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起来，好像那个叫凯丽的人，才是咖啡馆的真正买主，而欧阳艳是她在北京的助理和“闺蜜”。有两次，欧阳艳还用“凯丽”威胁我说：“给你工钱是让你唱曲儿的，不是让你锯木头的，哪天老板偷偷过来听见，当场把你赶出去。”
很可惜，我对那个风头十足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凯丽”毫无兴趣。越神秘的女人就越有魅力，这是年轻人才会有的感觉，而我早就老喽，老得对一切圈子和人都没有好奇心了……
唯有那么两次，我透过咖啡馆的毛玻璃，恍惚看见对面的奶酪店里似乎有一张光洁、明媚的脸，忽然就怅然若失了。姚睫还在北京么？假如她路过这里，会不会听见我在拉琴呢？
就这么过了一个夏天。到了蝉鸣渐弱、人们纷纷穿上薄外套的时候，董东风给我打来电话，请我履行几个月前的约定。在那个本该百感交集的场合，我再一次见到了姚睫——她的新名字已经叫做“凯丽”了。
那天清晨，我提前给欧阳艳和另外两个地方的经理打电话请完假，然后背着琴盒出门。在明亮的秋光里，我坐在公共汽车靠窗的座位上，看着北京的天一寸一寸地高了上去。国庆节快到了，园林局的卡车正把不计其数的花盆运往天安门，一些体格健壮的学生则骑着山地自行车，撅臀探首地和长安街上的汽车比赛。
董东风告诉我的地址，在北四环“望京”地区的一栋新建的写字楼里。最早的时候，那片地方就是一片农田，后来也不知怎么搞的，就成了在京韩国人的聚居地，街上的烤肉馆数都数不过来，连商场里的价签也是中韩双语的。记得声色犬马的日子里，b哥还专门叫上我们一群人，到附近一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官方开办的饭馆里大吃大喝，并且提前向我们渲染：“那儿的服务员都是不折不扣的朝鲜美女，刚从‘伟大统帅’百年华诞的阅兵仪式上退下来的。”
到了那个到处挂满了彩色气球、装修风格酷似八十年代大学食堂承办的舞会的饭馆，b哥还装疯卖傻地攥着一个饼脸小姑娘的手说：“贵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怎么样了？”
“一片大好。”那姑娘用中朝两国通用的措辞回答我们。而那天吃完饭，端上来的账单把b哥这个土财主都吓了一跳：一盘烤牛肉居然要五百块钱。
“没见过这么赤裸裸地抢钱的。”b哥癫狂地笑道，“党要是作起生意来，连资本家都会被逼得无路可走。”
因为附近仍在大兴土木，公共汽车在“广顺南大街”就再也挪不动了。司机索性打开车门，让乘客们钻到摩肩接踵的车流里各奔东西。我奔向路边的时候，差点被一辆“甲壳虫”汽车撞上。那个司机是个戴着大墨镜的年轻女性，躲在贴了膜的前挡风玻璃后面，受了惊吓似的看着我发愣。我向她摇摇手，示意自己不对，然后匆匆走了。
“望京”这边的市政规划风格诡异，不仅路名独立成章，找不出与城内其他到路的联系，而且很多街道都是斜的，很多适应了“走正道儿”的北京市民到了这边都会迷路。我在韩国特产“真露”烧酒的广告牌下踯躅了好一会子，最后决定向外宾问路。一个穿拖鞋带棒球帽的小眯缝眼胖子热情地说：“跟我走吧。”
二十分钟之后，我被好客的韩国朋友带到一栋亮闪闪的写字楼门口。因为已经过了上班打卡的点儿，大堂里空空荡荡的。我按照董东风给的地址，乘电梯到了五楼，很快就在走廊的顶头找到了“北京第八年设计工作室”的招牌。
这公司的名字挺有意思，室内装潢也与极其标准化的写字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连接上下两层的原木楼梯、铺着大块圆地毯的阳台、电脑桌都被安置到了墙角……阁楼顶上，还开了一扇巨大的天窗，把切割得整整齐齐的方形阳光投射下来，仿佛在屋里摆设了一个坚实的结晶体。头顶，传来城市上空的鸽哨声。
屋里并没有什么人，只有两三个长相极嫩的小姑娘小伙子正在布置“会场”。说是“追思会”，却也没搞成一派惨状，只是在厅里放置了一张巨幅照片，上面是董太太不坐轮椅时的模样。那个时候，她还年轻，大概只有二十出头吧？梳着八十年代风格的两条麻花辫，手里展开一本厚厚的书，靠在湖边的树上，对着镜头笑着。妈的，岁月啊。
我正在照片前楞着神，董东风从楼梯上走下来，招呼我：“赵小提。”
他也并没有为今天的“仪式”换上正式的衣服，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牛仔衬衫。我放下琴盒，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董老师……我是不是来早了……”
