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问过姚睫，但她一口否认生过我的气。“跟你这种人，犯得上那么较真吗？决犯不着。”她说。但是我问她：“那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呢？”她就支支吾吾的了，有时说：“当时忙呗，正在面试找工作呢。”我指出，哪有半夜面试工作的，除非她沦落风尘了，到夜总会去找工作。她就改口：“那就是我跟隔壁的女孩聊天去了。”然而据我所知，她隔壁的女孩精神不太正常，姚睫唯恐避之不及。
问过两次，她干脆说：“你有劲没劲啊？一个老男人，一天到晚纠缠于这点儿小事儿，跟女的似的。”
“对了，”我耿耿于怀地说，“我就是纠缠。我更年期快到了，内分泌紊乱了。”
的确，在那些日子里，我给姚睫打过不少电话。刚开始是执气，心情一不好，就掏出电话，找到她的名字，狠狠地按键。如果那些时候她接了，我想我一定会劈头盖脸地骂起来的。不过后来就平和了许多，变成了一种类似于买彩票的心态——饭前便后拨一个，猜猜她有没有心情和我说话。也猜猜如今的生活里，是否还装得下一次惊喜。
这种近乎变态的行为，是在一天夜里戛然而止的。那天“特立尼达及多巴哥”大使馆举办了一个所谓的文化交流活动，试图把他们的一个纪录片导演推介到中国，但是很遗憾，不仅那位导演，就连知道那个国家的人都少得可怜。看到会场稀稀落落的景象，承办此次活动的公司急了眼，现场给各路闲杂人等打电话，保证“有上好的南美牛排吃”。我正好已经吃了半个月方便面，听到消息便欣然前往。进使馆的时候，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管我要请柬，我和蔼地对他说：“你这种精神很值得称道，就是列宁同志也要出示证件。”
“你们无聊不无聊？”那小伙子说，“怎么进去的人都是这句话。”
“这个故事叫《列宁与卫兵》，你们小学课本上没有这一课了么？”我望望会场里那些无所事事的老男人，扭脸问他。
“早没了。”小伙子爱搭不理地说，“我们学的是李素丽给乘客擦痰。”
“口味越来越重了。”我说，“那《马克思是如何学外语》呢，还有么？”
这时候文化公司的朋友来接我了，小伙子烦躁地挥手：“该干嘛干嘛去。”
当那小国的文化参赞致欢迎词的时候，我们一群蹭会的人已经围到自助餐台旁边吃上了。“这国家不够意思，上次我去阿联酋使馆，人家还发了一个镀金胸针呢。”一个半熟不熟的家伙一边大口嚼着牛肉，一边抱怨。几分钟以后，一个活宝一样的摄影师加入了我们，气氛登时热烈了起来，大家喝了几瓶加勒比地区特产的朗姆酒，险些把人家的桌子给掀了，参赞先生只好把我们轰了出去。
那几个家伙相见恨晚地勾肩搭背，在华灯初上的使馆街上唱着歌，又有人提出到日坛路上的“七星岛”酒吧继续喝两杯，并去诱俩“俄罗斯大蜜”。“振我国威，八百块钱一次并不贵！”那个摄影记者像老手一样介绍行情。我恰到好处地说自己胃疼，想吐，让他们“别忘了告诉我胜利的消息”，然后坐在马路牙子上抽起烟来。
歇到“使”字打头的公务用车各回各窝，街上陡然清静下来，我才踉跄着站起来，沿着林荫道缓缓而行。路灯把我的影子拉长再缩短，拉长再缩短，让我恍惚感到自己是橡皮做成的人。这些年来，使馆区的景色没有什么变化：宁静中藏着奢靡。“三人成列”的巡逻武警永远年轻、挺拔，路边璀璨的灯光下，则是中国人开办的世界各地风味菜馆：俄国的、印度的、伊朗的……醉醺醺的外交人员只穿一件单衣，红光满面地抱着杨树跳舞。我很怀疑他们一会儿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住处——近些年来世界局势风云变换，很多原先的国家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更多新的国家则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个变化反映在使馆区，就是房子有点不够用，而且喝多了的人容易走错门。
走过业已一分为二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一分为n的“俄罗斯”、“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我不知往哪儿拐了个弯，却在世界政治的格局上大踏步地向西方前进，不多久来到发达国家扎堆的那条街上。这里明显热闹得多，尽管洋人都下班了，但还有不少东北口音的“留学中介”在给过往行人发传单。就算你是个弱智，他们也会信誓旦旦地保证把你“办”到英联邦和日本去；而在他们的嘴里，女王和天皇简直就是一对儿专门收容智障青年的慈善家。
