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说：“不过没看完也要坚持聊。聊一聊，能聊出意想不到的好处。对于那些傻乎乎的学术女青年来说，有些书名就是催情剂——你刚说出‘纯文学’这三个字，她们就湿了。”
那么董太太呢？她总没有招摇撞骗的需要吧。她不是以此牟利的学者，更没写过一篇文章，她只是一个处在精神危机之中的瘫痪病人。她那高雅的癖好，也许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也许则是一个残酷的悖论——用强迫症来对抗抑郁症。前者的境界，以我这个俗人是体味不出来的，我也懒得体味。而“强迫症”这个说法则可以理解——手头有事儿，哪怕这事儿了无生趣，但也能让她暂时抛去死念。
古时那些在空闺之中纳着鞋底的小寡妇，整个儿晚年都在自己给自己打棺材的老男人，还有董太太这样的人，还有董太太这样的人，他们从本质上是相似的吗？
我这么想着，却忽然发现周围的景色变了，变得如此神秘、不可揣测。董太太他们这些“病人”仿佛处在另一个世界里，只有我一个人停留在“这个世界”，而医生，则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传话人。我蓦地心慌起来，匆匆告辞，离开了疗养院。在路上我想：反正今天的探视时间已经结束了，不如明天早上再去书店买两套新的《追忆似水年华》给她送去吧。但随后一转念：这人可是强迫症啊，不可以常人论，还是那套泡了汤儿的旧书稳妥点。看得了看不了无所谓，反正以我的揣测，没什么人会真看的。
于是我在中关村路口拐了个弯，把车停在“资源宾馆”门口，跑到海淀体育馆门口的快餐厅吃了两口东西，然后慢慢悠悠地踱进母校的园子里。耽搁了一些时间，天已经黑了，春夜虽凉，脸上却掠过杨柳的味道。几个号称比“熊猫还珍贵”的学术老头子也惊了蜇，亢奋地在湖边聊养生：
“维他命，洋葱头里面有维他命……”
我再次开门走进董东风的家，本想把书装进袋子拎走，但忽然又想：时间尚早，接下来去干什么呢？稍一迟疑，索性决定在这儿多耗一会儿。虽然压根儿不想看什么《追忆似水年华》，但我也相信，这屋子里一定有薄一点的、可以供自己解闷的读物。我还没俗到只看《读者文摘》的地步嘛。
于是我把房间里的灯都打开，弄得满眼亮堂堂的，然后推开董东风房间的门，在他的书柜上寻摸。像很多以此为业的人一样，董东风的书籍繁多而且凌乱，还有许多平放着摞在写字台上。在那些放书的地方中，有一个书架上的格子非常空，只摆了寥寥几本，再一看书脊，原来是他自己的著作。这些书里，有一些是文学理论方面的，大概是早年间的成果，还有两本是电影研究，应该是“转型”之后所作。
我一眼就发现了那本《诗歌，自由的边缘》，心竟没来由地跳了起来。第一次和姚睫出去“刷夜”的时候，她就带着这本书啊。但这说明什么呢？就算能说明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心里劝自己：别犯傻别犯傻，你已经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老混子了……
但书是无论如何看不进去了。我无精打采地坐在那张掉了皮的“大班椅”上，跟谁赌着气似的斜眼看窗外。云朵如此高远，夜空如此静谧，生活如此乏味而让人迷恋——
就在这个时候，出事儿了。我先听到哗啦一声，还没反应过来，一块见棱见角的玻璃已经划着耳朵飞了过去。要是再偏个几公分，就会把我变成阿尔-帕西诺演的“疤面煞星”了。凉风伴随着声响灌了进来，一块鹅卵石在地上滚着。
接着就是第二块、第三块石头，尽管窗户已经被砸了个稀巴烂，但它们还是锲而不舍地飞进来。有一块劲道非常足，穿过窗棱，砸到了书柜玻璃上，给满地的碎玻璃又添了几分分量。我的第一反应，本来是学校里的坏小子在胡闹——许多校工的孩子就是这么粗野，我上学的时候还和他们打过架；但鹅卵石源源不断地飞进来，就让我怀疑是专门针对董东风一家的了。这样的一对夫妻，会和什么人结仇呢？
我脑袋一热，开门跑了下去，气喘呼呼地绕到这栋五层小楼的背面。那是一片临着湖的小树丛，半人来高的灌木和笔直的杨树交错而立，因为没有路灯，在月色下黑乎乎的，扔石头的人要是还没有逃跑，多半就在这里。
我放慢脚步，像个侦察兵一样悄悄摸了过去。二十米，十米……果然发现那个投弹兵了。那人黑漆漆的身影，远看去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动作倒很沉稳——从地上摸起一块石头，放在手上掂一掂，然后朝董东风家亮着灯的窗子扔过去。看得出来，此人的力气并不大，但是目标也并不太远，一拧腰，鹅卵石就轻飘飘地飞了进去，随后楼上又是哗啦一声，大概扔到写字台上了吧。
