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市商业街抢救性发掘出一大型多棺合葬的船棺、独木棺墓葬，年代相当于战国早期偏晚，初步推测为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甚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该墓葬随葬的动物骨骼分布较为集中，出土于以下8个单位内：2号棺的53和47号罐，8、12号棺间的1和2号罐，8号棺的竹筐，1号棺室北部，1号和2号棺后端间的填土以及灰坑H1内。在H1的底部填土中，另发现有不少的小型骨器饰件、铜器以及许多大型漆器的残片，也应是被取出棺外遗弃在坑内的，故在H1发现的动物骨骼应是墓葬的肉食随葬品所残留下的。出土的动物骨骼共265件，可鉴定标本(The Number of Identified Specimen，简称NISP)206件，另有肋骨59件(没有鉴定到属种，但多为鹿科和家猪的)，代表动物最小个体数(Minimum Number of Individual，简称MNI)32个。可鉴定标本包括头骨，上、下颌骨和肢骨等，动物骨骼保存较为完整，骨骼部位比较单一集中。计鸟纲有鸡，哺乳纲有水鹿、麂、家猪、羊、牛、马、狗和藏酋猴。商业街船棺出土的动物骨骼为复原战国早期成都平原及其周围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先看野生动物，水鹿成群栖息于针阔混交林、阔叶林等；麂栖息于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灌丛和河谷灌丛；藏酋猴系猕猴的一种，生活在较温暖湿润的地区，这几种野生动物都说明成都平原及其周围环境温暖湿润，林草茂密，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是人类栖息的好场所。另外鸡、猪、狗、牛、马、羊等家养动物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发达，家禽和家畜也颇具规模，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195件可鉴定标本中哺乳动物占154件，其余为鸡的骨骼。战国时期，在楚地和巴蜀地区，都可以看到随葬肉食和植物果品的现象，由于墓葬保存状况的差异，有些仅有植物果品出土。与巴蜀地区比较，楚墓随葬肉食的现象似乎较巴蜀地区的墓葬多。商业街船棺随葬鹿的骨骼保存完好，无人工砍切痕迹，与现实生活中食肉方式不一样，并且家养动物不是主要的随葬肉食，与楚墓的随葬现象差异明显。
战国时期随葬肉食的现象很普遍，在洛阳西工131号墓发现用五鼎随葬，鼎内分别装有羊、牛、猪、狗、鸡“五牲”，依据《周礼》，只有天子、诸侯之祭才用“五牲”，该墓仅为五鼎，反映出当时已经“礼崩乐坏”。四川西部和滇西北的石棺葬中也发现有少量随葬肉食的现象，如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随葬的部分陶器和铜容器内即装有已炭化的动物肉、粟以及植物根、果等；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中的IM2，其中发现的羊骨、野鸡骨散见于墓内头端的地上、器物内、器身上等，鸟则出于一陶罐中；在理县子达砦石棺葬中(SZM3)随葬的高颈罐和单耳杯内也有发现动物碎骨；茂县城关很多石棺墓中出土粮食和兽骨，多放在容器中。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茂县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从刊》第7辑。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的M151、M153发现随葬有猪下颌、麂下颌、羊下颌和猪腿骨等，但未用容器装盛；钦德纳古石棺的M2，脚下放一陶罐，罐内和附近有兽腿骨。各地的区别在于动物肉食种类的不同，这反映出当时不同地区畜牧种类和日常饮食习惯的差异。这种随葬习俗在成都平原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在成都凤凰山西汉木椁墓的底室即有发现，动植物食品置于陶罐内，动物包括鸡、兔、猪、狗、牛等家畜，植物有桃及近于石榴、近于杏、近于五味子和近于菌灵芝的。陶罐有盖，盖上部分有刻字和笔书，能辨认的有“桃”、“酒”、“甘酒”等。四川茂汶别立墓地秦汉时期的石棺葬中也见少量随葬食物的现象。其他地区也有很多发现，如长沙马王堆1号墓，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满城1、2号墓和临沂金雀山14号汉墓等，比战国时期更加普遍，西汉以后逐渐衰退。
(三)微“盐”大义：四川地区盐业考古的调查发掘与研究
