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配合“中国古代盐业考古课题的开展”(指南针计划项目之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就所承担的“盐源地区盐业的考古调查”开展了相关的盐业考古专题调查。本次考古调查在2008年6月至10月，进行了前期的资料收集工作和相关的整理研究，为后期的田野调查奠定了基础。2008年11月18~26日，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凉山州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盐源县境内的古代盐井进行第一次的田野考古调查与研究发表。目前盐源境内仅黑、白二井的地点还有清晰的记录，并且二井在文献中记载也是着墨最多，因此二井也就成了本次田野调查的重点。
本次考古调查成果表明盐源境内的盐业开采、生产与贸易的历史悠久，至迟在汉代当地的盐业工业就已经发生，并深刻影响了当地的青铜文化，进而与西南地区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盐源境内盐井分布较为密集，当地古代制盐的采卤方式为在较早时期使用自溢卤水，砌石为池，系桶取卤，至明清时期则开始使用班井和硝井取卤水。而其古代的制盐方法，则为在汉代之前或汉代，为在柴火上浇灌卤水，然后焚烧后为盐。汉至唐代使用陶杯熬卤成盐。从明代开始使用铁盆煮盐，清乾隆元年(1736)后，则改铁盆为铁锅煎盐。盐源地区盐业品种也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当地居民最早生产的食盐品种主要是“鸡屎盐”，盐质不纯净，多含炭灰和泥沙，质量低劣；元明时期利用铁盆制“花盐”，清代开始用筒口锅制“巴盐”，“巴盐”凝结成一整块，便于运输；如今当地盐厂生产的食盐为“加碘精制盐”。木柴是当地制盐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主要燃料，煤(褐煤)作为燃料使用则是在清中叶之后，使用范围并不广泛，木柴仍是主要燃料，20世纪50年代后，煤才作为当地制盐的主要燃料。同时通过本次调查认识到该地区存在着早期盐业的遗址，这一方面印证了古代文献的描述，另一方面也为今后大规模的调查提供了依据。
此外，食性分析研究也是判定我们祖先所用食材的新兴科技手段，而传统的方法是依靠动植物的遗存以及生产工具。食性分析利用人骨稳定同位素碳13、氮15，获取来自食用者的直接信息。碳十三分析可以反映人们的主食状况，包括C3类、C4类等，而氮十五的比值与食物链有关，可以反映肉类食用程度、营养级的高低等。如在兴隆洼遗址的考古中，发现8000年前这里人们的主食是C4类植物，如粟、黍，证明此时已有定居农业。氮15的比值是9‰~10‰，说明人们的食物里有一定的肉，但不是太多。再如对山东长岛北庄新石器时代的合葬墓考古中发现，这里的人食物中C4类植物高达90%，墓主人的氮15含量也相当高。四川地区进行的食性分析研究工作还非常有限，但这是考古学科发展的新兴方向之一，相信不久以后四川地区考古工作中的食性分析研究会越来越多，从而为饮食文化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手段。
二、四川先民日常饮品的考古发现——以酒文化考古和茶业考古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酒与茶不仅仅是重要的日常饮品，而且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酒文化考古和茶业考古成果，远远超出了饮食文化的研究范畴。
(一)四川地区酒文化考古的新进展
四川是中国名酒的故乡，近年来酒文化考古的新发现可谓层出不穷，相关的研究工作也有长足的进展。概而言之，四川酒文化考古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酿酒相关活动图像类的考古发现，酿酒饮酒器具类的考古发现，民族志调查中的酒文化考古资料，酿酒作坊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等。
1.酿酒相关活动图像类的考古发现。
以成都平原的发现最为丰富，主要为大量的汉代画像砖，具体包括《酿酒图》《酤酒图》《宴饮图》《酒肆图》等。如1954年四川省彭山县凤鸣乡出土有一幅“酿酒”画像砖：图案上方显露一单檐五脊顶粮仓，屋檐下摆放有两个酒觚，其侧各置两罐。往下则有二人，右边一位头梳椎髻，着长服，两手各握一曲罐的口沿；左边的一位是个头梳双髻、阔袖长服的女子，袖子挽得高高的，左手扶着酿缸上的大圆锅，右手正在锅里搅动；缸的右边，一位男子在烧火为酿缸加温；酿缸前方是地槽，槽前有三个椭圆小口的管子，管口对着三只小酒坛，另一位男子正在观察掌握，以便及时启闭开关，将不同质量的酒引入不同的酒坛。1975年在成都西郊曾家包发现了两座东汉大型砖室墓，墓内共出土13块画像石，质地为细红砂石，其技法是采用凸面浅浮雕。其中一号墓西后壁有一幅画像特别形象、生动，它表现了东汉成都的酿酒场面：一辆牛车满载粮食来到酒坊，妇女在井旁取水，巨大的烧锅前有人忙着烧火，五个大酒坛一字排开，有人正在用瓢舀酒，成群的家禽家畜在四周吃着酒糟。整个酒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1986年在成都彭州市升平乡收集到一块“酒肆羊尊画像砖”，图案右侧是一座具有汉代风格的木构酒肆建筑，内部摆设着各种各样的盛酒器具。肆内一人当垆，盛酒的大坛置于案下，表面坛口与桌案齐平，以便用勺舀酒。外面两个宽袖长袍者正排队沽酒，店外两人，一人沽酒已毕，正用成都平原独有的一种独轮车推羊尊而去；另一人挑着两个酒瓮仿佛刚刚赶到。酒肆后侧还有一张高台木案，上置一方形酒器和两个盛酒的羊尊，以作储备。整个画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那种熙熙攘攘、应接不暇的繁忙情景。
