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姚睫来搪塞我。”茉莉说，“我问过她了，你们不是一对儿。”
“你什么时候问过？”
“那天你跟我父母打招呼的时候，我悄悄问她的。”
“你的心可真细。”
“我也不想弄伤别人。假如你跟她成了，我决不会跟你说这些话。”茉莉优雅地拿起酒杯，喝了一口，但我看到她的手都在抖。
我只好抬起眼睛，直视我的前老婆：“好吧，那你有什么好建议？”
“跟我去美国，或者我回中国，这都无所谓……只要你还喜欢我，我们就在一起，好么？”
我的灵魂仿佛脱离了身体，在饭店的天花板上盘旋——同时看到“自己”僵直地和茉莉对视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说：“不。”
说完这话，我以为茉莉会再次哭起来，可是她没有。她只是靠到椅子上，闭了许久的眼睛，仿佛在养神。
然后，她睁开眼睛问我：“因为你喜欢姚睫，对吗？”
我重新凝视茉莉，慢慢地说：“我的确喜欢她，可我不会跟她在一块儿。我已经不想和任何人在一块儿了。”
“为什么？”
突然之间，我也有了掏心窝子的冲动。那些每次见到姚睫都会想到的事情，我原原本本地讲给了茉莉：“你们都说我是个好人，那我就姑且认了，按照这个荣誉称号说下去吧……我确实在乎你，现在也在乎姚睫，我在乎我喜欢的任何一个人。可是因为在乎，我有点儿不堪重负了。我既怕伤了你们，又怕让你们失望，而我天生就是会让人失望的。咱们且不说挣钱养家这些俗务，就说精神层面吧——一个本来和我素不相识的人，她的生活突然就和我息息相关了，我得负担她的喜怒哀乐伤春悲秋美好理想残酷现实，这让我觉得可怕。我顾自己还顾不过来呢，哪儿还有本事去顾别人？而且我有资格让别人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吗？我可没那么恬不知耻……为什么有的动物永远离群索居——猫科动物老虎豹子什么的？它们不是不喜欢同类，它们只是把同类看得太重，以至于自己无法负担了。”
茉莉瞪大了眼睛，仿佛第一次认识我：“我从来没看出你是这么想的。”
“以前没这样，那是因为我少不更事。”我继续坦白，“是和你的婚姻让我变成了这样一个人……当然也不能全怪你，也许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就懦弱了。”
“你有勇气孤单到老么？”
“一个人的事儿，再怎么着都好说。说得残酷点儿，人与人之间的爱恋关系也挺耽误人的，它会阻止我们变成伟大的人……你知道甫志高——《红岩》里面那条毒蛇——是怎么叛变革命的么？为了爱情。”
“那是革命战争时期，你呢，充其量是一独身主义者，你还打算变成什么样的伟人？”
“你别看不起我。我虽庸庸碌碌，也有我的追求。”
“说给我听听。”
“那就是：不当一个俗人。听着简单可是中国那么多人没几个能做到的我跟你说。我孤身一人可以活得身轻如燕，当人人都在钻钱眼儿的时候我可以去钻别的眼儿……有人可能会把我当成一条蛔虫，可我觉得蛔虫也比财迷心窍强点儿。说得再具体点儿，我可以想干嘛干嘛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去哪儿去哪儿——中国人现在挺自由的，之所以觉得不自由那都是自己‘作’的。”
“又把自己说成当代英雄了。”茉莉看了我一会儿，说，“你这人就这样，哪怕当混蛋也要当出点儿英雄主义的崇高意味来。”
“你可以说我意淫。”
“不，我爱你爱的就是这个。”
不知不觉间，茉莉的神色就没那么凝重了。我们的“摊牌”活动已经结束，她眷恋而饶有兴致地瞅着我，就像当初刚认识我的时候一样。
