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你是怎么发现的？难不成鼻子比中国人民警犬还灵？”
“那倒不用。”他说，“你没发现在包间里点饮料的时候，我那个妞儿一杯一杯地喝威士忌兑可乐，而你那位呢，始终捧着一杯热奶茶？”
“这个你都留意，你太适合当妇科大夫了。”
“我只是爱学习，初中的时候看过林巧稚大夫写的《妇科保健一百问》。”
记得那位痛经的姑娘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可真是个好人。”后来这事儿就成了b哥的笑柄，有事没事就揶揄我“真是个好人”。
“哎哎——”姚睫在对面叫我，“你怎么一人跟那儿乐啊？又憋什么坏呢？”
“没有，我面部神经紊乱了。”我看看手表，已经快两点了，便把话拽上正题，“前两天那事儿真是抱歉啊，我是挺想把你招进来的，可是现在你也看出来了吧，我是个无能之辈。”
她的脸阴了一下，随即转晴：“无所谓，这种事儿太多了。”
“都是裙带关系……”
“反正你们那破单位也没什么意思。”她短促地说。
“你能这么豁达，我就坦然了。”我犹豫了一下，又说，“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也有愧于你——你眼下要是手头紧，我可以……”
“咱俩还没熟到那个份儿上吧？”她尖刻地翻了个白眼。我登时更羞愧了，点上一颗烟，让烟雾遮住自己。
看见我不说话，姚睫忽然烦躁起来，挥挥手说：“走吧走吧。”看那样子，好像是我破坏了她的心情。结账的时候，我坚定地把钱塞给服务员，她也没再多说，挎上米老鼠背包径自出了门。
“你住附近么？我送你好了。”我立起领子追出去，哆哆嗦嗦地说。早春的夜真是冷啊，冷得像一盆清水。
“不用，我走回去就可以。”
“那怎么行，你这不是抽我脸么。”
“我想自己走走。”
“那我开着车在后面跟着你。”
“随便。”
她大踏步地走出铁栅栏门，穿过马路往东走。在我印象里，那个方向是“前八家”，中关村地区所剩无几的城中村之一。此处的特色是破烂儿多，方圆十几里的垃圾都先回收到那里，然后再分门别类地烧、扔、埋。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常看见一辆又一辆驼满废品的三轮车缓缓地蠕动，而在“前八家”租房子的学生和考研者则必须接受这样一个心理暗示：你们和垃圾是一类货色。但是当垃圾也有当垃圾的好处，“前八家”的房租比别处要便宜很多。
姚睫穿过宽阔的柏油马路，走向不知深浅的夜色，我则迅速开上车，掉了个头，慢慢地在她后面跟着。看到她踉跄了一下，我才意识到自己没开车灯，便赶紧打开来为她照亮。她的背影像电影里的人物一样亮了，书包上的米老鼠更是栩栩如生。
这时，她反而停下来，绕到我的车门旁说：“算了，我不回去了。”
“为什么？”
“我住的地方是个平房小院，回去得敲大门，把房东叫起来。这还不算什么，关键是我隔壁的那个女孩，她已经考了第三年研究生了，还没考上，脾气特别不好，而且容易失眠，万一吵醒了她罪过可就大了。”
“那好吧，我们……”
“但我也不去你家。”她斩钉截铁地说。
“我也没邀请你呀。”现在轮到我哧笑着“白”她一眼了，“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吧。要我说，你就痛痛快快接受我的捐助，找个便宜点的宾馆好了。”
她的眼睛亮闪闪的：“不是跟你较劲……是我不想睡觉。”
“还不想睡呢？”
“我也没辙。”她仰起脖子，看了看圆明园又高又黑的石墙，突然兴奋起来，“或者我们去圆明园好了。”
“这也太……”
“去吧去吧，我想受爱国主义教育。”
我几乎是被她生拉硬拽着下了车，又跑回“单向街”的那个院子。绕过已经关门的咖啡馆，再往黑暗的纵深处三拐两拐，就可以到达与圆明园相隔的那道矮墙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生们就常常趁夜从这里翻进去，到园子里去喝夜酒，看来这个好传统保持至今了。
“慢点走慢点走。”我气喘吁吁地跟着她。
“没事儿，这路我走过好几回，没坑。”
“我是怕踩着屎。”
但我们摸到矮墙底下，却发现它已经长高了。为了防止夜游的人，公园管理方又把它往上砌了半米多。凭我现在的身手，是无论如何也翻不上去了，更何况还带着一个女孩。不过姚睫并不气馁，她坚定地说：“前两天还听说有人从这儿溜进去呢。”
