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十二点多，我已经窝在床上快睡着了，姚睫才给我回了短信。我绝没什么可抱怨的，对于一个陌生的骚扰信息，她能回过来，就已经够仁至义尽的了。或者说，她也真够穷极无聊的。
自然，她的回话是：你是谁？
我想了想，回给她：我是谁不重要，但是我知道你的心情不太好。
她说：你管我心情好不好呢。
我说：因为我的心情好极了，所以特别希望关心别人。
她说：你有病吧。
我认为她说得有道理，就不好意思再“逗”下去了。我记得有一部欧洲电影，那里面有一个讲文化史的老教授，爱上了他的女学生，却又自卑于自己苍老的面孔，于是便用匿名短信骚扰她，进而与她交谈。像西方电影里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这个老教授也是一个精神有点分裂的家伙，他隐瞒身份向女学生倾诉的时候，对自己的学术思想，乃至他这个人都破口大骂。没想到这样一来，女学生反而喜欢上了这个“陌生人”，两个人就在电波信号里谈起哲学来了。老教授的风趣、学识深深地吸引了女孩，但显而易见，他本人却陷入了感情的悖论之中：女孩是如此厌恶“他”，而“他”却又必须以自我谩骂来博取对方的好感。最后，他看见女孩和一个年貌相配的小伙子走在了一起，只好悄然身退。他骗女孩说，自己决定自杀，已经服了药，马上就快要死了。他祝她与恋人甜蜜、幸福，又道歉说，自己只想静静地离开，不想让世界上多一个“认识自己”的人——那会增加本已沉重的世界的“重量”。
而这个时候，电影情节走上了极端戏剧化的路子：女孩为了“未曾谋面的知心人”拒绝了男友的求婚，飞奔上了街头。面对一辆偶尔经过的救护车，她情难自禁，泪流满面，而此时此刻，老教授也在咖啡馆的靠窗座位看到了这一幕。他从没想到，女孩爱的正是“他”，巨大的幸福感席卷而来，不光冲晕了他的大脑，也给了他本已脆弱的心血管系统最后一击——恰恰是站起身来，与女孩对视的那一瞬间，老教授一头栽倒在地上……
那部电影的画面像油画一样浓墨重彩，布局考究，女演员长得颇有老牌影星索非亚-罗兰的神韵。记得看完它之后，我还欣慰地给一本电影杂志写过影评：欧洲导演也学着煽情了，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而比起这部“全球通时代”的、忘年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中国的编剧就像一群毫无心机的直肠子。在一部大陆投资，港星云集的片子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香港的司机，和一个深圳的按摩女用手机聊了起来，男的骗女的说，他是一个赛车手，女的骗男的说，她是一个钢琴家。后来，两个劳动人民终于意识到说谎话是不对的，便抛开面具，坦诚相见，过上了“咱老百姓的好日子”。
此时此刻，我打定主意不再和姚睫“说话”，并不是害怕我们一旦建立了“关系”，情节的发展就会像国产片一样傻。我的想法是：任何试图将电影里的情节搬进现实的企图，都是幼稚、愚蠢的。哪怕模仿的是一部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大师之作。这样的冲动只属于喝一大瓶可乐、吃一大桶炸鸡也没有心理负担的毛头小子，而我已经腹部鼓得买条时髦点的裤子都不容易了。说到底，我莫名其妙地给一个长得像桃儿的姑娘发短信，这个行为已经有点“人到中年内分泌紊乱”的前兆了。
于是我驼着背到卫生间刷牙，洗澡，从抽屉里翻出一瓶过期香水往被窝里喷了喷，准备睡个好觉。“咱们这个岁数的人，也就图个吃得香睡得着了”，这是很多朋友的感慨，透着一股丰衣足食的颓丧劲儿。但刚把一本“催眠专用”的老作家的小说扔到床头柜，顺手关了台灯，我的手机却像鬼火一样亮了起来。蓝屏的。
我看了一眼那条信息，是姚睫发过来的：你挨了骂，就生气啦？
我只好回过去：没生气。谢谢你提醒我有病，我就是有病。
她说：我看你是生气了。
真没生气，我说，应该生气的是你；而且咱们别说车轱辘话了好么，晚了，歇吧。
几分钟之内，她没有音信。我将信将疑地钻到被子里，刚一闭眼，短信又来了。