“我真幸运，在你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之前认识了你。”
“燕妮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也是你的不幸。”
“我只是同情姚睫，她要是爱上了你，那可真亏了。”
“不不不，不必为她担心。”我说，“姚睫那么年轻，她比我们都小得多，她的家也不在北京——恰恰如此，她有权力比我们生活得更真诚、更自由。她有麻烦的时候我愿意帮她，但我不想成为她的羁绊。”
那天晚上，我和茉莉一边絮絮叨叨地谈着人生，一边又要了两瓶红酒。在我的醉眼中，茉莉的面容越发清晰。她浑身充满了与命运搏斗的力量，她身着盛装却又让人想起默默无言的长跑运动员。
“说开了就好了……”茉莉颤颤巍巍地与我干杯，“我能理解你。”
“我说这些话，是不是太残酷了？”我问她，“你姥爷又刚去世……”
“他老人家就不是一俗人，你这么做，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服务员走过来，挂着国营饭店特有的、既客气又嫌恶的表情告诉我们，他们要打烊了。我们结了帐，从饭店出来，“地铁二环”已是一派华灯初上的景色。在我们小的时候，北京的“前三门子”还是一片遭人鄙夷的地方。从有皇上的时候开始，这儿就住满了引车卖浆之流，著名的“龙须沟”在不远处揭露着旧社会的臭，歌颂着新社会的香。每当夏天的雨季，南城的立交桥下仍然会泛水，水里漂浮着熄了火的汽车和各种小动物的尸体——解放后的一大进步在于，尸体的种类越来越少，死孩子是肯定杜绝了。直到我上中学，还在崇文门往南的那片胡同里见过赤着上身、胸前挂着俩面口袋骂街的老太太。
现在好多了。大批不明就里的斯文人被从全国各地连哄带骗地安置在此处，一进北京就能混成“城里人”，他们还觉得占了便宜呢。当然，随着人口成分的变化，“前三门子”也变得越来越体面了，到处都是新建的商场和写字楼，仅存的几条胡同也被当作旅游景点保留了下来；老市民们一边窃喜地算着升值的地价，一边臭骂政府“不懂保护文化”。
我和茉莉都两腿发软，相互搀扶着往城市的最中心走去。那里的灯火不同于别处的灯火，那里满眼都是政治的霓虹。从崇文门去找天安门，你必须知道“北在哪里”。我们没走大道，而是从一条小街绕过了曾被老一代顽主扬言“装四个轮子推走卖了”的前门楼子，转瞬看见无比恢宏开阔的景象：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主席纪念堂……
啊，不管它们象征着什么，我仍然为那巨大的象征能力而感动。
广场上的人依然很多：外地游客、武警战士、傻逼呵呵等着明天早上升旗的团委干部……五一节快到了，工人们正在空地上搭台子，装扮一个什么露天展览，大团绽放的迎春、串儿红已经由园林局的大卡车拉过来，准备列队。这一路走来，茉莉一直挽着我的手，傻笑着。到了大会堂门口，她干脆说：“脚疼。”然后就脱了高跟鞋，赤足在水泥路上走，两只鞋在半空中甩来甩去的。一个巡逻的武警战士驻足，警惕地注视我们，我嬉皮笑脸地对他说：
“就是喝多了——没冤情。”
那小伙子严肃地说：“请你自重。”
经他这么一说，茉莉反而唱起歌来了，引得我也口齿不清地跟着哼哼起来，胡言乱语却不知唱的是什么。我敢说，她这些年从来没有如此不像样儿过。也许是看见天安门仍然大红一片地戳在那里，她的心里就踏实了，也敢于撒娇耍赖了——尽管从政治身份上讲，她此时已经是个美国公民了。
在广场的最北端，我们隔着长安街直面天安门的时候，我还开了个无聊玩笑：“东长安街上的第一个标志性地标是什么？”