盐，是国之大宝、生命的粮食，盐几乎就是个“小宇宙”。在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人类通过动物的肉、血、奶、尿获取盐，而农业经济稳固以来，人类需定期补充，则开始主动生产盐。从古到今，盐都是一种专控的特殊商品。盐业考古是一项极富潜力的新研究领域。在盐业生产方面，需要涉及大量的科技知识，可以带动诸多产业的发展；而盐的贸易又促进社会的扩张、人口流通与交往，推动区域文化交流；同时盐不仅是重要的收入来源，还往往有一定的宗教用途。盐业考古在西方兴起较早，在中国的实践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目前有代表意义的考古现场有三峡、鲁北莱州湾等。2008年初，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专项试点研究——“早期盐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正式启动。该项目召集了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学者，分别从不同地区和不同的视角对中国古代盐业的创造与发明展开研究。该项目已取得了可喜的初步成果。《南方文物》也创办了“盐业考古”专栏，这是自2003年《中国盐业史研究》(巴渝盐业专辑)、2006年《中国盐业考古——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景观考古的初步研究》(第一集)出版发行以来，我国学术界日益觉察到盐业考古之重要性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南方文物》“盐业考古”专栏的设立，为学术界深入讨论盐业考古的有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同时它也开启了一扇展示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窗口。
1.四川盆地及长江三峡库区盐业考古研究。
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但人类究竟何时开始用盐，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海盐、池盐由于其天然性，利用的上限很难界定。而井盐开发则反映了人类主动找盐以及从浅层挖井到深层钻井的全过程。四川成都平原在先秦时期为蜀国领地，这里有悠久的制盐历史。《华阳国志》记：“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成都等地曾出土一批盐井画像砖，以形象生动的画面语言传递出该地区古代制盐业的信息。四川盆地已发现的数处唐代及以后的制盐遗址，均集中于蒲江县内。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清理了其中白云乡盐井沟的两座盐井，并在灰沙嘴一带进行调查试掘，发现有大量煤渣堆积，以及盐井、蓄卤池、输盐笕槽、煤矿坑道等，在盐井附近还发现有唐代元和八年(813)、大中(847~860)年间的佛教石刻造像，对唐代川西的盐业状况有了初步认识。
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曾在蒲江县白云乡盐井沟——灰沙嘴遗址进行初步试掘。在盐井沟发现两口盐井和一处蓄卤盐池，并作了初步清理。两眼井均圆形大口，直径170~175厘米，开凿在沟内山溪一侧基岩台地上，至今仍渗出卤水。从井内清理出的遗物有唐宋时期的板瓦等。在1号盐井上方约28米处发现一处摩崖造像，画面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两侧刻写“大中”、“元和二年”纪年题刻及“勾当盐井人”、“淳熙丙午年修井”等题记。2号井位于1号井的上游段。盐井上方阶地有一处用石板砌筑的蓄卤盐池，长375厘米、宽195厘米、深120厘米，中间用石板分隔成两个小池。2号井和蓄卤盐池附近发现有10个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及板基槽一处。笕槽支架的柱洞为圆形，开凿在溪谷旁基岩或巨石块上，直径20厘米上下，深12~26厘米，间距73~208厘米不等。支板基槽也开凿在基岩上，共14个，长36~100厘米、宽10~17厘米。估计当时可能在基槽上安置支板，再在支板上设置输卤笕槽，向下游窑埂村的盐场输送卤水。盐场建在溪谷下游窑埂村边，这里保留大量废弃堆积，埋藏丰厚，当地人称“灰沙嘴”。经试掘得知有6层堆积，堆积物主要为熬盐时废弃的炭渣、盐卤渣等。出土遗物有釉陶碗、四系罐、灰陶盆、红陶缸等器皿的残件及板瓦、铁锅残片等。还有数量较多的长条形耐火石。从文化堆积及包含物分析，其年代大致在唐宋时期。
1999年3月，由中美两国学者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蒲江、邛崃两县。在蒲江县白云乡考察了盐井沟内的古盐井、卤水漕运遗迹、盐井附近的佛教造像、毁坏的寺院遗迹及窑埂村一带的灰沙嘴遗址。对盐井沟内与盐产业有关的遗迹进行测绘，对周围景观地貌进行360度全景摄录，全面收集了遗址范围内的遗迹资料。另外，还在金华村金福井遗址进行测绘及景观资料的收取。与此同时，还考察了盐井崖、百家井(六合村)、毛赤井(蒲砚村)、小王井(松花乡)等盐业遗址点。在邛崃县，考察了盐沱村(油榨乡)、火井、盐井村(火井镇)等遗址点。在蒲江一带进行的考古调查和试掘未发现早到先秦的制盐遗物和遗迹。目前，这一区域发现的盐井一般被定在唐代，蒲江白云乡窑埂村灰沙嘴的试掘证实其文化堆积为唐宋时期。尽管未找到年代更早的遗存，但也不能说那些大口盐井都是唐代的。事实是，自汉代起川西盆地就流行凿挖大口浅井；另一方面，目前断代的凭据大多为盐井附近的摩崖造像及上面的年款题记，但这些盐井可能开凿在唐代以前，延续到唐代或更晚仍在使用。也就是说，摩崖题刻并不说明盐井的年代上限，但对此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调查结果证实，蒲江一带的盐井均开凿在山溪两侧或山崖下，井口大而浅，有的在盐井附近砌蓄卤盐池，或利用溪谷的高低落差架设笕槽向下游盐场输送卤水；盐场内用耐火石构建熬盐炉灶；燃料可能多为木柴、木炭，也可能使用煤炭(蒲江白云乡盐井沟内山崖下有自然出露的煤层及早年挖掘的矿洞，但具体何时开采不详，但煤的质量极差)。另一现象是，盐井附近往往开凿摩崖造像，上面的题刻内容往往与盐井有关，说明当时的制盐产业与宗教之间存在联系，此类造像似乎充当着盐井保护神的角色。