这次她问我：你怎么这么早就睡觉了？
早么？我说，如果你身在美国的白天，那我告诉你，现在是中国的夜里，全国人民基本上都睡了。
她说：那我们当一把美国人好不好——在中国的夜晚不睡觉？
我耐下性子发了长信：咱们学校有个老师，在911之后的那天写了篇文章，叫《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透着一股酸溜溜的贱气。他他妈想当美国人，美国人也得看得上丫的呀。无论是空间、时间还是政治身份上，我都不想当美国人。
她说：你引申那么多干嘛？我只是找不到人说话。
我说：你想说话吗？那你现在敢出来说吗？
她说：我已经在外面了，你过来吧。
我愣了一会儿：我劝你有点儿警惕性——我要是流氓呢？
是流氓也能抓着你，她回道，师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看来姚睫真是一个聪明的姑娘，或者说，她有点儿小小的特异功能。许多女孩的“聪明”和直觉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没来由的一个念头，却总能猜到事物的本质。我想起自己的前老婆，她过去也有这种神奇的小本领，我信口编的瞎话，她总能一闪念就揭露。但这个能力却让她困扰，因为她从小坚信，了不起的人都是头脑清楚、逻辑严密的，人在生活中最宝贵的两个精神，一是勤奋，二就是理性。而依赖直觉的女人都是弱者。她刻意不相信自己的直觉，并且极力把直觉从脑袋里面剔除了出去；再后来，她又理性地把我也剔除了出去。
而现在，我仿佛看见一只桃儿正坐在灯火阑珊处，咧嘴得意地笑着。
我叹了口气，起身穿上衣服出门。我居住的公主坟一带，到中关村距离十多公里，晚上开车也就是一眨眼的事。我在“哨兵庄严，不容侵犯”的告示牌下左转，从海军某部机关大院的西门拐上了三环路。夜间的干道灯光璀璨，空旷得让驾车者不好意思；中央电视塔在八一湖的上方一闪一灭，熬着夜向全国失眠的人输送主流价值观；两个富家子开着改装过的“斯巴鲁”轿车声势浩大地从后面超上来，转眼之间绝尘而去。
因为一路上没怎么踩过刹车，我二十分钟之后就开到了圆明园东门附近。在路边随便停了车，我走进一扇漆黑、纵深、看起来极其荒凉的铁栅栏门。此时，我仍然感慨着此行的荒唐，同时还有奇妙——如果睡觉之前关了手机，我就不会和姚睫聊起来，也不会轻而易举地被她叫出来了。而眼下，我的任务应该是劝这个姑娘回到住处去，并讲上几句“早睡早起身体好”的道理。
干燥的土路被我踩得吱吱作响，距离今年冬天的唯一一场雪，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河北某些县市正在承受旱灾，但报纸上说，当地人民“有信心保证冬小麦的丰收”。光秃秃的树枝在头顶纵横八方地伸展着，像什么生物的手臂，又构成了一张网，看着让人心悸。这景色完全可以搬进一部恐怖片里，但是我的心情却极不相称地爽朗，时不常地想笑。
沿着小径拐几个弯，就是一处被称为“单向街”的所在了。这里其实是一家兼营咖啡馆的书店，借了圆明园的景，搞得很有氛围。我有好几个“干文化行业”的朋友都很热衷在这儿办活动，有一次还邀请我主讲；那天我的身份是“口述历史学家”，向一些懵懂的小姑娘小伙子解释什么叫“板儿带”、“军刺”和“圈子”，借此帮助他们看懂《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电影。讲完之后，他们把我归入了在七十年代度过青春期的那茬儿人，我抗议说，生不逢时，我连八三年严打也没赶上——当时我还在上小学，来不及施展身手。但一个小孩儿尖刻地说：“那你就有资格认为自己还年轻吗？在我眼里，你和那些六零后一样，都可以被归入叔叔辈儿了。”
那句话弄得我非常沮丧。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被迫承认自己已经老了，也承认自己曾经浪费了过于漫长的岁月。
咖啡馆的灯昏黄地亮着，把小小的一片夜色映得很温暖。毫无意外，房间里的音响放着小野丽莎的音乐。我在靠墙的书架上看见了那张桃儿一样的脸，她正趴在桌上，下巴压着手背，直愣愣地盯着一杯柠檬茶。
“你是不是失眠了？”我用熟人的抱怨口吻和她打招呼，“持续性的还是周期性的？”