于是她东找找西找找，终于在矮墙底下发现了一个排水洞。先行者已经把洞里封的铁丝网卸掉了，大人可能费点劲，但十岁上下的小孩儿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钻过去。
“钻狗洞，钻狗洞。”她兴高采烈地说，“你屈尊一下。”
“没问题，还有人骂过鲁迅先生钻狗洞呢。”我接过她的米老鼠书包，看着她跪到地上，轻巧地往洞里爬，上半身迅速消失了。但没过几秒钟，墙那边传来叫苦声：
“坏啦。”
“怎么了？”
“兜儿里的东西太多，卡住了。”
我忍住笑，看见她棉外套的口袋鼓鼓囊囊的，恰好顶在了洞空的外沿。
“你别光看热闹，帮把手呀。”她隔墙喊着，墙这边的两只脚踢了踢地面，这景象真是奇妙极了。
“那我帮你把东西掏出来？”我说。
“不用了，你推我一下就好了。”
我弯下腰，看了看她的下半身，觉得在这种环境下去推一个姑娘的屁股，实在有点不合适。更何况这个屁股很圆，在牛仔裤里紧绷绷的。于是我一只手搭在她的胯上，另一只手按住她的腿，说：“我说一二三，咱们一块儿使劲好不好？”
“快点快点。”
“一，二，三——”我喊着，却没有推她，因为在这种姿势下，不推屁股是全然使不上劲的。但她受了我的鼓舞，憋足了劲儿一挣巴，却也成功地破洞而出了。
然后，她从那边爬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土，透过洞对我说：“该你了。”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考验，我的体格比她宽很多，按照青年的标准已然是个胖子了，想爬进去实在有点不切实际。但我想到一个好办法：豁出这身衣服不要了，仰面躺在地上，脑袋对准洞口同时两腿乱蹬，用特种兵过铁丝网的姿势钻了进去。
初极狭，能通人，但随即豁然开朗，我望到了园子里的天空、树影、桃儿一样的月亮，以及月亮般明媚的桃儿脸。姚睫还用妇产科大夫的术语鼓励我：“吸气，吸气——使劲儿——”
而我双手卡在洞里动弹不得时，她还以掌做刀，在我的脖子上挥了个“斩首”的动作，法国大革命里的“雅各宾派”就是这么覆灭的。但经过我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功地钻了过来；代价也可谓惨重：裤子都被划了一个大口子。
“图什么呀，图什么呀。”我抖落着土抱怨道。
“图这个。”她转过身去，挥斥方遒地甩了一下胳膊。啊，真是太神奇了，她的动作就像展开了一幅画卷，园子里的景色原先仿佛都是不存在的，一挥之下，就被从虚空中带了出来：湖水、残垣、远处依稀可见的小山……
此情此景让我沉默不语。我只好跟着她，在月光下往园子的深处走去。饶是黑夜，小径上的鹅卵石也闪闪发亮的。春天真是要来了，尽管树上还没有一片叶子，风的故乡还是北方再北方的西伯利亚，但我已经从干燥的土里闻道了开春的味道。只一丝，但足矣，我在这夜里并不感到冷。池塘里的冰正在融化，破冰之声惊起树林里的飞鸟。
那天在公园里，我和姚睫长时间地没有说话。我们只是顺着小径，在古迹里疾走着，我能看到她嘴里和头顶蒸腾而出的热气，还能听到她清晰的喘气声，而她一定也可以看到、听到我。我们就像熟识已久的老夫老妻，虽默默无声，但却什么都不用说了。
直到累得腿都快抽筋了，姚睫才说：“坐一下好了。”而这个时候，东方既白，月亮已经像兑了水一样越来越淡了。
我挨着她坐在长凳上，抽上一颗烟，平心静气地放松了一会儿，这才鼓起说话的欲望：“过去的皇上真爽，一个人在这么大的园子里可着劲儿地浪。咱们也算当了把皇上吧。”
姚睫笑着说：“皇上都是白天来，你这样的，顶多是巡夜的太监。”
“那你呢？思春的格格还是苦命宫女？”
“无论格格宫女，我都是清白的——你是太监嘛。”
这话几乎像是勾引了。我想，我完全可以搂着她的肩膀，把她的脸扯过来，亲一口，然后说：“手术没做干净，奴才尚存一卵。”但我看了看她釉质般光滑的脸，又看了看她在晨光中脖子上逐渐显现的绒毛，还是作罢了。究竟为什么呢？我不是那样的人啊。但事后再回忆起那时的场景，我竟然忘了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了。
也许我想的是：太监就太监吧，奴才认了。奴才本是个纯良之人。
