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在我们家门口站定，告诉我她此行的目的。她的姥爷这半年身体状态很不好，家人和医生都公认他将不久于人世，但是他们叫茉莉回来，除了想让她见亲人最后一面，还有一个很有文化使命感的目的：老人家收藏了许多字画，最有名的是一张明代仇英的“母鸡翻草图”，而在此弥留之际，这些画儿的归属就成了问题——是分给亲属，还是交给国家？如果上交，那么应该是捐还是卖呢？捐又捐给哪个机构呢？是他老人家供职了一辈子的那家研究所，还是收藏条件更好的博物院？
这个问题，对于茉莉全家很重要。倒不是钱的事儿，而是她们家都是比较轴的人，习惯于把一切事情搞得清清楚楚。再者说，她姥爷文革的时候为了保护“母鸡翻草图”，曾经中过红卫兵的七伤拳，此后的余生里，一到阴天就咳血；他为了那些画儿遭过大难，此时画儿就成了心头最大的一块石头。茉莉的妈妈他们自然请示过老人，但比较难办的地方在于，她姥爷偏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连亲人也认不得了。见到自己的女儿，他都会和善地问：“你是谁呀？是谁让你来伺候我的呀？”茉莉他妈只好说是上帝派来的。儿孙满堂的老寿星，竟然自以为满目没有一个亲人。而如果不是信任的人，又怎么能把稀世珍宝托付给他呢？
老人知道自己快死了，也为这事儿着急，总在病房里喊：“茉莉她妈妈呢？叫茉莉她妈妈来，我有重要的事。”
茉莉她妈妈哭笑不得地说：“我在这儿呢。”
老人则坚定地说：“你不是。”
日子长了，指望不上女儿了，老人又喊起外孙女来。而在此之前，他妈妈和舅舅已经把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远的近的沾边儿的人都叫到床头来过了一遍目，谁想老人一概不认识，就是不吐口。茉莉就成了全家最后的希望。
昨天晚上，她一下飞机，就径直去了病房。她妈妈还把她的头发扎起来，束成了一个马尾巴，这是茉莉高中时候的发型，为的是让姥爷能记起她来。可是茉莉小心翼翼地挪到了床头，老人家却笑嘻嘻地说：
“小姑娘，你的香水真香呀。”
那一瞬间，全家真是有了幻灭感。他们本想私下作价，把画儿定给博物院算了，但看着老人焦急地等人来交待后事的样子，又不忍心。这个时候，有人忽然想起一个已经不是亲戚的亲戚来，那就是我。
也有人立刻提出异议，倒也不是说我是个混蛋，和她们家已经恩断义绝，而是对我不抱期望：“他来家里统共没有十次，怎么可能记得他。”
还是茉莉不死心：“那时候姥爷挺喜欢跟他说话的，俩人还聊《红楼梦》呢。”
于是她小憩一下，还没倒过来时差就来找我。而说了此事之后，她又说：“我不强求人，你要不愿意见我们家人，那就算了。”
我自然说：“离婚的时候不是说过，买卖不成仁义在么？这点儿忙我怎么可能不帮的。”
茉莉谢了我，便面色轻松地和我进屋吃早饭。这时姚睫已经醒来了，正在卫生间刷牙洗脸呢。茉莉走过去，对她说：
“你好，我是茉莉。”
姚睫满嘴白沫，叼着牙刷弯着眼睛对茉莉笑笑。我只好替她介绍：“这是姚睫，睫毛的睫。”几分钟之后，我到厨房热好牛奶，和两个女人坐在餐桌上吃油饼。姚睫问：“你们要出门吗？”
我含糊地点点头，茉莉却说：“你也一块儿去吧。到我们家坐坐，就算认识了。”
姚睫看向我，我不置可否地说：“随你吧。”
没想到她还真去了。我们开上b哥的捷豹车，她们两个坐在后座，相互之间友好得好像一对姐妹，姚睫很羡慕茉莉在工作领域取得的成绩，问了她好多大公司里的事儿。我在前面说：“你也好好努力，将来当一人民买办。”但是俩人倒都不怎么爱理我了，反而把我晾起来了。
那天见了茉莉的家人，气氛远远比我想象中要好。她的舅舅和表哥本来特别看不上我，当初坚决反对茉莉和我结婚，但此时却也有了一笑抿恩仇的大度，并为以前嘲笑过我而道歉。茉莉的妈妈是个重点中学的特级教师，她此刻对我更是亲热。因为女婿不是女婿了，她反倒记起我的许多好来，说：“那时候家里有重活儿，就都是你干，现在还麻烦你，多不好意思。”
看到姚睫，她还拉着她的手说：“他这个人，优点缺点都鲜明，总的来说，还是优点多。”
听到这个党报评价前任领导人一样的定论，我说：“您说得很客观。”
在这个过程中，姚睫倒是随遇而安的样子，跟谁都彬彬有礼地打招呼。别人一定把她当成了我的女朋友，她也没解释什么。而茉莉呢，她一直抿着嘴，把嘴唇抿得极其薄，一张脸儿也绷得没有了血色。
看到茉莉的表情，我主动提出：“我们去看看姥爷吧。”我想的是，假如老爷子鬼使神差地认出我来，那就赶紧帮助这家人了了那桩心事。过去尽惹人家生气了，此刻有了利用价值，就得上干着让人家利用一下。但也可以料想，绝大多数的可能性，还是茉莉的姥爷见到我形同路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也应该赶紧滚蛋。他们家处于非常时期，想必是并不愿意和我这个不伦不类的“女婿”过多纠缠的。
