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事儿的缘起还是董东风。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b哥家鬼混。为了讨好“翠花”剧组的女演员，b哥在四合院里开了一个俗不可耐的“趴踢”，院子里挂满了八十年代大学舞会风格的纸花和气球，还从剧院弄了个镭射灯来，放在空地中央滴溜溜滚着，照得满堂“鸡翅木”家具流光溢彩。这厮甚至把胡同口卖羊肉串的新疆人招到了家里，惹得邻居家的孩子扒着门缝流口水。
“住在胡同里就这个好处：任何俗气的举动仿佛都有了底蕴。”b哥一边乐善好施，攥着一把羊肉串分给孩子们，一边对我说，“我像不像一个开明地主？”
“对对，抗战时期受到优待，土改来了照样枪毙的那种‘善人’。”我满面烟熏地嚼着羊肉串说。因为怀疑新疆人的肉不干净，b哥提前一天给他送去了一只羊。
因为“趴踢”被定义为“八十年代怀旧主题”，放的音乐也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路灯下的小姑娘”之类。有个矫情的糙汉还给大家朗诵了一首席慕容的诗歌，“英雄骑马壮骑马回故乡”。当翠花女演员准备为大家献上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区号是新疆那边的。
董东风的声音从祖国这只雄鸡的臀部传过来：“你下班了么？”
我将一根竹签“投壶”射入某个姑娘的长统靴里，快步走出院门，问他：“您有什么事？”
“还真有事，不过也太麻烦你了……”
“您要真觉得麻烦，那索性就不该麻烦我。”我开了个不见外的玩笑，倒把他噎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此人毕竟是书生，不像一般人那样禁“逗”，我赶紧找补回来：“有什么麻烦的啊，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又变成无业游民了。”
“戏剧也不再搞了？”
“剧组直接变成流氓团伙了。”我把手机往院子的方面扬扬，“您听听，正耍着呢。”
“哦，歌舞升平哈。”董东风迟疑着说，“你不上班了，经济上没问题吧？缺钱的话，我可以……”
我赶紧止住他：“这事儿不用您操心。赶紧说吧，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
他更不好意思了：“还能有什么事？我太太……”
事情很简单：经过顽强努力和大剂量用药，董太太的抑郁症又一次被稳定住了。为了防止精神状态的恶化，她主动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于是董东风求我到他家去取一些书，送到医院去。具体书单是：《尤利西斯》的英文原本，以及国内的“金译”和“萧译”两个版本；《追忆似水年华》的英文原本，以及徐和瑾的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合译本；《唐吉珂德》的译本更多，我需要拿上原本和杨绛、董燕生、屠孟超等好几个版本。
“您太太真高雅，听说她喜欢对比名著译本的区别？而且除了英语还会西班牙语，厉害。”我差点说出“我们身边的张海迪”这样的话来，赶紧咬住嘴。
董东风却好像在那边皱眉头：“我也不知道这个爱好是好还是不好……总之你麻烦一下吧。”
他告诉我，家门钥匙在系里的老教务那儿还有一把，是他走前留下的，以备不时之需。我问：“什么时候给您太太送去呢？”
他说：“什么时候都行，反正这么多年的爱好了，也不急于一时……我的意思是，千万别耽误你自己的事儿。”
我答应了他，回到院儿里又喝了两口啤酒，随即感到坐卧不宁。b哥的新相好过来跟我穷逗，我们互称“叔叔”和“嫂嫂”，像武松与潘金莲那样假模假式地聊了会儿，最后我终于坐不住了，拔腿就走。
“你干嘛去？”“嫂嫂”说。
这个“你”字用得真好，我像武松一样粗暴地说：“某家还有急事。”
又有一非洲酋长携娘娘来我国访问，交管部门封了几条干道。我小心翼翼地踩着离合器，从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小胡同绕上环路，蹭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母校里一栋新建的办公楼门口。幸亏董东风提前打了电话，那个一脸正气的老头没过多盘问，就把钥匙给了我。我在茂密的杨树荫下缓缓而行，透过脏乎乎的前挡风玻璃，看着前去食堂打饭的女孩们光洁的脸，心下忽然感到不可思议：我为什么要对董东风这样殷勤呢？我和他根本称不上熟啊，更没有什么“事儿”捏在他手里。
同理，他对我的态度也似乎太“近”了一点儿。就算董东风是个孤僻的人，没什么至亲好友，也可以把此类家事委托给自己的学生或者系里的教工么。
