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男人眼里，我这种人肯定算得上一个标准的无耻之徒：不求上进，混吃等死，寄生在一个勤劳的国度却热衷于以最尖酸刻薄的言辞来侮辱那些勤劳的人——借此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都三十多了，我的生活基本上由三个部分组成：啃老、吃软饭、充当流氓资本家的帮闲。要是把我这种人像犹太人一样统统赶进毒气室，然后再加工成肥皂、锉骨扬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码能提前十年。但是纵使真有那么一天，我也会遗憾地申辩：群众真是瞎了他们雪亮的狗眼。我何罪之有，只是不想当傻逼而已，居然就成了社会的异端分子。
还好，极少数聪慧、美好的女性是了解我的。对于她们，我也不惮于坦露心扉：鄙人其实还怀揣着一个幼稚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理想。身为凡人，在当今的世道，我固然没能力也没机会上马安天下，提笔定乾坤，但理想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嘲笑的。在不危害社会也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我希望自己过得潇洒一点儿——其中包括执意单身。姑娘们已经给了我足够的欣赏和宽容，我也不能耽误人家呀。
作为一个卑微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我的潜意识里，还隐隐期望日子不要像眼下这样平庸、繁琐，我希望生活里能够有点儿小刺激。非常幸运，在和茉莉、和姚睫都断了线之后，我的期望实现了——差点儿把我给毁了。
在此后的一年多，我发扬了难能可贵的、对于本人来说简直是奇迹的实干精神，把“茉莉咖啡馆”开了起来。这毕竟是我答应了茉莉的事情。因为我拒绝和她一起生活，伤了她的心（茉莉很坚强，没有表现出来这一点，但我感受得到），所以开店这事儿，对我来说就有了近乎于赎罪的意味。这一次，我没有瞻前顾后，以“尚未考虑周全”为借口拖延下去，而是说干就干，迅速在北太平庄附近的一条胡同里租了一间门脸房。
那地方挺安静，地处北京师范大学的北门外，不临街却也足够显眼。房主是一个退休的会计师，曾经帮助一家来路可疑的公司上了市，并从中斩获颇丰，如今刚在昌平买了套别墅，准备养老了。
“我也不指着房租赚钱，就希望找个踏踏实实的主儿，别一天到晚给我找事儿。我们对门那个，上个月刚被警察……”那个长得很像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人的富婆抬了抬金边眼镜说。
我对她说：“您是担心我收容妇女卖淫么？放心，我没那么野的路子。”
尽管一再声称“不在乎那俩小钱儿”，但房主还是把价钱一口咬定在每年十二万，一分钱不能再少，而且还得一次付清。她告诉我说，这边“就是这个价钱”，如果便宜了我，会在其他房主中激起公愤的。这时我就能理解对门那家发廊为什么会铤而走险了，光给客人洗那些法律允许洗的地方，猴年马月也洗不出那么多钱来。
但想想南罗鼓巷和平安大街的价格更贵，而这边挨着学校，客流还算密集，我就一咬牙答应了。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假如在上客的点儿没有空桌，翻台也稍微频繁一点的话，还是有得赚的。咖啡虽然不是一个你想涨价就涨价的东西，但眼下的毛利还是比汽油高点儿。
茉莉留给我的“启动资金”总共不到三十万，这在当年还是一笔挺大的钱，很多人挣到这个数儿就开始琢磨纳妾了，但放在这两年的物价里衡量，也仅仅够当个小业主的。我租下房子，到务工市场找了几个冒充成江苏师傅的安徽人，让他们按照纽约一家咖啡馆的样式装修。装修的图纸和照片还是茉莉本人从大洋彼岸寄过来的，以她下班后常去的一家东欧人开的咖啡馆为样本。如此赤裸地翻版人家的创意，我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但茉莉写信坚持建议我这样做：
“这样一来，我再到美国的这家店时，就会觉得自己身在北京。”
这话又让我伤感了一会子，并且再次体会到了茉莉人在异乡的孤独。我甚而预感到，茉莉又会再对我倾诉些什么了。但是茉莉毕竟是茉莉，她仅仅感时伤怀了这么一小下，就不再理我了。直到我把装修好的图片发给她这个“出资人”审阅，她才回了一封简短的信，对我表示欣慰。她很忙吗？她决意忘了我这个人吗？假如是这样，我也对她表示欣慰。
安徽工匠的复制能力极强，他们把两间中国平房活生生地装修成了北美风格，就算找不到原版里那么大张橡树原木的吧台，他们也有本事用大芯板贴皮仿造一个。当然，面积的缺陷是没人能弥补得了的，茉莉给我看得那家咖啡馆足有两百平米，我的连人家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因此到头来只能求其大意。由于规模所限，我们也就不算彻头彻尾的抄袭了——“具体而微者也”。