知识分子家庭礼数多，大家又坚持着客套了几句，才开了各自的车。跟家人在一起，茉莉就不能坐我的车了，她上了她爸爸的那辆本田。而她表哥其实是个满脑子都是钱的俗物，他看见我开着捷豹车，眼睛很诡异地闪烁了一下，忙不迭地跑过来，问我：“现在在忙哪摊儿事？”
我指着车说：“给乡镇企业家当司机。”他就哦了一声，既失落又满足地走掉了。
身为一个在明史方面建树颇多的老专家，茉莉的老爷经过“有关部门”特批，被安排在了一家知名医院的高干病房里。我们拐到院落的一角，在一幢不起眼的小楼底下停了车，轻手轻脚地走进别有洞天、近乎奢靡的走廊。几个面目清秀，神色比寻常护士和善得多的小姑娘纷纷给我们让道，低声对茉莉的爸爸说：“首长好。”
她爸爸叫住一个穿淡粉裙子的护士长，问了几句情况，然后把我们引到老爷子的病房门口。大家围着门站了会儿，一致目视着我。那种孤注一掷的期望，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即将上场、多半会被揍得稀巴烂的拳击手。临进去的时候，茉莉的舅舅又想把茉莉拉到我身边，让她和我并排进屋。他一定认为，这么做能帮助老爷子记起我来，但茉莉的妈妈叹了口气，失落地说：“不必了，连茉莉也认不出来了。”
看来没有人真的对我抱有希望，他们只是在尽人事，然后就可以坦然地接受天命了。想到自己其实是帮不上忙的，我忽然感到内疚起来，不仅对于这些曾经的“亲人”，更是对于茉莉。此时的茉莉，看起来就不像早上刚见面时那样惊艳了。她的妆化得非常好，但只要多看几眼，便遮不住缺乏血色的皮肤、隐隐漫延的鱼尾纹了。她的平静的表情下，藏着深刻的倦意，那幅倦容不光是洲际飞行造成的，还有长久以来操劳、怨恨的原因。
对于她的风霜，我难逃其咎。
这时茉莉的爸爸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看看姥爷去吧。”他把事情说成了“我想看他”，倒让我心里安稳了一点。我就轻敲了两下门，然后推门走了进去。高干病房就是不一样，一个单间的面积足有五十平米之大，收拾得一尘不染，床的后面，是一扇一人多高的大飘窗。在我们这个国家，只有少数老人能在这种环境下心安理得地等死。当然了，对于行将就木之人，这种额外的尊严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他们大多数已经没有心力考虑自己的待遇是否“达标”了。
茉莉姥爷的状态倒还好，起码安静。他背后垫了两只垫子，默默地靠在床上。几年没有见面，这个老人此刻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缩”了。在印象中，他还是一个颇为高大、魁梧的老头儿呢，若不是脸上那股子文气，说是一个老拳师也有人信——而现在，他显得非常之小，小得像被抽干了身体里所有的水分（因此他的胳膊上插了一根管子，在把水分一滴一滴地补充进去）。他仿佛一段干肉，被放在古代的祭台上。
别人围在床边站好，静默垂首，好像正在为迟早有一天的遗体告别仪式进行彩排。而我想起自己的任务，只好硬着头皮上前两步，说：“您好。”
让我颇为吃惊，茉莉姥爷的精神非常清楚，说话也字正腔圆的，此刻还象很多老范儿北京人那样带着“戏腔”：“你也好。”
我说：“您……还好？”这就是身体方面的问候了。
“还好还好。”他说，“就是快死了。”
尽管孝子贤孙们统统在场，但我还是没憋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这老头儿即使变成了如此模样，但仍然是“这老头儿”。记得过去，他就是一个特别爱“逗”的人，而且说得上是个不大不小的“玩家”。好像和王世襄还挺熟。当初茉莉非要和我结婚的时候，他们家人都不同意，他一样也不同意，只不过别人是嫌我玩物丧志，他却嫌我不够玩物丧志——第一次登门拜谒的时候，他正在小院儿里抖空竹呢。看见我来，便叫我也抖，我不会，他就不满意了：“这小子怎么这么笨。”
我不光空竹不行，养蝈蝈、雕葫芦也一概不行。对于老北京人的那一套提笼架鸟的把戏，我一贯持有本能的排斥态度，觉得那也是一种装逼，属于“伪民俗”。我的一窍不通让茉莉的姥爷非常失望，但是他一直特别疼爱外孙女（虽然这时已经认不出她来了），就对我说：“你好歹给茉莉争点儿面儿啊。”
我一想，这个“面儿”指的不是封妻荫子，而是斗鸡走狗，这个“面儿”还是可以争的。于是我说：“别看我不会抖空竹，可是我还会滚铁环呢。”
再次登门的时候，我就带上小时候玩儿的铁环，给老头儿滚了一番。他沉吟道：“有点儿意思了。”我一鼓作气，又说：“我还会骑自行车。”
他说：“找一猴儿训俩月，它都会骑自行车。”
我说：“我不光会骑得快，还会骑得慢。”
这也是我上学的时候练就的本领。我可以踩着蹬子，让车以蜗牛的速度前进，而且稳稳当当的也不倒。这让茉莉的姥爷大开眼界，又说“有点儿意思了”。后来，他才知道我会拉小提琴，还是童子功，就埋怨我：“你怎么早不提梵娥琳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