“我不失眠。”她说，“我睡得香着呢，即使在火车上也想睡就能睡。我只是睡得晚。”
“刚毕业的人都这样——我上学那会儿也是。那时候宿舍里还没有电脑，但也有的玩儿，几个男生打牌能打一宿。”我拉出椅子落座，旋即换上过来人的口吻，“不过我还是劝你调整一下生物钟，晚睡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女孩儿，特别损害皮肤——你不希望二十五岁之前就开始化妆吧？”
她隔着桌子，用手指虚晃着“点”我：“那你还出来，你那么会养生。”
“夜黑狼多，我不忍心把一‘果儿’独自扔在开春的夜里。”我说，“纯粹是出于责任感。”
姚睫“哈哈”笑了一声，然后我们冷了几秒钟的场。她的眼睛并不大，但是很黑，睫毛又长又亮，随便一瞥也有注视的效果。吮了一口冰茶之后，她忽然饶有兴味地问我：
“你说，你要万一没来，现在又没车了，我只能徒步走回去——如果真碰上流氓怎么办？”
“我有个好办法。”
“什么？”
“《静静的顿河》你看过么？那里面的女主人公阿克尼西娅也碰上过流氓，结果一句话就让对方收了歹心。你知道她是怎么说的么？她说——”
“我有淋病。”我们两个一起说出了那句台词，语调斩钉截铁。随后，姚睫开始大笑，笑得两手直攥拳头，浑身颤颤巍巍的。隔桌的一个长发汉子警觉地扭过脸来，看了她好几眼。
“现在的年轻人也这么爱好文化经典，我很欣慰。”我笑着点上一颗烟，又示意服务员随便拿杯饮料过来，“好好学，有前途，我就是因为有文化才混成现在这操蛋样子……”
“我觉得你过得挺好的呀，瞧你那肚子，鼓得跟妊娠似的。”
“现如今，这种肚子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特征了。中产阶级的形象，得是呲着一嘴白牙在海滩上跑步——我们那拨儿同学，从政的有好几个都是处级干部了，经商的同学更了不起，已经阔得随时能把当官的同学举报进监狱了，就我没出息，三十多的人了还住着父母的房子，老婆也跑了，吃了上顿没下顿，汽油一涨价就在网上骂‘fuck gay委’……”
“停啊。”她白了我一眼，“我最不爱跟你们这么大岁数的人聊天，原因就是男的也一律像怨妇。”
“好好，那咱们继续聊淋病的事儿吧。”
“呸。”她又咯咯笑了起来。
我看着她的脸，心想，现在的年轻女孩真是开朗，已经开朗到了浑不吝的地步。你越是故意跟她们说下流话，她们反而兴致越高。当然，这个姿态也许包含着莫大的智慧：她们明白“一切口淫犯都不是实干家”的真理。随后，我又瞥瞥她面前杯子里飘浮着的冰块，进而起了这样一个念头：她不在经期，所以情绪才会好转得这么快。在麦当劳，我明明看见她正在抹眼泪呢。假如是“量多的日子里”，她眼中的世界就会灰暗得多了吧。
这个岁数的人就是好，非常容易不高兴，也非常容易没头脑，世界观基本上取决于内分泌。
而杯子里的冰块还让我回忆起另一则趣事。我的前老婆刚跟我离婚那阵，b哥也刚刚晋身在我们国家被仇视的那个阶层，为了让我明白“路边的野花随便采”的道理，他开着新买的“捷豹”汽车，拉着我到工体附近的夜店去鬼混。但我很快看出来，他号称替我散心，实际上却是自己猎艳。有一天晚上，他到舞池里遛了一圈儿，往包间招来了两位据说是“学舞蹈”的女孩，其中一个倒是条儿很顺，而另外一个却圆滚滚的——她自己解释说“是跳民族舞的”。出乎意料，b哥那天却把身材好的让给了我，自己却猛攻那个胖妞儿，还恭维她“是个冬暖夏凉的小宝贝”。我很诧异这厮为什么如此谦让，到了后半夜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很走运，两个女孩都不是“放不开的人”，b哥提出“太吵”之后，她们爽快地答应跟我们到宾馆“慢慢增进了解”。我自然拉着个儿高腿长的那位进了屋，但刚一关门，她就抱歉地说：
“不好意思，我大姨妈来了。”
无可奈何，我只好把床让给她，自己坐在沙发上给她讲故事。快天亮的时候，她忽然疼得受不了了，我又跑出去给她买了盒止疼药。
b哥则肥瘦不挑地奋战了一晚上。次日中午，我们两个黑眼圈总结工作，我破口大骂，而他却无耻地对我笑道：“你这人就是不会观察生活，连人家来没来事儿都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