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在阔别二十年之久以后，再次拿起了琴。我背着那只德国仿制的“斯特拉迪瓦里”去了琴行，请人帮我修复它。问过我这些年是如何保存的这把琴之后，那个老师傅心疼地叹息道：
“没准已经废了。”
我想想自己的手也废了，便坚持着对他说：“您再看看。”
没想到，琴身竟然没有大碍，仅仅是金属件锈了。老师傅分析，可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工匠考虑到现代社会中保存乐器的困难，便在关键部位特别选用了经久耐耗的材质：
“算你运气好。很多仿造意大利琴的工匠本身都是高手，有些人擅长音色，有些人擅长花纹……做你这把琴的人挺特殊，专门在坚固耐久上下功夫。”
他又问我这把琴哪儿来的，我如实相告，是刚解放时，我妈妈那个乐团接收了一批国民政府进口的外国乐器，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单位经营不善，就把琴卖给个人了。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大潮中，我们家也就占过这么一点儿便宜。
“你妈妈真是个识货的人。”
很可惜，我妈妈看人的时候可没那么识货。她曾经一口咬定我天生就是“国交”首席的料，但眼下我却成了一个废物——而且是自己把自己给“废”了。如果告诉她，当年我的左手是怎么受的伤，她会怎么想呢？
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我怀着紧张的心情把琴背了回来。那位老师傅还免费送了我一个新琴匣。刚一进家门，我便小心翼翼地拉上客厅和厨房的窗帘，把大团明媚的阳光挡在了屋外。光线幽暗，可以帮助我消除胆怯。我抽了颗烟，又像洁癖一样洗了两遍手，然后才慢慢打开琴匣，看着新装上的一组琴弦，竟有一阵眩晕之感。
更没想到，我那被连打带骂磨出来的童子功，时隔了将近二十年，居然没有消失殆尽。有段时间近乎疯狂的酗酒，也没让我的听力过分退化。总而言之，“琴感”还有。
琴弓在弦上蹭出第一个音的时候，我简直像第一次射精一样哆嗦不止。
那几天，我像入了迷一样，没日没夜地在房间里拉琴。毫无疑问，如今的技巧和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原来打着哈欠也能拉得溜熟的一首练习曲，现在都磕磕巴巴的。有的时候才拉了两个小节就忘谱了，还得现翻乐谱。邻居一定以为楼里搬进来一个心不甘情不愿被家长逼着考特长班的“琴童”——就像我当年一样。
当然，更大的困难还来自于左手中指。从外表看，它完好无损，但只有我知道这根指头有多么乏力、疲软、不听使唤……那次粉碎性骨折，不光给指骨留下了阴天下雨仍会作痛的旧伤，大概连神经也出了问题……许多次，我脑海中已经响亮地奏出了一个音符，但中指仍然悬在琴弦上方，胆怯地迟疑，仿佛大脑的指令并没有传达过去……
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很多次粗野地对自己讨厌的家伙竖起这根指头。现在才知道，我的中指“操”不了任何人，只能“操”我自己。这是多么可笑啊。
但扰是如此，我心里的喜悦，却是语言无法形容的。
小提琴的音色，在我的耳朵中已经变了。和当年完全不一样了。
并不是老师傅修琴的时候重新调试的原因，也不是三十六岁的耳朵构造和十六岁的不同，而是：那琴声仿佛忽然具有了生命。技巧拙劣，手感退化，但每一个音倒像有了无穷的内涵……失落、伤感、温情、欢喜。或许这些情绪以前就有，但我却从未听出来过，但现在，整个儿世界都变了。
这是岁月的力量吗？中指折断的我，居然自以为是个合格的琴师了。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磕磕绊绊地恢复了基础的演奏技术——和专业琴手自然没有可比性，甚至不如那些背着琴盒去“考级”的孩子们熟练，但应付简单的曲目已经不成问题。记得小时候，不管我拉得多么精巧入微天花乱坠，母亲请来的那些赫赫有名的老师总会说我“感觉不对”。什么都对，就是感觉不对。这个问题也曾深刻地困扰过我，最终让我灰心丧气，对拉琴这事儿完全丧失了信心……现在居然奇迹般地解决了。
眼下，就算我拉得“什么都不对”，但自己却坚定地相信——感觉对了。
