地上。
经过仍在扎堆聊天的女同学时，我听到她们正在说我前老婆的事儿。一个娘们儿信誓旦旦地说她“现在保养得特别好，还那么瘦”，而且“快和一个德国裔美国籍的投资公司副总裁结婚了——是个老头儿”。据说我前老婆又换了一个法文名字，叫“索菲”。
看到我走过来，她们也没停嘴。我怀疑她们简直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当天晚上，我没和别人打招呼，就独自开车回了市区。驶过四环路旁边的一家商场时，看见几百个青年男女正排着大队，等着兑换网上买的便宜电影票，许多男孩把女朋友裹在大衣里，坚韧地仰望着街上的霓虹。这场面是多么让人心碎啊。
我掉了个头，把车开到单位楼下，像做贼一样钻了上去。在漆黑一片的办公室里摸索了十来分钟，我终于撬开了人力资源部一个同事的抽屉，在两盒“六味地黄丸”底下找到了前两天收到的应聘者简历。
接着手机的微光，我费力地从两寸照片上分辨出了那张“桃儿脸”，然后照着她留下的号码发了一条短信：你还好吗？在干嘛呢？
信息发出去后，我才想起看那姑娘的名字。原来她叫姚睫，是睫毛的睫，不是清洁的洁。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她一定经常对别人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