非要找个理由，也可以说，我和这人脾性相投吧。但我们分明又是两种人。
这么想着，我前往董家，竟像是走在一条不可预知的、荒诞的旅途上了。我变得越发心烦意乱，拐弯的时候差点蹭上了一辆清理垃圾的三轮车。这就是学雷锋做好事嘛，有什么的。我索性这样劝自己。也许城市生活已经把我都变成了一个思虑过多的人，让我无法坦然地接受利益关系以外的人际交往——尤其是男人与男人之间。
但谁还没俩朋友啊，我和b哥不也算得上是贫贱之交么——直到今天还是——我仍然贫，他依然贱。
我像个刚刚开眼看世界的本科男生，带着一肚子疑虑打开了董东风的家门。因为十几天没有人气儿，再加上漏过水，屋子里泛着一股浓浓的霉味儿。我从上次来时开封的“红塔山”香烟里拿出一颗，坐在饭桌前默默无声地抽了，然后走进董太太的卧房。在这套两居室里，她的房间朝南，是最宽敞、最明亮的一间；而对面紧闭着门的，是董东风的书房兼卧室。毫无疑问，自从她坐上了轮椅，夫妻二人就分房而卧了。保姆的行军床则架在客厅的墙角，晚上放下来就可以睡觉。
按照董东风的嘱咐，我从厚实的老式实木书架上找到了那些书中的大部分，但却不见了《追忆似水流年》的两个中译本。站起来环顾一圈，才发现那几本书被摊开来，页面朝下地摆在墙角。就是轮椅原先停靠的位置。非常可惜，因为两个星期前的那次水漫金山，书已经被泡了，精装封面上的烫金字变成了脏乎乎的一团黄色，仿佛谁往上面抹了一泡屎；内文自然也肮脏不堪，一塌糊涂。
我想了想，把已经不能再看的《追忆似水流年》重新放回原处，然后到外屋找了个“伦敦雾”牌的服装袋子，装上《尤利西斯》和《堂吉诃德》，下楼开车。虽然董东风再三说“不急于一时”，但我还是想在天黑之前把书送到董太太的手上。
独自相处的时候，我也是个孤独的人，我知道那个滋味不好受。
运气还算不错，我在白领们下班之前穿过了中关村与上地之间的联通线，成功地避开了堵车高峰，在一马平川的乡间大道开了一会儿，就看见疗养院的大门了。接待我的还是上次那个医生，看见我拿书过来，他舒了一口气：
“前两天她的精神特别紧张。”
“怎么个紧张法儿？”我问，“打人骂人了么？”
“那倒没有。这种知识分子，到了这个份儿上也会下意识地保持仪态。”医生平时一定被他老婆管得很严，接过我的烟抽了一口，舒服得直叹气，“但也可以这么认为：这种人被压抑到骨子里了。她只是攥着轮椅的把手，攥得特别用力，指甲都白了，上半身直打哆嗦。”
我听得不寒而栗，跟随医生走进董太太的病房。那是个一层的单间，窗户正对着小花园，除了白床单、白窗帘以外，几乎看不出住的是病人。这种地方的花费一定不菲，也怪不得董东风自己家里是那么简朴；作为小有名气的学者，他的收入不会太少，但基本全花在这种事情上了。
而董太太本人呢，正坐在窗户下面。她的背后靠着一轮夕阳，染得头发都成了红的。因为逆光，我眯着眼睛，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书桌旁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摞报纸、杂志，这些都是医院的人给她找来的吧，可是她一定翻都没翻过。我很想劝她两句：您太不随和了，不要认为大众读物都是文化垃圾；而且既然我们已经生活在垃圾里了，就应该学着享受垃圾——谁又保证《追忆似水年华》就不是垃圾呢？
但这话我自然没说。她是个病人嘛。
董太太静静地看了我几秒，也让我心里陡然紧张了起来，怦怦跳。我赶紧把牛皮纸袋打开，像电影里的军火贩子一样，将书一一放在床上，请她过目：
“董太太，这是您要的书……”
董太太礼貌地颔首，若无其事地扫了一眼。为了缓解沉闷，我又开始说套话：“您还有什么需要，可以跟我说——千万别不好意思，我和董老师很熟的，朋友么，该帮的忙咱们就得……”
一个毫不用力，但已足够尖锐的女声打断我：“这不是我要的。”
“可是他说……”
“他说你就信了？他根本就没试着了解过我。”董太太摇晃着上身说。我担心她随时会从轮椅上掉下来。
“您的爱好不是——啊，对比翻译版本么，这些都是啊……”
她伸出一只手，手指尖而锋利的影子投射到那些书上：“《尤利西斯》和《堂吉诃德》，我去年就已经对比完了。那几个译本都快能背下来了，现在再看有什么意义——顺便告诉你，我很不喜欢屠孟超的翻译，根本不如杨绛有味道——我前些天在看的是《追忆似水流年》，这里为什么没有《追忆似水流年》？”
我只好硬着头皮辩解：“这不怪董老师——客观地说也不能怪我。您知道，前些天您家里渗了水，《追忆似水流年》真成了‘似水流年’，泡汤儿了。看是肯定不能看了，我只能把它放在屋里……”
“不是说你有没有拿过来的事儿！”董太太突然喊叫了起来，虽然逆光，但我也能感到她已经哭了，“是他根本不关心我，他只知道我在对比书，就让你把所有的书都拿过来，但他根本没留意到我正——在——对——比——哪——一——本。你懂么，这就是敷衍我。”