茉莉猜是赛特商场、王府井、友谊商店，我都说：“不对。”
她说：“那是什么？”
我说：“毛主席的痦子。”
茉莉笑了一声，突然就抱住了我。我感到她的脸埋在我肩膀上，一只腿轻巧地翘了起来，半个身子的重量坠在我身上。除了嘴没对嘴，我们的姿势像极了二战结束后的那一记“世纪之吻”。他们是露水情缘，我们是离散夫妻，但这一抱之后，大家都要天各一方。
“你还记得第一次说喜欢我，是在哪儿么？”茉莉在我耳边神秘地问。
“在哪儿？”
“就在天安门。”
“我怎么那么不会挑地儿。”
“哪儿有，挺浪漫的。”茉莉说，“当时有个什么活动——九零年亚运会好像是，我参加了团市委组织的游行，一群积极分子举着熊猫盼盼载歌载舞。刚走到广场边儿上，你就和几个野小子骑着自行车过来，抢我们的熊猫……”
我回忆着往事：“得手了么？”
“熊猫得手了，不过人没得手。你拎着熊猫往前骑了几十米，突然折了回来，跟我说想‘交个朋友’，然后你就被老师抓走了，你们那伙儿人就你一个落网的。”
“咱们那时候才刚上初中吧……我已经出落成一个豪杰了。”
“后来咱们在大学再见着的时候，你又找我搭讪，没觉得我答应得太快了么？那是因为我一直记着你呢。”
“这就叫：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也不知道你将来会不会把我给忘了。”
那晚一直晃荡到洒水车开过，我们才返回新侨饭店门口取车。回去的路上，茉莉已经安静了下来，默默地揉了会儿脚，穿上高跟鞋。车停在她姥爷旧宅门口的时候，她彻底恢复了端庄、冷静的姿态，笑笑对我说：“过两天我就回去了。”
“走好。”我说，我顿了顿，又说，“你会怎么过？”
“一个人照样能好好过，接着奋斗呗，为美国人民多做点儿贡献。也幸亏你不想和我在一块儿了，否则我可能到头来又会后悔放弃工作了。”
“美国人民应该感谢我。”
“你呢，你打算干点儿什么？”
我惭愧地叹了口气：“原先说的咖啡馆一直也没开起来，要不我先干干这个？”
“你不提我都忘了。”
“可惜多半会亏本。”
“好歹本钱不是你挣的，亏了就亏了，先干起来就好。”茉莉的表情轻松下来，“手上一忙，心里不慌。有点儿事儿干总比闲着好——钱还够么，要不要我再给你追加点儿投资？”
“那肯定不用了。太大了我还应付不过来呢。”
“还准备用我的名字命名？”
“对，茉莉咖啡馆，挺好听的。”
“让人心里暖洋洋。”茉莉笑道，“好像我和北京还有联系似的。”
“本来就有嘛。”
我们靠在捷豹车宽大的皮座椅上，看着车灯射出的、几乎是固态的光柱，饶有兴致地聊了会儿开咖啡馆的事儿。茉莉给我描述了纽约几家名店的装潢、菜品，又承诺回去之后，给我拍些照片寄来。我和她一样起劲地说着这个光打雷不下雨的计划，心里明白：我们只是想营造出一种友好的、双方都心安理得的气氛，然后告别。告别时的心情，将影响我们此后的生活。
终于，当我们周围的空气变得舒缓、清澈的时候，茉莉拉开了车门：“得走了。”
“这次真走了？”
“讨厌，说得跟我粘着你似的。”她打了我一下，然后说：“赵小提，你好好儿过。”
“你也好好过。”
我看着茉莉娉婷地走进院落深处，忽然感到那扇院门犹如国界般不可逾越。茉莉所到之处，对我而言已经是异乡了。
令人惊异的是，我明明在和茉莉道别，却也在当天晚上和姚睫失去了联系。虽然能够大致猜测到个中的具体缘由，但光看这个结果，仍然会让人感叹命运的奇妙。生活里总是藏着隐秘的、遥相呼应的因素，简直像一场被设计好的戏，别人都看过剧本，只有你是不明就里的“本色演员”。