蒲江等地的工作结束后，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自贡市参观盐业史博物馆，考察了东源井、燊海井及盐场内熬制盐卤的设施。实地参观了东源井附近一座由乡镇企业开办的盐厂。这座盐厂使用比较原始的熬盐、制盐工艺，其生产流程、熬盐用具、燃料及燃料渣滓废弃物的堆放及位置等引起联合考古队成员的极大兴趣，这些今天已难得一见的人类学材料对深入理解和阐释蒲江盐井沟——灰沙嘴遗存的关系及埋藏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上述工作及新的发现为探索川西平原制盐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而长江三峡地区盐业遗址发现的时间较早，从正式的发掘与研究到目前已有十余年，累积了相当的研究基础。目前三峡地区盐业考古的研究，除了发掘报告外，主要可以区分为几个不同的研究主题，包括遗址的介绍，个别遗物，遗迹的判断研究，制盐环境的背景分析，盐业生产技术的重建，盐业生产的专业化发展，盐业生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长距离盐贸易的分析以及动物遗存或盐腌制品的研究。尽管仍有许多未解的问题，但从整体上来看，近十年来的研究已使我们对三峡地区的盐业历史有一个概略的认识。目前看来，最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前3500~前1800)，人们便开始在甘井沟口一带进行盐生产，而且生产范围随后扩及至洽甘井河中游的中坝遗址。最早的盐生产工具是以一种带花边口的大口尖底缸，而在接下来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前1800~前1250)及十二桥文化时期(前1250~前1000)，熬盐工具由大口尖底缸转成几种小型尖底杯，以及船形小杯。到西周初期，这种以小陶杯作为熬盐工具的技术又有变化，熬盐陶罐变成花边口圜底罐。从春秋时期开始，这些圜底罐在容量和形态上变得相当标准化。由于古代陶器制盐时常以陶罐兼作塑造盐块的模子，因此制盐陶器的标准化不但显示专业工匠的出现，同时标准化的盐块可能也有助于形成固定的交易单位，以便长距离贸易运输。使用陶器制盐的技术在甘井河流域可能持续了两千余年。直到汉初，这些盐生产遗址的陶片数量锐减，再也看不到如先秦时期文化层中大量的制盐陶器堆积，取而代之的是许多长条状被称为“龙窑”的遗迹。如果参照四川地区东汉时期制盐画像砖的图像，这些龙窑很可能是熬盐的盐灶，铁锅取代了早先的陶罐，成为直至近代最主要的熬盐工具。
中国科技大学专家采用XRD、SEM和液相包裹体的测试分析方法,具体研究了长江三峡库区忠县中坝遗址出土的花边陶釜及其内壁附着物,证明了中坝遗址出土的花边陶釜是早期制盐容器。结合考古学家的分析研究,表明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开始制备井盐,比晋代《华阳国志》记载的我国最早开凿盐井的记录(约公元前255年李冰开广都盐井)大约早790年。还有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长江三峡境内考古新发现的一种船形陶杯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此类造型奇特的器皿和使用痕迹的观察，推测这类器皿很可能是商周之际流行在长江三峡境内的另一类制盐陶容器。尽管这个解释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但他们的判断和分析对三峡地区的盐业考古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1999年夏，中美联合考古队还前往重庆彭水县郁山镇，考察了那里的盐业遗址。与其他盐产区相比，郁山盐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因此有“彭水型”卤水一说。其特点为：盐矿地质时代早、埋藏浅；盐卤多天然出露；盐卤成分较差。通过此次考察，了解到郁山镇共有古盐井13处。此外，明清两代，当地也曾开凿过一批盐井。1949年以后，当地实际有生产能力的盐井共9眼，日产卤1.32万筒(每筒128斤)，后又开凿了黄泥井、新皮袋井、郁机一井、郁机二井等，产量大幅飙升。但是，由于盐卤含氟量过高，1984年郁山盐厂全部停产。另据调查，除郁山镇外，彭水鸡冠山、温泉等地也有产盐历史。
2.盐源县历代制盐遗存及盐泉的调查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