我想说：这就是您太难伺候了。您简直像晚年的慈禧或者江青同志。但是自然而然，这样的话我也没说出口。相反，我觉得自己体内有一块脆而透明的结晶体，哗啦一声碎了。真让人心伤啊。记得几年前，我前老婆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根本不在乎你能取得什么狗屁成就挣多少狗屁钱，但你好歹装出一个上进的样子好不好？”
我当时又是那么不懂道理，居然反问她：“既然你不在乎我有没有出息，又何必让我装呢？”
她就慢慢捂住脸，哭着说：“你越是轻松，我就越是觉得累。我累得受不了了。”
我居然混蛋到了这个地步——用幸灾乐祸的口吻说：“那是你自找的。”
我甚至还说：“要想压我一头，就要付出代价嘛。No fucking pay,no fucking gain。”
现在总结起来，我前老婆之所以把我扔在北京，自己出国去，主要原因还并不是我没出息，主要是我对她的这个态度。而明白这一点之后，已经都他妈的回首当年已枉然了。
因此，在眼下这个时候，我倒像欠了董太太什么似的。医生的神色已经很严肃了，只要她再有什么过激的反应，大概就要叫护士“采取措施”了；我赶紧拍拍他的胳膊，让他别动，然后静静地听董太太抽泣。
她在夕阳的光里模模糊糊地哭了会子，终于安静了下来。我这时才说：“我去把书给您拿来。”
董太太已经恢复了端坐的姿态，不置可否。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在看着我。确定她安静下来之后，医生舒了口气，拉着我出了门。
我关门的时候，窗子的方向忽然飘过来一句话：“你可真是个好心眼儿的人呀。”这话的语调和嗓音都很嫩，简直像个小女孩在撒娇了。
关上门，走到走廊里，那个甘甜的嗓音还在我耳边回响。我不禁问医生：“她病得……并不算很重吧？”
医生白了我一眼：“谁告诉你的？这种病人，要是闹的话倒好了，就怕不闹，不闹就会出大事儿……她以前自杀过好几回呢。”
这个说法自然是有道理的。医生继续对我普及知识：中国的自杀者可以分为两种，分别是“冲动型”的和“深思熟虑型”的。冲动型的大多是头脑简单的人，比如说农村妇女什么的，这样的人挨了丈夫一巴掌，就敢去喝农药，但往往喝下去就后悔了，一边抠嗓子眼一边求人家救她；而深思熟虑型的则要复杂得多，有的人事先毫无征兆，但已经琢磨了很多年，终于想通了或者说想不通了，也没什么外界刺激就割了腕。毫无疑问，董东风的太太当然是“深思熟虑型”的了。死了都不冤，知识分子嘛。
“你别看她的房间很安静，其实每隔半个小时都必须查一次房的，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医生说。
我为了宽慰自己似的说：“好歹她还有一个爱好嘛，人要有了一好，多半不会想不通，就算一时想不通，也后也能慢慢通……就像酒鬼吧，你见过酒鬼自杀的么？”
“我倒真不觉得那是爱好。”医生用“小儿科”的口吻说，“自从我前两年接手这个病人，就发现她比较那些拗口而庞杂的译文时，丝毫没有享受可言。你以为那就是高智商一点的‘找茬儿’或者‘连连看’吗？远不是那么回事儿，那就是强迫症。”
我将信将疑。也许这世上真有以“深邃思想”为乐的高人，但在生活中，你能看到的却只是一些文化装逼犯。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假如不是出于有利可图的“学术目的”，他们丫的才不会翻开《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大厚本呢。“这世上本无名著，装逼的人渐渐多了，也就有了经典”，这是b哥在学术方面唯一一个独创性的论断，当年他得意洋洋地把这句话写到论文里，班主任差点儿让他留级。
还记得我上本科的时候，颇有几个学院范儿的二逼，专以讨论这种极度晦涩的名著为荣，张嘴普鲁斯特，闭嘴福克纳，简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外国名片夹子。那时候就是这么可笑，你要想加入受人景仰的“大师预备役”，你就必须先学会不说人话。有个在这方面“喷”得最凶、号称能背诵《追忆似水年华》（两百多万字呢，可见是吹牛逼，当时居然没人揭穿他）的家伙，后来成了一家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还靠着和老腕儿骂街出了点儿小名，多年之后我再见到这人，总算问出了那个一直憋在心里的问题：
“你真看过那些书吗？”
“看是看过，但只看过内容简介和人物表。”这人已经成了一个豁达的胖子，颤悠着他的双下巴说，干脆利索地说，“正文看了两页就停了。我当时心想：这要读完了，我就该得强迫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