我对茉莉说过，自己不会和姚睫生活在一起，这是真心话。但是那晚，我仍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特别想看看她那张桃儿脸。我没有回家，而是前往b哥的小院。路不远，开车的话没几分钟就能赶到，路过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门口，我停车下去买了几个三明治，给自己的深夜造访找到了借口。
胡同里的路灯仍然亮着，但给人的感觉仍是漆黑一片。我像个盲人一样摸索着，找了好半天才攥住四合院的门环，轻轻叩了叩。
两分钟后，院里传出近乎于声嘶力竭的嚎叫：“谁呀？”
我对b哥那个胖乎乎的小老乡说：“我，赵小提。”
“找谁？”
“当然是姚睫了——她睡了吗？”
“她不在。”院儿里斩钉截铁地说。
我的头懵了一下，又重复了一遍：“我找姚睫。”
“说了不在。”门陡地打开，露出小妹子胖乎乎的圆脸。很有趣，我本来将信将疑的，但一看到这张脸，就知道她说的是实话了。她的脸上带着恐怖片里才有的惊悚表情，显然是独守着一座鬼里鬼气的大宅的结果。
“她……去哪儿了？”
“走啦。”小妹子的口吻仍然很像一个二百五。
“走哪儿了？”
“没说。”
我急了：“你傻呀你？一个大活人要走也不问问？”
小妹子委屈起来，这才把姚睫离开的经过说得有条理了：“就是前两天吧，她一直在打电话，问租房子的事。我说：你要走呀？她也不告诉我。到今天，她就把东西都收拾好，背着大包出门，我又说，不告诉那俩王八蛋一声吗——那俩王八蛋就是你们俩——她就说，别告诉他们啦。”
“然后你就答应了，没告诉我们这俩王八蛋？”
“谁在我跟前我就答应谁呗。答应了就要遵守约定。”
我看着这个小妹子，非常想揪住她的耳朵，拽离地面两尺，看看能不能把她脑子里缺的那根弦拽出来。但是一张嘴，我却一个“喷口儿”笑了出来：
“行行，你做得很好，我表扬你。”
“谢谢。”小妹子听不懂好赖话，真挚地说。
我掉头离开的时候，她又在后面跟了一句：“你再帮忙给我那老乡带个话呗。”
“什么话？”
“让这王八蛋快点回来，这大黑夜的就我一个人，害怕。”
“吓死你。”我落井下石地说。
“你还真是个王八蛋。”
我一边沮丧地和小妹子对骂着，一边回到车里，拿出手机，给姚睫打电话。她关机了，看来是真“走”了。至于为什么走，我也是能够理解的：假如她喜欢我，茉莉的到来让她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假如她不喜欢我，就更没必要和我这样一个家伙胡搅在一起了。她还年轻，还有能够像画卷一样展开的新生活，而我已经是意志消沉的代表了。对于姚睫的走，我很支持，很赞成，我觉得有志青年就应该这样——假如她是二十一世纪的林道静，那么我比余永泽要通情达理得多。但是我心里仍然很落寞，这感觉，比当初茉莉离开我还要真切。
此后的几天，我又重复了过去的习惯，隔三岔五就会拨一次她的电话，听到代表中移动的那娘们儿沉稳地告诉我“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之后，我的心里就会踏实下来。等到下次再难受，就再打一遍，然后再用劝过自己无数遍的道理自我开导一番。
直到有一天，电话通了。我反而像闯了大祸，赶紧按了取消键。隔了十来分钟之后，姚睫回了过来：
“……有事儿么？”
“没事儿。”我说，“就是问问你怎么样。”
“挺好的。”她说，“我离开北京了，在青岛找了个工作。”
“做什么？橱窗设计么？”
“你说对了。”
“恭喜你。”
“谢谢你。”
“你……好好过。”
“好好过。”
然后我们不约而同地道别，挂了电话。再见到那张桃儿脸，已经是几年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