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的揶揄，姚睫在那边“切”了一声，听起来有自卫的意思。许多刚离开院校的学生都容不得别人说母校不好，这我也能理解。电话里的杂音响了两声，大概是她找了个什么地方坐舒服了，然后说：“骗钱怎么了，反正也没骗我的。而且我喜欢电影。”
我想说：上次见面，你不还喜欢文学呢么，怎么这么快就改电影了。但一想，她肯定会说：所有文化艺术不都是相通的吗？于是，我说：“多个爱好是好事，不空虚。”
“我才不是因为空虚呢——我充实得很。”
“真让人羡慕。”
“那聊聊电影吧。”她忽然换上一种认真的口吻，“说说你的感想。”
那副课堂讨论的架势让我又不禁想笑。也许她的课听得真是很投入，到现在还意犹未尽呢。我问她：“聊什么呀？”
她说了一个以晦涩著称的台湾导演：“我最近正在看他的片子，你看过么？”
“看过。”我说，“不过从来没看完过。”
她失望地“哦”了一声：“那你喜欢看什么呀？说说你印象里最深的一部片子也行。”
我从脑子里找了找，然后说：“《勇敢的心》，梅尔-吉普森演的。”
“不会吧？”她仿佛发现了什么珍稀动物一般，“怎么会有人喜欢看好莱坞的片子。”
“你的话应该是：怎么会有人承认自己喜欢看好莱坞的片子——吧？”我说，“好莱坞每年拍那么多电影，要是没人喜欢看，早他妈的倒闭了。”
“那你说说，《勇敢的心》好在哪儿啊？”
“你等会儿。”
我走进路边一家门脸很小的俄式餐厅，一手夹着电话，一手翻开菜单，对服务员指了指红菜汤和肉饼配土豆条，然后又从书包里拿出耳机来，插在电话上。解放了双手之后，我得以一边比划着，一边和姚睫“探讨”。因为被她认真的态度所感染，我的语调也激动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惹得其他顾客纷纷好奇地看我。在他们眼里，我的对面也许坐了一个隐身人，而只有我能够看见她、听见她。那副样子真是见了鬼了。
面对姚睫说我“被美国主流价值观蒙骗”的批评，我回应说：“我还没那么幼稚，看得出来他们丫的想宣传什么。当梅尔-吉普森扮演的威廉-华莱士像一个美国大兵一样吼叫出‘自由’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也有短暂的错乱感。但是这不妨碍我对整部电影的喜欢。”
她说：“那你到底喜欢它什么呀？”
我犹豫了一下：“英雄主义吧……就是弱小者执意对抗强大敌人的那种坚决……”
我说得很不好意思，但正像我担心的那样，她果然“噗”地一声笑了：“这么说，你也喜欢看咱们国家的革命战争影片了？”
“那又怎么了？”我有点不快，但仍坚持着说完，“小时候看《董存瑞》和《英雄儿女》的时候，我也热泪盈眶。后来不爱看那些片子了，完全是因为拍摄手法的落后……我们这代人，多少有点英雄主义，甭管是个人英雄主义还是革命英雄主义，就爱看螳臂当车，就爱看蚍蜉撼树——但像《凯旋在子夜》我就不爱看了，因为那时候中国比越南强大，再怎么悲壮也是恃强凌弱，没什么英雄的……”
这样的论调给了姚睫机会。她开始居高临下地说我不仅“幼稚”，而且“意淫”，还说我这样的人“太好骗了”；除此之外，她接着又讲了许多云山雾罩的话，一听就是从课堂和“学术著作”上硬扒下来的。举个例子，她非要把“看电影”说成“观影”，把“字面”说成“文本”，此外还有“后现代、后殖民、后消费”等等“主义”的名头，这些都让我心生了反感。
然后，我们就吵了起来。她攻击我“幼稚”，我也用同样的词反击她。她说我是一个“没头脑”，我说：“那也比‘假装不高兴’强。”最后我急了，仗着自己能说脏话，索性开骂。那一瞬间，我感觉电话的另一头并不是一个桃儿似的姑娘，而是自己素来讨厌的人的集合：
“装什么逼呀——你们？装什么大丫挺呀？”
听到我这个口风，姚睫就停止了滔滔不绝。电话那边的她一定有点吃惊。过了几秒钟，她才重新开口，嗓子都走音了：
“去你妈的！你他妈的就是一个流氓，而且还是一个土流氓！”
我本来想说“听到你能说人话我很欣慰”，但这时她已经挂了电话，把我留在“嘟、嘟”的声音里。我挤眉弄眼的表情立刻僵住了，挥舞不停的双手也悬在了空中。旁边的顾客纷纷以一种幸灾乐祸的眼神看着我，他们一定认为我的特异功能突然消失了，看不见隐身人了。
随后，我就懊悔了起来。姚睫只是一个学了点子新词儿，想要找个人显摆显摆的小姑娘。归根结底，她不过是渴望变得深刻点，渴望显得和同龄人不太一样，我又何必跟她较真呢？而且还骂人，这太不好了。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跟一个孩子执气，说来真有点丢人，她评价我“幼稚”，还真是说对了。
伴随着自我批评，我低头打量饭桌上的食物。端上来许久，红菜汤都凉了，碟子的边缘结着油渣。我叹了口气，拿起刀叉，努力填饱自己，整顿饭吃得索然无味。
此后的两天，我连再看去看一部电影的心思都没有了，整日就在街上晃悠。好容易熬到回去的日子，大轿子车把我们送往火车站，经过一家“哈尔滨特产”商店的时候，我连蹦带跳地让司机停车，下去买了一口袋红肠，又到旁边的超市拎了瓶伏特加。
