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沙铭璞先生
胡昭曦
1979年2月，四川省图书馆学会（以下简称省图学会）诞生，今年是省图学会成立三十周年。三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和迅猛发展，取得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全省各类各级图书馆的支持下，省图学会伴随全国前进的步伐，经历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全面建设的过程，正在助推四川省的图书馆深化改革，向现代化图书馆扎实迈进。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这个四川大学的普通教师，一直是图书馆的经常读者。1990年，我被调兼任学校图书馆管理工作，1991年1月至2005年3月又被选兼省图书馆学会职务。这在如何做人和拓深专业上都给了我许多教育，特别是经历着从一个普通教师到兼任图书馆管理人员、从接受服务到为读者服务的转变。图书馆成了培养我的第二学校。几十年来，我深深体会到，在图书馆界有一支敬业爱岗、熟悉专业的职工队伍，其中不少是贤者、能人、里手、专家。正是这支长年累月乃至终生如一、默默无闻、竭力奉献的职工队伍，推动着四川省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其中沙铭璞先生就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位。
沙铭璞先生（1928～1998年），江苏南通人。1958年到四川省图书馆工作，较长时期担任该馆古籍部（后改特藏部）主任。1988年退休后，继续承担李一氓先生所捐藏书的整理工作；1995年6月省图书馆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与张德芳、程仲琪二先生一起，被选聘为学会的学术顾问。
我认识沙先生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虽然只有借还图书的工作联系，对他了解很少，但从我同沙先生多次的借阅咨询交往中（主要是在设置于和平街原严氏故居贲园书库的省馆特藏部），逐渐对他有些认识。
在我的印象里，沙先生是一位古籍版本专家，一位功底深厚，素有研究的学者和乐于助人、热心服务的图书馆管理者。他对馆藏古籍甚为熟悉，不止是知其目录，明其藏位，还翻阅过许多古籍，了解其基本内容，并对一些重要古籍的版本做过深入研究。他很少单独撰写这方面的研究论著，但围绕其岗位职责，做了许多具体而扎实的工作，如参加过《全国善本书联合目录》的编纂，参加或主办过《四川省地方志联合目录》、《四川省古籍善本联合目录》的编纂。与人合作编纂过《益州记·辑本》、《四川竹枝词》、《杨升庵著述及其版本考述》等，独撰过几篇文章，主持对李一氓先生所捐图书的整理研究。尽心事业，熟悉馆藏，揭示馆藏，书海导航，帮助读者利用馆藏，是沙先生的一个突出之处。
沙先生性格豁达，为人平易，不讲亲疏，不论齿序，不视资历，只要向他寻书借阅、请教质询，他都一视同仁，热情对待，遇有困难，总是尽量释答；或遇寻觅珍稀古籍，皆遍检馆藏，务求结果。他不顾劳累，为读者多次反复地跑库、找书、取书、送书、还书、上架，有时读者为查资料而频繁换阅大量古籍，或取出整部书籍（有的达数十册）仅只查阅其中一卷，或校核一条资料需同时取阅多种多部书籍，沙先生都能不厌其烦地尽可能满足读者所需。作为一位古籍版本专家学者的图书馆管理者，不摆架子，不矜不傲，而是甘为人梯，贴心读者，努力奉献，热心服务，这是沙先生又一突出之处。
在我同沙先生的接触中，有一些事很能体现他的上述突出之处，也给我很大的帮助，下面举两件最难忘的事例。
20世纪70年代末，我正在进行四川地方古代史的探究，其中接触到张献忠农民起义。感到学界大多沿用《蜀碧》、《滟滪囊》、《荒书》等常见著述，缺少更多更新的稽据，于是总想在史料上有所扩大甚至突破。一天，在省图查书时，同沙先生闲谈及此。沙先生思考后对我说，他记得馆藏有一本书，谈到四川一个人在张献忠起义军中的经历，答应在书库里找出来。几天后，他拿出一本《五马先生纪年》，说书找到了。据沙先生的介绍和此后的研究表明，此书很有用处。
《五马先生纪年》，是一个抄本。作者傅迪吉（1627～1696年），简州（今四川简阳）五马桥人。此书以编年体记录了作者一生七十年的经历和见闻，原稿未见，现存两种抄本：一是道光二年其族人据原稿抄录（从作者11岁起，此前的书页早已损坏），藏四川省图书馆；一是光绪三年据“道光二年本”抄，藏四川省博物馆。
顺治二年（1645年）冬月初三，十九岁的傅迪吉在简州城被张献忠所部起义军拘捕。他投附了起义军军官张洪宇，被张收为义子，在军营里生活。不久，傅在行军时逃出，辗转于简州各地。顺治四年（1647年），回到家乡五马桥。此后又迁居蒲江、眉山等地，到过成都，于顺治十年（1653年）回到简州。《五马先生纪年》约有三分之二篇幅记录了傅本人在这段时间（含起义军中）的亲身经历、所经各地的目睹耳闻，提供了张献忠起义军和明末清初川西地区社会的部分状况，是一本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原始资料，但学界中人罕有所知。