听见响声之后，这人长身站了几秒，仿佛很享受自己造成的破坏。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笑，但赶紧压住自己的嗓子，继续靠近过去。
也许是过于专注地搞破坏，对方根本没有察觉我。当我和那人之间只隔了两丛冬青树的距离时，我蹦起来，冲了过去，从背后抓住“他”的肩膀：“你吃饱了撑的吧？”
我马上意识到，那并不是一个男人：肩膀纤细而柔软，齐肩的短发像小女孩转裙子一样绽开。我生硬地把她的身体扭过来，让她正对着我，但随即看见了一张桃儿一样的脸。原来是姚睫。她的神色倒也平静，只是带着一分稚气的倔强，好像对刚刚做的那件事情是理直气壮的。
我却像挨了一针胰岛素似的，陡然有了泄气的感觉。真他妈的操蛋，这都哪儿跟哪儿呀。我嘟囔着骂了句脏话，然后叹了口气，坐到地上：“你图什么呀你。”
“……也不图什么。”她考虑了一会儿，才平心静气地回答我。
我看到脚边放着一只牛皮纸袋，那里面整整齐齐地摞着半袋子鹅卵石，倒像从高级水果店里买回来的进口橙子。我把它们抱起来，颠了颠，还真沉。
“圆明园捡回来的？”我问她。
“嗯。”她认真地点点头。
我笑了：“你还有脸‘嗯’——说说吧。”
“说什么？”
“说说你到底怎么想的呀。什么动机，什么企图，挑衅还是寻仇，跟受害人什么关系……”
“跟你说得着么。”她突然冷笑了一声，扬着脸。从下面看去，她的下巴就很尖了，小拳头还攥得紧紧的呢。
“你是不是对董东风……”
“你甭管。”
“我就是问问——没坏心眼儿也没有任何窥探隐私的意图。”
“说了你甭管。”
这种浑不讲理的女孩是很让人生气的——越可爱，越气人。我脑袋嗡了一声，血往上涌，蹦起来攥住她的手：“你要不跟我说清楚，那对不起，你得到派出所说去。”
“放开我！”她反抗着弯下腰，“你把我弄疼了。”
“你还差点儿把我花了呢……”我这时却又想笑了。整桩事情都糊里糊涂的，但总的来说很好笑。我甚至想：生活中要是多一点这样的小意外就好了。
然而一道强光照过来，把我的臆想和她的挣巴都打断了。几个胖大的黑影从四面八方包抄了过来，一个混浊的京腔在警告我们：
“别反抗啊，我们可带着电棍呢。”
“你看，你就闹吧。”我的口气软了下来，同时放开姚睫，“邻居打电话把校卫队都叫来了——现在可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
姚睫一声不吭，桃儿脸绷得煞白，突然又从纸袋里抓起一块石头，往一个匆匆移动的黑影扔了过去。动作优美，一气呵成，我还从来没发现她是一个运动健将呢。
远处自然是一声“哎哟我操”，我赶紧推了她一把：“你疯了你——”而这个时候，脑后风响，随即有二百多斤肉压倒了我的背上。我背着那个胖大叔转了半个圈儿，终于没甩开他，力竭而倒。
身上那人熟练地扭着我的胳膊：“还敢顽抗——”
“不顽抗不顽抗。”我叫道，“你们注意文明执法。”
挨了姚睫一记“没羽箭”的那位大叔也跑到了，他一边揉着脑袋上的大包，一边愤怒地踹了我两脚：“文明你妈蛋！”
他们又揪着我的头发，把我的脸仰起来：“是不是你扔的？石头是不是你扔的？”
我扫了眼姚睫，然后回答：“是啊，我扔的。”
“为什么扔啊？”
“我吃饱了撑的呗。”我说，“这理由够么？”
“那就好办啦。”校卫队的胖大叔们爽快地说，“这毛病，到吃不饱的地方饿三天就好了——特灵。”
他们驾着我往树丛外走的时候，姚睫又追上来，愣愣地跟着我们。一个胖大叔问：“你干嘛的？”
我赶紧说：“谁他妈知道她干嘛的，都什么年头儿了，还有这种见义勇为的傻妞儿——你们要没来，我没准就把她强奸了。”
他们又抽了我两个嘴巴。
根据《北京市治安处罚条例》，我被处以刑事拘留十五天。说来上中学的时候也没少进派出所，但享受一个真正的犯人的待遇，这还是第一次。尽管再三声明我不会自杀，但警察还是把我的皮带、鞋带都没收了，就连外套上的大扣子都被剪掉了。跟我关在一间屋子里的，有一个卖烤白薯的，他把一只白薯按到了城管脸上，造成了轻度烫伤，因此“案情最严重”；另一个则是喝多了酒猛踹电话亭的福建打工仔，此人不会说普通话，来北京半年了，也没找到工作，在牢里也一声不吭；还有一位仁兄倒是个体面人，他是个地产公司的小头目，被抓进来的原因，是因为在宾馆打麻将。
“五块钱的底儿，胡把清一色才二百块，这够得上犯罪么？”白白胖胖的男人抗议。
警察还得给他普法：“桌儿上的gdp超过五百就得拘留。”
“早知道用筹码了。”
确定自己的情况不算冤假错案之后，这男人倒踏踏实实地在牢房里睡了下来，夜里呼噜打得山响，白天则揪住我纵论财经大势。这年头，我们的城市里到处都是这种民间经济学家——满嘴都是“一亿往上”的数字，口才特别好，调理也清晰，从“宏观政策面”到“民间融资”到“刚性需求”，由点及面由面及点，翻过来调过去地论证房地产“还有几年行情”。我只好提着裤子，看着这位同样提着裤子的高人进行经济频道的现场直播，同时想：这厮去干传销也是一把好手。
他对我还有一个切实的忠告：“在河北省三河市买套房子，那儿很快就要被纳入‘大北京’版块了。”