“没有没有。”董东风说，“说是她生前的朋友，但我也都不熟，倒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所以想让你早来会儿……谢谢你带琴来。”
我接过他递上来的皱巴巴的“红塔山”香烟，点上之后再次环顾四周：“这地方不错——怎么找的？”
“一个……朋友的公司。”他有点尴尬似的介绍说，“你知道，我已经掉到外地，不算咱们学校的人了，所以也不好意思向原来的单位借场地……就是这个追思会，我也觉得没什么必要办，都是那朋友帮忙张罗的……”
“朋友”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既像刻意加了重音，又好像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而在我的印象里，董东风是个孤僻的人，以前没听说过他还有什么热心肠的“朋友”呀。我笑了笑说：“这朋友不错呀，人好，混得也不错……”
“也不知道他今天来不来——太忙。”董东风说完，叫我上楼和他一起喝茶。我们抽着烟，聊起这几年各自的生活：我在北京的日子，他在新疆的日子，还有董太太最后的那段时光。我比他小了十来岁，过去在他面前还像个孩子，而现在，却已经是两个同样沧桑的老男人在闲扯了。让我不由得感慨：这几年，老得真够快的。
有心无心地聊了会子天，来宾也陆续到齐。大多是些保养得相当好的中年人：有董太太上学时的同学，有董东风的同事，还有以前在大学家属院的邻居。董太太的弟弟还在国外，没法干过来，不过他给董东风打了电话。房间里人声嘈杂起来，“追思会”也就顺理成章地开始。大家在厅里松松散散地围成一圈儿站好，董东风致谢，说了真挚而客气的套话，随后是亲朋好友轮流发言。
按照说好的方式，在那些人说话时，我在窗角拉琴。不得不承认，这幅景象多少显得有点儿“傻”，但看看照片上的董太太，我很快也就自然了。曲目是我自己选的柴科夫斯基“弦乐四重奏”里的小提琴部分，倒也应景——鲁宾斯坦去世之后，柴科夫斯基写下了这首挽歌。在《日瓦戈医生》里，拉娜的母亲去世时，男主人公在沙龙上听到的，大概就是这首“如泣如诉的四重奏”。
有人在回忆共同的童年，有人在追述逝者坚强的性格，还有一位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表示抱歉——他曾经希望将董太太对比名著译本的笔记作为学术著作出版，但一直没有实现。在这种场面里，往事自然纷至沓来，时光也像折纸一样被反复折叠，最终与当下重合。气氛感伤但不凄惨，人人脸上都挂上了近乎于坦然的惆怅。因为大家都忙，很多人说完话就离开了——临走前和董东风握一下手，还有人对我点点头；我则尽量表现得无动于衷，把眼睛从琴弦上抬起来，看看董太太的照片，或者望望远处……
就在又一次目送某个中年男子离开时，我在这家公司的门外看见了姚睫。
也不知她的模样变了没有，变了多少，反正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我认得她的身条儿、站立的姿势以及脸上明媚的气息。但我随即有点失落：她好像是故意躲在走廊里，不让屋里的人发现她；我能看见她，也是因为独自一人身处角落，目光恰好可以沿着大厅的对角线抵达她所处的位置。她为什么不直接进来呢？是因为不想见我吗？
这么琢磨着，我手上乱了一下，拉错了一个音。姚睫登时察觉到了什么，转身往外走去。那一瞬间，我的身体好像被冻上了，骨节间嘎嘎作响。但几秒钟之后，我已经在毫不自知的状态下放下琴，在众目睽睽之下追了出去。
她悄无声息地往电梯间走，我不紧不慢地在她的身后跟着。她的背影和走路的方式还是那么轻巧，只不过下半身裹在一条红色的薄呢子裙子里，步子没有以前那么急了。说起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姚睫穿裙子呢。哎呀，这个姑娘以前都没穿过裙子。
当她按下电梯电钮时，我不由得站住，琢磨着是不是在电梯门打开那一刹那跟上去。但此时，忽然有一票人吵吵嚷嚷地从我身后涌过来，是同楼层一家广告公司的人要下楼去开会。他们人很多，走到电梯口，把姚睫包在了里面。她在人群里摇摇头，侧身蹭了出来，走进了旁边一道写有“紧急通道”字样的木门。
这楼有十几层高呢，她打算步行走下去吗？我等了一会儿，直到那伙儿人都被塞上了电梯，才跟着走进了“紧急通道”。这里面别有洞天：阴暗、冷清，没打腻子的水泥墙上画满了“涂鸦”，不知是哪个年轻人的即兴之作。楼梯里回音很大，我下意识地蹑手蹑脚，往下走去。