夏天临近结束的时候，我居然背着琴走出家门，到外面去卖艺了。走上这条道儿也属机缘巧合，那个接手了我的咖啡馆的大嘴姑娘欧阳艳忽然打来电话，想请我帮忙联系一下云南咖啡的供货商。
她的口气依然是颐指气使的：“突然想起来，你这人还有点儿利用价值。”
我把厂子的电话给了她，让她自己去打，一漏嘴，又多说了一句：“他们的‘小豆’性价比不错，不能说有多好但口感很独特……原来店里就有半袋存货，请你喝你不喝，我给搬回家来了。”
欧阳艳来了兴致，命令我到店里给她炮制一番。我决定不惯她这种毛病：“我又不是你爷们儿，伺候不了那么周到——”
出乎我的预料，她的口气软下来：“那我到你家喝去，好不好？”
“很久没有女性对我提这种要求了。”
“照照镜子就会知道，不会有人想勾引你。”欧阳艳说，“我只是发扬三顾茅坑的精神而已。”
第二天早上，我翻出闲置很久的咖啡机煮了一壶。本想自己也喝一杯，忽然想起咖啡壶连刷都没刷，内壁里积满了灰尘，便用心险恶地笑着，把存货都留给了欧阳艳。半个小时后，她骂骂咧咧地光临了我的“茅坑”，先是抱怨老小区停车位太少，还有狗往轮胎上撒尿，然后又惊讶于我家的破烂程度：
“多么典型的北京穷人家庭——怎么连电视都没有？”
我没好气地用绵白糖和奶粉给她调好咖啡，让她自己在客厅里独自咂巴：“厕所里有‘知音’杂志，你要无聊就自己拿来看。”
然后，我钻进卧室关上门，打开昨夜放在床头柜上的琴盒，继续练习。就这样，很快忘了时间，直到欧阳艳在外面“砰砰”踹门：
“自己在屋里听洋曲儿，假高雅什么呀你……”
我给她打开门，她看见我手上的琴，眨巴了一下眼睛：“哟嗬，孝心可嘉，亲自充当背景音乐。”
我略微有点不好意思，好在欧阳艳随即撇开了这个话题，和我探讨起了咖啡的品质。用她的话说，东南亚咖啡纯属“旁门左道”，只有我这种毫无品味的外行才会把它作为主打品种推出，而“懂门道的人”则会将其和南美咖啡豆混合，做出特殊的风味。不得不承认，这姑娘在经营咖啡馆方面的确像个内行，怪不得我那家濒临倒闭的店铺，到了人家手上就起死回生了。我脸上装作不屑，暗地里也只好心服口服。
那天欧阳艳又把我损了一顿，然后就得意洋洋地走了。我被她气得够呛，但也劝自己：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不要和小姑娘争口头上的短长。我已经到了逢人就认怂的年纪了。而没想到，当天晚上，欧阳艳又给我打来了电话，说的却不是咖啡的事儿了：
“你现在靠什么为生？”
她怎么关心起这个问题了？我如实相告：“靠您赏我的那笔转让费呐，小姐。”
“那不坐吃山空吗？还有心思在家拉琴？”
“坐吃山空有什么不好，吃空了再说。”
“哼哼……”欧阳艳鄙夷地干笑两声，“典型的北京男人，百无一用还学人家有钱人愣充风雅。”
“你跟北京人有那么大仇么……”我本来想说一句“是不是被始乱终弃过”，但想了想还是忍住了，“当寄生虫也是我的自由——甚至是对社会的贡献，比起那些勤奋得乱窜无孔不入的家伙，我这种人起码不会让世界变得更差……这个道理你还年轻，不懂。”
欧阳艳更加尖刻地“切”了一声说：“我只知道人要不靠卖艺挣饭吃，那到饿极了的时候就只能卖身了——很遗憾您姿色欠佳，这辈子恐怕没有吃上软饭的希望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过……我当年——”说到这儿，我忽然感到非常好笑，便又耐下性子对欧阳艳说，“您到底想说什么呀？要是您觉得把我说成一泡狗屎就特有满足感的话，那您的心理也太不健康……”
“没什么，就是给你找一活儿干。”欧阳艳语速飞快地打断我，“作为你帮我忙的回报。”
“什么意思？”
“我店里……还有几家宾馆大堂想找拉琴的。”
这个提议让我措手不及，愣了半分钟。按理说，我本该再说两句硬气的话，诸如“咱们只卖身不卖艺”之类的，但又想了想存折里的数目字儿，顿感底气不足。这一年多，我的经济状况基本是只出不进，而且把以前那些猥琐的小财路都断了个干净，如果不是运气好，即时把店卖了，就真得喝西北风了。而且就是卖店的钱，也不够我鬼混多少日子的了，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极有可能成为在“有关部门”看来存心给大好形势抹黑的“路倒儿”。
“这个提议对我这种老派的艺术工作者来说，是很难抉择的……”我吞吞吐吐地捏着电话听筒。