除此之外，我们的乐趣就仅限于观察被押送进出的女犯了。每当有扮相妖娆者经过，烤白薯的大哥都会亢奋地跳起来，抓着铁栏杆问人家：
“你是鸡吗？”
拘留期间，前来探望我的只有两个人。一个自然是b哥，他幸灾乐祸地给我拿来了一条烟，但却说：“这不是给你抽的，而是让你孝敬牢里老大的，省得人家鸡奸你。”至于我究竟为什么被抓了进来，这孙子连问也没问。
另一个就是姚睫了。我被抓起来的第二天一早，她就等在探视区了。我坐在长条桌子的一段打量着她，看见那张桃儿脸又白又润，根本不像一个抽过疯的人。
“我对他们解释说是我干的，可是那些人不信。”她抱歉地说。
“把你当成我的‘蜜’了吧？”我说，“还是个义薄云天的‘蜜’。”
她翻了个白眼：“怎么听着像你自己夸自己呀？我又没逼你给我顶缸。”
我负气起来：“对对，我自找的，我犯贱。”
“我也没有这么说啦……”她叹了口气，“总之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不委屈。反正我这些年坏事儿也没少干，喝多了老在街上滋汽车轮子，还喜欢偷摘老干部在阳台上种的丝瓜——权当政府给我一总结了个帐吧。”
说完以后，我斜眼看着窗外飘过的一朵云，余光则打量着与姚睫之间隔着的桌面由明变暗，由暗转明。春天真是到了，即使枯坐在看守所里，也闻得见不知从哪儿飘过来的花草的气息。各种生物都在“闹”，我们也要允许一个女青年“闹一闹”嘛。这么一想，我暗藏着那点儿怨气也烟消云散了。
“你……也没事儿了吧？”我小声问她。
“哪方面？”
“你说呢？”
她低了低头：“算没事儿了吧。”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她的桃儿脸扭向一边：“猜也猜得到嘛……你想听详细的？”
“是。”
“这年头儿，怎么还有人这么关心别人的事儿。”
“我穷极无聊。”
她忽然灿烂地笑了：“等你出来，我讲给你？”
“还留悬念？”
“让你在狱中有个念想。”
我宽厚地笑笑。这时姚睫反倒问起了我，昨天晚上为什么会在董东风家里？我实话实说，董太太很空虚，现在还在疗养院里苦等着那摞《追忆似水年华》呢。姚睫像没事人一样兴奋起来，说，她可以替我完成这个任务呀，只要我向警察说一声，让她把钥匙领走就行。我想了想，确实是这么个情况：董东风托付了我，而我能托付的只有眼前这个姑娘了。
然而让她替我去，谁放得下这颗心呢？尽管她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好了”，但天知道她到时候又能干出什么来。我可不想没头没脑地成了她的从犯。
于是我坚定地说：“不行。”
“为什么呀？我是好心。”
“你说为什么呀。”
我的语气不重，只是平铺直叙，就像外交部发言人表述我国对千里之外某个小国内乱的看法。但话一出口，姚睫就哭了。我想劝她，却又不知从何劝起，更不知道应不应该劝。到头来只能看着她抹眼泪。
探视时间结束的时候，她像个小学生一样稚气地说：“我知道错了。”
“知错就改吧。”
回到牢房，那个白胖的房地产从业人员又在就“一些经济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我不在，他只好对卖烤白薯的进行演说，情绪未免大打折扣。看见我回来，他兴奋地凑上来，问我：“咱们再聊聊河北省三河县？”
“滚蛋。”我粗暴地把他推开，兀自爬上自己的上铺躺下。看着天花板上的污痕，我心里竟然有了一种恍惚感，仿佛长了这么大，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自己无法了解的事情。
那个事情是什么呢？肯定不是董东风和姚睫的关系。一个风度翩翩的老师和青春年少的女学生之间假如“有了故事”，会是什么情形？傻子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让我好奇的，只是那个桃儿脸姑娘本人。和她在一起，我总是觉得自己摸不透她，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没心没肺地傻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咧嘴哭。她是如此变幻莫测。
而原来和我前老婆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清清楚楚。就连俩人分开，都分得那么让人心里踏实。她要的是什么非常明确，我给不了什么也非常明确，我为她神魂颠倒过也撕心裂肺过，但到头来，留下竟像是一份无法兑现的合同——而已。
姚睫的奇妙，是代沟造成的吗？理性地考虑，我认为很有可能。对于业已成年的人来说，下一茬儿孩子永远都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