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我停下来，鬼鬼祟祟地往里探了探头。毫无向往亦无敌意，只是想起了我的前老婆。记得那时候，她拿着满分的gre成绩，到这个院儿里去办签证，并坚决不让我去送她。她说：“那样我会非常内疚的。”而我则安慰她说：“我一直都在对你内疚”。那天虽然答应了让她一个人去，但后来，我还是偷偷跑到了使馆门口，靠在一棵杨树后面，和树上的眼睛们一起注视队伍里的她。当时正值反恐战争如火如荼，美国大规模增加军费，削减了教育预算，因此那拨儿留学生很难签过。从院儿里出来的人大多哭丧着脸；我前老婆进去之后，没一会儿就走了出来，也哭丧着脸。看到她的表情，我心里自然猥琐地窃喜着。
随即，签证的队伍发生了小小的骚乱，我的前老婆失魂落魄的，把一个中年人的包儿碰到了地上。那人大概是个预备公款考察的国企干部，嗓门很大，不依不饶地骂她，我立刻从树后面冲出去。
那厮一定是被酒色掏空了，二百斤的一条汉子，居然被我一下儿就推了个屁墩儿。他那满是“共和国气质”的国字脸涨红了起来，问我“知不知道他是谁”。看到我不搭理他，他又扯着嗓子叫人，一辆外地牌号的奥迪车就从路边缓缓地倒了过来，司机不情愿地打算下车。
虽然武警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但我还是走到路边，细心地从地上抠起半块水泥砖，准备表演一出当街开瓢。后来还是我前老婆扯着我，才把我拉走了，而那厮却也不敢再骂了，只是义正词严地指责我“给国家丢了人”。快步走出两条街，我前老婆嗔怪道：
“你都多大人了？”
我问她：“签过了没有？”
她一下就哭了。这种情况，我只好给她鼓劲：“没关系，反正考试成绩也不作废，下次再签……刘欢是怎么说的？time and time again嘛……”
她却说：“没下次了。我签过了。”
是啊，她的成绩那么好，还拿着美国最有名的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怎么可能签不过呢？我就说：“那是好事，你哭什么？”
她狠狠地对我的膝盖踢了一脚：“你说我哭什么？”
这么说，她是因为要和我分开而哭喽。看着她梨花带雨的模样，我想，我是不是也应该煽一把情，陪着她哭一鼻子呢？但是那天也不知怎么搞的，我一点自我煽情的能力也没有了，只能木讷地看着她，手里还拎着半块水泥砖。时至今日，我还在想：我欠着她一腔泪水呢。
而此刻这个醉酒的夜晚，我迎风在美国大使馆门口站着，酝酿了很久，也没把那腔泪水还上。酒倒是醒了不少，我只好尴尬地跺了跺脚，步行往长安街方向走去，去坐地铁了。
那晚一回到家，我就神经质地给姚睫打电话。拨通一个被挂掉，拨通一个被挂掉，最后我居然拿着手机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很短，醒来的时候口干舌燥。我到厨房灌了几口自来水，然后又机械地拿起手机，想要继续拨号。
屏幕上显示，已经夜里两点半了，怪不得窗外还是那么黑。窗户缝中渗进来的寒气让我打了个激灵，也让我突然醒了似的停止了打电话。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响起：这可是不折不扣的骚扰——你还要不要脸呀你？
我仿佛看见一张桃儿脸在眼前晃动，既刻薄又鄙夷地对我说。
随后，我也认同了她的意见，并且这样想：我和她有什么关系呢？北京太大了，萍水相逢等于不认识。我的生活是我的，她的是她的。
这些日子，我真是有点失态了。究其原因，并不是她有多么迷人我有多么神魂颠倒；长势喜人的“果儿”多了去了，我未见得多么渴望一只桃儿。她还这么幼稚，也说不上多有风情。我之所以失态，只是由于“闲”了太久了吧。人要是太闲了，就是容易精神错乱。
经过自我批评，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去找点儿“事儿”干。
好容易熬到下个月开工资的日子，我立刻向单位请了个“不定期的长假”，理由是自己想“搞一份市场调查”。前面说过，我混饭吃的那家网站血统极其混乱，国资、外资、个人股份都有一些；名义上的领导呢，则是从一个国有报业集团里“分流”出来的处级干部。那老头儿人倒是很好，只不过办事儿不太着调，刚来的时候还口口声声要把网站办成“思想文化的阵地”。后来听说，他在原单位是负责老干办工作的，比较擅长的业务，仅限于到外地批发苹果，再按个头儿大小及红润程度分成三六九等送出去。
我去请假的时候，他早已被底下的几个人架空了，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地坐在办公室里，“呸呸”地往杯子里啐茶叶末儿。听到我的申请，他皱着眉头，递过来一只烟：“这个事情，还得组织上斟酌一下……”
“对于我来说，您就是组织。业务上的事儿，我也只想跟您一个人谈。”我说，“那些人鼠目寸光，根本不鼓励年轻人创新。”
这个政治失意者的激情很快被我挑逗了起来，兴致勃勃地和我探讨起“市场调查”的细节来。我则把那几个文化诈骗犯怂恿b哥投资话剧的说辞背诵了一遍。