刷完最后一层漆之后，我去买了一台长相酷似某种刑具的多功能咖啡机，此外还有厨房里的全套用具。这时才想起来，想要经营某些类型的进口饮料，还得到有关部门办个许可证，而这个过程的繁琐程度，几乎比再开一家咖啡馆都费劲。橱窗后面的经办人翻着白眼对我说：“早干嘛去了？等明年再说吧。”
无可奈何，我只好采用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托b哥找了个卫生局的熟人，给丫塞了几千块钱。没三天，证儿就下来了。
万事俱备，我只差两个面貌纯良的服务员。原来的意思，是打算让b哥那个胖乎乎的小老乡在我这儿干的，但是我刚提出这个建议，已经搬回小院儿住的b哥就愤怒地说：“那我怎么办？”
说得好像这两个人已经开始通奸了似的，而在外人看起来，他们一定是在通奸——否则怎么就无缘无故地住在了一个院子里？许多邻居甚至风传小妹子是b哥买来的呆傻性奴，每日价“光着膀子在屋里乱爬”。依照b哥这人以前的生活状态而言，假如不取消流氓罪的话，把他抓进去关个十年八年也不冤枉，但这一次，我可以作证，他和小妹子还是很干净的。因为有一天早上，我到他那儿吃早饭，听到他在破口大骂一个叫“陈勃”的人：
“你妈的陈勃，我操你妈陈勃。”
“打丫陈勃，”我接过小妹子递过来的油条，起哄道，“对了陈勃是谁啊？”
b哥深沉地对我解释：“晨勃是一种生理现象。”
接着，他晃了晃手里的日本色情杂志：“苍井空也帮不了我了。哥们儿痿掉啦。”
“恭喜你。”
“共勉吧。”
我的看法是，b哥裤裆里的那东西早年作孽过多，因而被上苍收去了腾挪变化的能力。他则自然而然地将病因归咎到做噩梦这件事上，他认为，噩梦严重地伤害了他的精神系统，导致了他的阳痿。b哥按照公共汽车车身广告的指引，跑了好几家男科医院，中西医都试过了，有一阵吃虎鞭就像吃萝卜一样，但是一点好转也没有：“还是软的。”
而男人一旦确认了自己是一个阳痿，就会自觉地羸弱下去——尽管这厮仍然能吃得下两海碗烩面，仍然能拎着砖头追打邻居家的狗，但在潜意识中，他已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病人了。他开始哀鸣、瘫软、往额头上贴狗皮膏药，成天躺在摇椅长吁短叹。天气刚刚转凉，他就往身上盖了条大红毯子，乍一看酷似刚刚逝世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以后我要用一个残疾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了。”他对我说，“上下两根管子，上面的吃流食下面的排尿。”
这样一个状态，身边自然离不了一个随身伺候的人了。而考虑到此人财大气粗，一般人还真不能胜任——谁知道哪天就谋财害命，把他药死了呢。只有那个小妹子比较合适，说她傻也好，说她其实有慧根也好，总之绝不像个贪财的人。
这俩人居然过出了相依为命的味道。
而我咖啡馆招来的两个服务员，说来也是因为缘分。一个男孩是个跛子，他原来干的是送水工。我见到这孩子的时候，他正骑着一辆三轮车，拉着几筒矿泉水从胡同里穿过，因为腿一条长一条短，车也就骑得一下快，一下慢。快到街口的时候，侧面来了一辆汽车，把三轮车撞翻了，水桶破裂，路面登时成了一片汪洋，而这男孩还在一步大，一步小地追逐一只幸存的水桶。那辆汽车的前灯被撞裂了，司机跳下来揪住他，逼他给水站打电话，索赔。水站问了问车灯的价钱，当机立断的把男孩开除了。
司机认为自己吃了大亏，气急败坏地要揍那孩子，被我拦住了。我给了司机几百块钱，问男孩愿不愿意当服务员。男孩表示，他一定会勤学苦练，掌握在颠簸中把盘子端稳的技术。
另一个女服务员，以前是保姆，伺候一个七十多岁的离休老干部。那老头儿因为下巴合不上，常年在流口水，所以必须在胸前罩一幅围嘴，模样非常返老还童。而就是这么一个老头儿，每次保姆经过他身边的时候，都要雁过拔毛地摸上一把，有的时候摸屁股，有的时候摸大腿。小姑娘一叫，他却有的时候要做出和蔼的模样：“怎么啦，脖子里钻进一只虫子吗？”有的时候一脸严肃地抖抖手里的《参考消息》：“不要打搅我思考国际形势。”
然而这还不是保姆受不了的原因。令她最终崩溃的，是那家老太太的态度。当这姑娘向她控诉的时候，老太太一边看着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一边嗑瓜子，一边通情达理地说：
“男的上了年纪，也就这点儿本事啦。我是看开了，没什么意见，你多担待担待就行了。”
小姑娘担待不了，就卷了铺盖卷，从干休所跑出来，坐在路边哭。正好我回部队大院的家里搬几副装饰画，就把她一起带了回去。
咖啡馆开张的时候，倒是声势浩大。甭管关系好不好，我把以前的同学朋友全请了过来，招待那帮孙子白吃白喝了一顿；马流氓还找了几个真假难辨的记者，煞有介事地举着相机拍摄，说会登到《精品购物指南》的“美食休闲版”上。后来我等了仨月，也没在报纸上找到“茉莉咖啡馆”的名字。
这种场合里的亮点自然还是b哥喽，这厮居然真的坐着轮椅来了，由那个愣磕磕的小妹子推着，频频向群众招手。旁人问我这是谁，我都回答：“中国瘸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