然而才下了两层楼，我就站住了：姚睫正靠在墙上，仰脸看着我呢。她似笑非笑的，手上还夹着一棵烟……早知就不跟下来了，这种写字楼的楼梯间，通常会设有“吸烟室”的。
她没有露出吃惊的神色，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表情。我们就这么一上一下，在阴冷的楼道里隔着十几阶楼梯对看着。我们已经有三年多没见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开口说话：“姚睫……”却被自己的回声吓了一跳。
姚睫抬起胳膊，对我招招手。
我慢慢朝她走下去，同时仔细打量着她。她究竟变了吗？还是变了：无论是发型、衣着还是嘴上的唇膏，都远比过去要考究得多，每个线条都是那么精致。说来也是，姑娘大了嘛，二十五六了，哪儿能老像刚毕业是那么邋遢……不过有一点很让我欣慰，她的脸仍然让人想起一枚桃儿，既没干瘪也没熟得汁水四溢，还是那么光洁、明朗。我看她的感觉，甚至有一点像看自己刚长大的女儿。
那台阶真长……我好像走了很久才站在她面前，又等了一会儿，才为我们的对话开头：“好久不见呀……”
“是好久。”她说着对我眨眨眼。
“你怎么抽上烟了？”
“累啊。有时候得熬夜。”她说着，把薄荷味的“沙龙”牌香烟向我递过来。
我拿出一颗，又从她手上接过一只小巧的“都彭”打火机，点上：“比起很多夜猫子，你还算脸色不错的。”
“脸色好吗？我都开始画——皮了。”
“这也是必经之路。”我被她的俏皮话逗得笑了一下，随后问，“刚才怎么不进去？”
“气氛有点儿压抑……我受不太了这个。”
“你好像对这地方很熟。”
“对，我在这儿上班。”
我重新打量她一番：对呀，眼前的姚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上班族啊，浑身上下透着自食其力的姑娘特有的优越感。董东风说的借他场地的朋友，就是姚睫吧……他们是一直都有联系，还是也才接上头儿？我不由得这么想，同时有一个声音提醒自己：琢磨这个干嘛呀？
“白领丽人呀……”我又对她笑了。
“别骂人。”
“真是夸你呢——对了你也看见了吧？我重新拉琴了。过去跟你说我有这门手艺，不是吹牛皮吧……只不过功力大减，还是没完全捡起来……”
姚睫撅了撅嘴：“过去就没觉得你说假话。”
我们忽然沉默了下来，你一明我一灭地抽了几口烟。又过了半分钟，姚睫转过身去，把烟头捻在垃圾桶上的烟灰缸里：
“要不……找个地方坐坐？”
“好吧。”我说。
我们前后脚从楼梯间出来，重新走进电梯。在短暂的失重过程中，她的肩膀颤动了一下，短发上似有一缕流光掠过。她并没有看我，我也只是站在她身后，盯着她肩胛骨处微微的突起。她的小红衬衫亮得耀眼。
从写字楼大堂走出来，我仍然跟着她，被她带进了大厦后面的停车场，走向一辆橙色的“甲壳虫”汽车。这不是来时险些撞到我的那辆车么？这么说她早已看见我了……当时为什么没叫我？我疑虑着，心里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很快，那种感觉就被证实，随即严重扩大化了。当我们钻进汽车时，一个女孩从车前走过，笑着对姚睫摆摆手：“凯丽姐——”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重物狠狠撞了一下，连呼吸都急促了，却说不出话来。这么说，那个欧阳艳本来就和她认识？是姚睫不出面地买下了我的咖啡馆？甚至我后来重新拿起小提琴，开始卖艺为生，也是她的……安排？
姚睫却不动声色，以女孩间很俏的方式对车外的姑娘挥挥手，然后开车出了停车场。秋天明媚的光影从她脸上掠过，却让我越来越看不清她了。
“你现在话怎么少了？”在一个宽阔的十字路口，她一边打方向盘一边问我，“过去多贫一人啊。”
“是生活……”我不咸不淡地敷衍了一句，然后把话题转向她，“你的变化倒很大。”
“没什么变化。”她短促地说。
我敲敲“甲壳虫”的中控台：“这么说，就有点儿装……”
“也就是找着份儿工作而已，没什么。”听得出来，她虽然这么说，语气里还是带有明显的快乐——甚至是得意，“刚才看见那姑娘，她有一辆宝马呢，那就是找着工作那么简单了……得是找着个男人。”
这种说辞更让我觉得自己没地方放了。而姚睫则略微兴奋起来，一直到我们在北二环的那条胡同下了车，坐进“茉莉咖啡馆”，看着笑而不言的欧阳艳送过两杯茶来，她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这几年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