鉴于《五马先生纪年》的史料价值，征得沙先生同意，我与四川人民出版社联系并获允，拟将该书整理出版。在此过程中，又与沙先生和出版社相商，将省馆所藏1918年重庆圣家书局印行的《圣教入川记》与《五马先生纪年》合为一书出版。此书作者为法国传教士古洛东（Gourdon,约1840～约1930年），书中以大量篇幅叙述传教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4年）、安文思（Gabriel Magallaens，？～1677年）在张献忠起义军中的经历和当时四川社会的状况，也是一本重要史籍。但当时印数太少，又只在教会内发行，学界已很难见到。
此二书合为一书，经我点校并撰写“出版说明”，书名为《圣教入川记——附五马先生纪年》，列为《四川历史资料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4月出版。应该说，此书的点校出版，肇始于沙先生，多亏他熟悉馆藏，热情推介，才为学术研究发掘出新的史籍，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在研究明末清初四川地方历史时，接触到了“湖广填四川”的问题。对这个四川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学界有过一些研究，或在文学作品里描绘，或于通史中约略提到，或个案研讨，或语焉不详，缺乏系统清理探究。我觉得探讨这个问题很有意义，遂在细查有关史籍的基础上，开始在省内一些市、县进行田野调查，搜集有关碑碣、遗址等文物。细查的史籍中，则以地方志、家族谱牒为重点。有关史籍和本省地方志，我所在的四川大学图书馆可以基本解决，但校馆所藏家族谱牒不多。我打听到，省馆收藏了几百种清代、民国时期的家谱族谱（后来看到有关资料披露，共藏460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川谱），不久前才从成都城区外的储备书库运回，已尘封多年，尚未开展正式借阅。我很难为情地试着向沙先生提出借阅之请，心想可能会有碍难。哪知沙先生满口答应，并说：“图书馆藏书就是给读者看的，何况这种很少人看的书，经过读者翻查，还对书的保护有好处。”于是，我在几个月内，断断续续地抽出授课之余的时间，在省馆古籍部翻阅了两百多部川籍家谱族谱，抄录了许多资料（这些资料，为我撰写有关“湖广填四川”的论著提供了宝贵资料，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值得特别提到的是，由于我的阅读类似普查，沙先生和古籍特藏部其他先生许多时间都在为我的借阅奔忙于书库与阅览室之间；而且这些谱牒长期少人借阅，阅读前还得一一拂去灰尘、检查书况，然后才把书交给读者。他们不厌其烦、一丝不苟、热心服务的工作态度，使我不只一次地感动和感激。
五十年来，我在高校教学科研上有些进步，离不开校内外图书馆的支持和鼎助，其中更包括沙先生那样具体入微的帮助。沙先生作为一位对古籍版本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在图书管理的工作中，如此尽心事业、贴心读者、热心服务，是很值得敬重和学习的。沙先生已经逝世十一年了，他的敬业服务精神和事迹，深深铭刻在我心中。
在四川省图书馆界，有一支规模不小、长期默默奉献的职工队伍，其中像沙先生这样的图书馆员还有不少。这支队伍，已经或者正在为图书馆的改革开放建设发展做出许多成绩，并将为之继续奉献。在纪念省图学会成立三十年之时，我们特别要向他们致敬、学习，感谢他们，记住他们！
当前，四川省图书馆正在深化改革，奋力推进图书馆的现代化。而现代化图书馆的主要标志之一是“管理人性化”，要求全方位地渗透人性化管理理念，最大化地发挥馆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主张图书馆在提供服务时要尊重读者，善待读者,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服务，充分发挥现代化图书馆的各项功能,最大化地满足读者的要求。我们相信，具有三十年丰富经验和良好工作基础的省图学会，将继续深化改革，按照“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大力开展工作，为各馆的现代化再添助力，做出更大的成绩。
（原文载《四川省图书馆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专集》）四川大学图书馆前馆长 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