欧阳艳在那边直接骂了句脏话：“事儿逼。”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以为她对我失去了耐心，登时及其失落，而且整个儿晚上都在犹豫要不要向她主动请缨。好在欧阳艳虽然嘴上不留情面，行动上还是给我留了个台阶，当天夜里，她又把电话打了过来。
咖啡馆大概即将打烊了，她打着哈欠说：“我帮你谈好了。”
“什么？”
“价钱啊。”她说，“有两家宾馆给得多点儿，我们店面小，只出得起人家一半的价格……”
“钱倒不是事儿。”我眉开眼笑地说，“关键是群众执意要求我出山，这种盛情不好推辞……”
“自备西服，试用期一个礼拜，干不好滚蛋。”她简短地说完，挂了电话。
在二十年前，我是多么厌恶小提琴这种乐器啊，厌恶得宁可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滩臭狗屎，也不愿意再摸它——而现在，在眼瞅着就要孤独变老的年纪，小提琴不光成了我的慰籍，而且还成了我的饭碗。人生真是充满戏剧性，也不知道我那一心培养出大师的母亲看到儿子现在的状态，会有什么感想。
靠手艺吃饭也让我的生活重新恢复了规律的状态。每天早上，我伴随穿透窗帘缝的第一道阳光醒来，沿着林荫道慢跑两公里，到大院儿对面的早点铺吃饱喝足，然后回家洗漱干净，穿上那身起了球的“顺美”西服坐车出门，到白石桥附近的一家日资饭店，与一个还在师大音乐系上学的小伙子合奏两个小时。中午吃过饭店提供的份儿饭，我可以到商场转转，或者去动物园看看猴儿，然后从西直门坐地铁到建国门附近的一家会所，给一个四重奏小乐团补缺——他们的提琴手意外怀孕，飞到广州找孩子他爹算账去了。因为与人合作的都是纯粹的背景音乐，那些科班训练出来的年轻人完全是混一天算一天的态度，因此也没人挑剔我技巧不熟练以及左手中指乏力的致命缺陷；相反，他们还对我那陶醉的劲头儿相当好奇，除了演奏舒伯特、莫扎特的清浅曲目，有时还会即兴邀请我来一段炫技的游戏——很遗憾，我现在无法跟上他们的节奏——大家嘻嘻哈哈地笑作一团时，常惹得饭店的管理人员侧目而视。
而到晚上，我便回到北二环，去“茉莉咖啡馆”独奏。很多顾客居然记得我是哪儿的前任老板，纷纷请我喝一杯。几瓶啤酒下肚之后，我就在微醺的状态中拉琴——旁若无人不管不顾。欧阳艳要求我只拉那些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歌曲，比如“又见炊烟”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之类的，但我拉着拉着，就跟自己较上了劲，想试试如今是否还有能力挑战那些以技巧复杂著称的曲目——帕格尼尼的“无穷动”或者“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独奏部分等等。
这样的努力无疑会以自取其辱告终。当我的琴声断续得自己也无法忍受，不得不瞪着左手发呆的时候，群众则会抱以一阵善意的哄笑。在他们眼里，一个不自量力地勇攀高峰的老男人是多么可爱啊——简直就像一条在大狼狗身后蹦跳着、想要干人家的京叭。吱吱扭扭的声音把欧阳艳也吵得受不了了，这个刁蛮小娘们儿就会叉着腰，像一只茶壶一样挪过来，让我“不要破坏在座各位的好心情”。
在座的人总是笑嘻嘻地说：“我们听任他破坏我们的好心情。”
而和新来的客人们也混了个脸熟，我发现这些人都有某些微妙的共同特点：男的常戴着黑边眼镜，等着一双既无辜又神经质的大眼珠子，女的十有八九是抽烟的，爱穿男式卡腰衬衫；无论男女，都透露出一股子衣食无忧、自视清高的文艺腔。他们凑在一起高谈阔论，张嘴“高迪”闭嘴“川久保玲”，有时还会为了某个艺术字眼儿争得面红耳赤，但随即又搂搂抱抱地和好。
好像都是些时尚圈子里的人。而在咖啡馆里，他们聊得最多的一个名字，叫做“凯丽”。凯丽跑到哪里去了，这么长时间也不在自己的地盘上露脸；凯丽现在也庸俗化了，居然会为“电臀”牌牛仔裤这种浙江乡镇企业产品出谋划策，真是想钱想疯了；凯丽又发神经了，不喜欢人家，干嘛要闹得那么僵呀，有人追还不是好事……
也有人会直接问欧阳艳：“凯丽从来不来这间店呀？”
“忙得很啰。”欧阳艳语焉不详地说，“当初开店，说是想给朋友弄个地方聚聚，店开起来有一天到晚加班……又跑到广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