也许我什么都没想，是外部环境打断了我的歹意。记得天空的一角逐渐透明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声音从远方传过来了。竟然是有人在拉小提琴，技术还不错呢，拉的是《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的独奏片断——倒退几十年，能把这支曲子从头到尾拉下来的人，都可以被直接招进专业团体。在空旷的黎明，琴声很有韧劲儿，同时又无比婉转，从方向上分辨，是从“大水法”那边传过来的。
怎么会有人在黎明时分到这里来拉琴呢？看来睡不着的人可真多啊。或者，那琴声实际上来自于我的幻听？我又想起自己小时候学琴的事儿来。我母亲乐团的同事都说，我的手指先天比一般孩子长，听觉也灵敏，最适合拉小提琴了。但是苦练了十年，挨了无数顿暴揍，好歹磨出来的一点童子功还是被废掉了。作为一个常年在合奏声部被“大拨儿轰”的琴手，我母亲本来就很失落，而我的半途而废则让她的懊丧达到了顶点。记得那天，她和我父亲彻底放弃了把我培养成“一个艺术家”的希望，她把我的琴装进盒子里，踩着凳子放上大衣柜的顶端。放好之后，她忽然扭过头来，居高临下地对我说了一句：
“你这辈子都干不成什么事儿。”
还真是被她言中了。在我看来，她那句话并不是一句抱怨，而是一句预言，一句诅咒。此后，那把琴就一直被放在那里，仅仅拿出来过少数几次，而每次再拉，心情都会特别灰暗。我前老婆和我谈恋爱的时候，听说我学过琴，好多次要求我为她奏上一曲，但都被我坚定地拒绝了。
“我现在能拉的，只是一泡屎了。”我这么说。
圆明园里的琴声转入了慢板部分，哀伤，沉静，底蕴十足。即使隔得这么远，每一个细微处都丝丝入耳。那孙子一定有一把颇为名贵的好琴。而细听了一会儿，我更怀疑这是自己的幻听了，因为他拉得太好了，无论是情绪和技术都无懈可击，几乎比我在cd里听过的海飞茨的版本还好。学过琴的人都知道，完美的演奏只存在于乐手的脑袋里。
我想用手指捅捅身边的姚睫，问她是否听到了琴声。但看到她屏息凝神的样子，心想还是算了。也许她和我一样，也在幻听呢？那样的话，要是我“点醒”了她，远方的琴声会不会就此消失了呢？
我们就这么傻呼呼地坐到了天色大亮。像被太阳照化了的雪人，姚睫先打了个哈欠，露出如愿以偿的表情，说：“困了。”
琴声戛然而止。我看看表，公园已经快要开门了。半个小时后，晨练的老人纷纷入园，开始舞剑、跳舞、合唱《歌唱祖国》，我们大摇大摆地从正门走了出去。
“买票了么你们？”一个管理员狐疑地看着我们。
“刚扔了，犯法么？”我反问他。
连接上地和中关村两处的干道上，由北向南的车辆正在排队。又是一个声势浩大的工作日。我们绕了一公里路，在路边找到了车，我把姚睫送到了“前八家”的一个巷子口。一条黄狗蹲在“驴肉火烧”铺子的门口，等着早上的第一轮剩饭。
“那我回去了。”
“走吧走吧。”我揉着眼睛，向她挥手。
她走了两步，我又摇下窗户叫她：“东西掉了。”
坐车的时候，她那鼓鼓囊囊的棉衣口袋裂开了嘴，露出一只手套和一本书。手套被线牵着，在她脚踝的上方晃来晃去，书则敞着肚皮，躺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一夜没睡，谁都不免丢盔卸甲的。
我扫了一眼那书的封面，好像叫《诗歌，自由的边缘》——或者《自由，诗歌的边缘》？总之是几个玄而又玄的词儿的排列组合。北大东门外的“万圣书园”总摆满了这类书，乍一看永远似曾相识，看完后又根本记不住。
“够学术的你，想考中文系的研究生呀？”我笑着问她。
她瘪了瘪嘴，迅速从我手里把书抽走，揣进口袋里，然后弯着眼睛对我说：“你是好人。”
自从第一次见面，她一直用标准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的普通话与我交谈，因此这句四川话的感叹，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直到她一颠一颠地消失在巷子里，我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你是好人”。这是《围城》里苏州小寡妇挑逗李梅亭教授的台词，又让又让我回忆起自己在b哥那儿留下的笑柄。总之我一晚上没睡觉，换来了这样一句好评语。
我把车开到清华南门外的一家兼卖早点的饭馆，伙同一群上班族吃了碗馄饨，又啃了一张鸡蛋饼，然后趴在桌儿上眯了会儿。早高峰过去之后，我才回家去，一觉睡到了中午十二点，什么也没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