“你要是单身汉的话，没必要买那么多。”蓝眼睛少妇劝我，“红肠两天吃不完就干了。”
“没事儿，我朋友多。”我凄凉地说。
那些红肠，我足足吃了一个星期也没吃完。头两天，我把它们放在冰箱里，但是后来一检查，许多根已经抽巴了，皱纹越来越深。本着不糟践东西的原则，我只好自己吃它们，每天中午一根，晚上一根，配上自己拌的蔬菜沙拉或者黄瓜蘸酱，吃得胃里直冒酸水。这期间，有几个文化诈骗犯找到b哥，怂恿他投资一部小剧场话剧，b哥过来找我商量这事儿，没说几句马流氓就来了，于是局面又变成了打牌。到了晚上，b哥拉开冰箱找吃的，看见那些红肠，自然要啃，我立刻蹦起来拦住：
“别吃，我舍不得。”
他奇怪地问我：“你脑子里进什么了？”
“那是我给别人带的，就那么两根了，你都吃了我怎么送人啊？”
“瞧你那抠门样儿，我回头请你吃‘唐宫’海鲜好不好？”
我义正词严地回答他：“别以为就你有俩钱——咱们直接去‘唐宫’吧，我请。你要敢抢账单，我就跟你绝交。”
我固执地把他们拉到百石桥附近的那家饭店，点了石斑鱼、象拔蚌和高汤辽参，喝了几瓶啤酒之后，b哥的痛风果然发作了。他龇牙咧嘴地脱鞋、脱袜子，把光着的脚盘到椅子上，服务员过来刚要说什么，他就让人家看自己的脚：
“都肿成这样了。”
我和马流氓都笑话他真是合格的河南农民，“挣多少钱没用，天生烩面的命”。但到了结帐的时候，我又丢了一回人：因为有个菜的价签后面少看了个“0”，身上的现钱还差了好几百。更惨的是，前一阵我那辆破车大修，刚刚把卡里的一点积蓄也花完了。b哥露出如愿以偿的表情，眼看就要打开他那只农民企业家风格的手包了，我则坚决不给他这种机会，一把揪住马流氓的脖领子，让他把拖欠我的两期稿费交出来。
b哥说：“你是不是在家呆的时间太长了，憋出强迫症来了？”
“强迫症就强迫症，总比你这种穷人乍富的心理健康点。”我恶狠狠地说。
而这一切的起因，竟然是两根皱巴巴的红肠。现在它们还躺在冰箱里，好像两橛风干了的大便。不愧是b哥，他转了转眼珠子，问我：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放你娘的屁。”
“这么粗俗的口风，更说明你谈恋爱了。”他坏笑着，连脚都好像不疼了，“还记得圣女果的故事吗？”
那还是我上本科时，刚跟我前老婆好上时的事情呢。当时刚流行起一个坏风气，就是男生要给心仪的女孩买奇形怪状的水果吃，我揣着月底仅存的二十多块钱生活费，在人大东门对面“当代商场”的地下超市转啊转，什么火龙果、蛇果、奇异果，一律都只够买半个的，后来在蔬菜专柜发现有一种叫“圣女果”的东西便宜一些，我大喜，买了两盒带回宿舍。那个时候，b哥是一个比我还要土鳖的土鳖，他看到这种东西，惊奇地大叫：“好像一些乳头呀。”还捏起一个，放到灯下照：“莫言是有个小说《透明的红乳头》吧？”当天晚上，饶是我把“圣女果”藏在了枕头底下，还是被他偷偷拿出来，一口一个，通通干掉了。次日我自然要跟他拼命，而他也在抱怨上当受骗了：
“不就是他娘的小一点的西红柿嘛。”
那件事情的结局，是我和b哥到“学一”食堂买了五个真正的西红柿，红光满面地跑到我前老婆的宿舍下面，把她叫下来，送给她吃。我还说：“报纸上都说了，吃这个东西对前列腺好。”
那个时候，我的前老婆是一个多好的姑娘啊，她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西红柿，还和我们并排坐在楼下的花坛上，一人一个啃得不亦乐乎。b哥在看过往的姑娘，我在看我的前老婆，我的前老婆则仍然在认真地阅读一本《英语专业八级词汇大全》。
“西红柿怎么说？”她突然问我。
“potato。”我说。
“那是土豆。”我的前老婆咯咯地笑起来，“你故意的吧？”
而我很惭愧，我确实以为那个词就是西红柿。自从考上大学，我就没再看过英语了，高中背的那点儿早忘得一干二净。记得我在大学时期唯一一次对英语的活学活用，就是她穿了件“ck”牌的衣服，我便用水笔在t恤衫上写了大大的“fu”两个字母，和她并排走着，招摇过市。
但惭愧随即转为骄傲：作为一个公认不学无术的家伙，能够追上这样一个眼睛闪闪发亮、腰细腿长的外院女生，这不还是说明我很有价值嘛。
而现在，b哥以嘲笑清纯少男的口吻说我“谈恋爱了”，我心里居然又冒出一分得意。而且像小时候在作文里写“少先队员遂成好事”的心情一样，“心里甜丝丝的”。一贫如洗地回到家里，我又看了看那两根大便似的红肠，然后窝到沙发上，很有耐心地给姚睫打电话。
连拨了两次，都是响过十几声之后，一个李瑞英似的女声跳出来告诉我：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拨到第三回，直接被挂掉了。
这自然让我很失落，懊丧地把手机扔到一边，伸着脖子，兀自发了很久的楞。难道她已经不想搭理我了？不应该呀，她不像那么容易生气和记仇的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