“很好嘛，后生可畏后生可畏。”老头儿心满意足地戴上套袖，认真地伏案，在我的请假申请上写下“同意”两个字。
然后，我拿着他的批示，气势汹汹地去找另外一个业务主管。办公室有没有我这么一块料，那家伙本来也无所谓，唯一感到遗憾的，大概就是不能借机刁难我了。对于我请假的“真实动机”，他以一眼看透的口吻说：
“骑着驴找驴，你还真不傻。以后有什么好机会，也别忘了哥哥我……”
“那肯定。”我以同样的江湖气回答，“狗相忘，猪富贵。”
随后我就煞有介事地“忙”了起来。至于忙了些什么，说来也很惭愧，就是每天泡十几个小时咖啡馆。在年轻人里稍微有点名气的、非连锁经营的店面，我基本都去过了：观察人家的装修、菜单，逐一品尝那些甜腻腻的“特色菜品”，借机和店长、服务员聊天，打听人家的房租、利润和员工工资。在对方允许的前提下，我还拍了不少照片存在电脑里，打算有朝一日自己开店时作参考用。
开一家兼卖图书和黑胶唱片的小咖啡馆，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唯一称得上跟“理想”沾边儿的事情。而所谓“理想”，我的理解也很简单，不外乎两个条件：一，踮踮脚尖够得着，二，闲来无事的时候会想一想，想得你怅然若失。当然，要是这么说来，不少漂亮异性也称得上“我的理想”了。
当初我从一个臭名昭著的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辞职时，对家里人亮出的借口也是为了这个“理想”。而为了把我塞进那个衙门，我父亲拉下脸来求过不少人呢；就连在部队时一个与他关系特别不好的同僚，他也堆着笑脸，给人家送了两瓶茅台酒。他的脸面如此金贵，牺牲得如此艰难，却被我弃之如草芥，这自然把他气得够呛。过去他总骂我是个“混蛋”，经过这事儿，就升了一级，变成了“逆子”。这个称号无疑更严肃、更庄严，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并非脱口而出的气话。而我母亲则把帐算到了我前老婆头上：她觉得我是因为媳妇儿挣钱比自己多，在家里常年得不到尊严，因此被逼得扔掉了铁饭碗，到商海里去“弄潮”。殊不知，我在尊严方面很无所谓，结婚的第一天就宣布：“我要吃软饭了。”这种无耻的态度反而把我前老婆逼得精神错乱了一段时间，还专门找心理医生去看过。
那个时候我还很幼稚，认为人只要不要脸，就肯定能挣到钱。可是在几家大大小小的公司混过之后，我才发现了两条规律：第一，不要脸是没有底线的，当你觉得自己已经很不要脸的时候，永远有人比你更不要脸；第二，当大家比着不要脸的时候，脸这个东西就已经严重贬值，很不值钱了。怀揣着小小咖啡馆的理想，我足足折腾了五六年，倒头来一算账，却发现户头上的数字基本等同于一个狗屁。
而现在预备开店的钱，还是拜我那在“五百强”企业干到了部门经理的前老婆所赐。离婚的时候，她拿出一张存折，交给我。我数了数上面的一小串儿“0”，勃然大怒：“你怎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小金库？”
她说：“当时你号称要吃软饭，把我吓着了，所以就没告诉你，公司还有年终奖……”
“现在坦白也不晚。”我赞许地点点头，然后把存折推还给她，“我不要。”
“为什么不要。”
“你挣得再多，也是血汗钱。出国用钱的地方多呢，而我在这边怎么都好凑合……”
“这是我们的婚后共同财产，你有权力留着。”
“你就那么急着跟我撇清？”
“现在再说这个就没意思了……”我前老婆说着，又要哭了，“你拿着吧，再怎么说也是我对不起你，我心里不安——就当你牺牲尊严安慰我了行不行？”
最后我们说好，如果我用这笔钱开了店，店名就用她的名字，聊作纪念。这才结束了我们这对到头夫妻之间的孔融让梨。此刻想一想，我除了欠着她一腔泪水，还欠着她一家咖啡馆呢。并且，如果她坚持认为除此之外，我还欠了她整整十年的青春，我也只好一并承认了。在外人的眼里，她从认识我到和我结婚，完完全全就是昏了头，浪费生命；而最后终于和我离了，很多关心她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啊，我不知不觉就欠了她那么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工作，我的毛衣都被熏出了一股咖啡渣子味儿，情绪却越来越悲观。以三四年前的物价水平来计算，我前老婆留下的那张存折，够开一个相当“劲儿劲儿”的店面了；而每当我在外面混得不顺，也都把这个理想当成了退路——大不了爷做小买卖去。打开咖啡机，招待十六方。但随着房地产业抽起了疯，稍微好一点地段的房租都翻了几倍，我手里的钱就飞快地缩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