成都市新都区文管所收藏新龙乡出土的两方东汉画像砖，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酿酒和酤酒场面。其中酿酒画像砖右部有一屋顶，表示酒肆在建筑物内。屋前垒土为垆，垆内安置三只酒瓮。瓮上有螺旋圆圈，形似一条管子。据此有学者推测可能是曲子发酵，淀粉溶化后输入瓮内的冷管。图左端上方一人推一独轮车，车上有一方形圆口器物，可能是往外送酒。左端下方一人担一只酒罐，罐口有套绳。其右有灶一座，灶上有釜，上边一人左手靠于釜边，右手在釜内操作，似乎在和曲。其右一人于一旁观看。垆侧一人亦作观者状。图的上端右边屋檐下有两个酒觚，觚的两旁有两个圆形盒子。另一方为酤酒画像砖，在四阿顶式建筑物内垒土为垆，垆内有两只酒瓮。壁上挂两只酒壶，屋内坐一人，正为门前一人作盛酒状，门外一人作接物状。其左一人手推辇，上装一盛酒物正回头观酤酒人。左上部有椎髻短裤者肩荷酒壶，正前来酤酒。
2.酿酒饮酒器具类的考古发现。
由于酒有易挥发的特性，在考古过程中就很难寻找到古代酒的实物材料，而酒具是人们在家庭、酒肆，甚至庙堂之上用以酿酒、贮酒、量酒、温酒和饮酒的各种器具。所以，酒具就成为酒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酒具来研究酒的发展史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四川地区较为典型的则有史前城址群和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市金沙遗址、成都彭州市竹瓦街青铜器窖藏、成都市商业街船棺遗址、成都市新都区马家战国墓以及成都邛窑、青羊宫窑和成都彭州市宋代金银器窖藏、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成都各地明代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漆器、瓷器、锡器和青铜器、金银器等各种不同质地的酒具。它们分别代表了新石器时代、商末周初、春秋战国和唐宋时期等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成都平原酒具的概貌。从这些考古学文化中的若干酒器，可以简要说明四川地区酒文化的发展历程，同时，它们也向我们昭示着四川酒文化的源远流长。
此外，1983年7月4日，成都北郊凤凰山园艺场砖厂的工人发现一座西汉长方形的木椁墓，分上下两层，上层为棺室，下层为腰坑，发掘出土的19件红漆陶罐皆为小口，卷沿，广肩，大圆腹，罐内有的放有禽畜的骨头及碳化的植物，经鉴定分别为鸡、兔、猪、狗、牛及桃、杏、石榴、五味子、菌灵芝等，陶罐都有盖，盖上部分有刻字，部分有笔书，除少数能辨认外，大都已模糊不清，现能辨认的有“桃”、“酒”、“甘酒”等。
1999年，四川泸州营沟头窑址出土唐至元代的陶瓷酒具，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酒具窑。1999年2月3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营沟头车间，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国宝窖池南侧单身宿舍基建工地挖掘地基时，挖出一批青瓷器皿，初步断定此处为唐、五代时期古窑址。3月10日开始清理，4月中旬清理工作告一段落。由于唐、五代遗存在泸州市尚属空白，加之是在国宝窖池旁出土了这么多酒具，对研究泸州酒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佐证。泸州老窖青瓷窑主要生产以酒具为主的日常生活瓷器，如壶、杯、碗、罐、坛、缸等器物。泸州老窖(营沟头)青瓷窑是一个唐、五代时期主要生产青瓷酒具的窑址。它生产的种类繁多，产品具有四川地方特色。由于此窑没有文字记载，更为我们研究唐五代至南宋时期泸州的经济、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物证。
3.民族志调查中的酒文化考古资料。
礼失求诸野。一些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酿酒技艺还保留着传统的风格，可以为我们探讨古代酿酒技艺提供参考资料。如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的项脚蒙古族乡的群山环抱中，居住着一群汉族，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过着基本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木里藏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省西南边缘，“山川障蔽，颇称险阻”。项脚世居的汉族，饮食方面以大米、麦面、玉米为主食。饮酒方面，旧时饮用自酿的土酒，现在要喝白酒和啤酒，不过自家酿酒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在调查中，每家款待的都是自酿的土酒。这些汉族向其他民族不断地学习，学习藏族养奶牛、挤奶、制酥酒和煮酥油茶的方法，所以项脚汉族也有了每天喝酥油茶的习惯。向蒙古族学习用毛捻线、织毛布和酿酒的技术，现在项脚的汉族每家都采用蒙古族教的方法酿酒。还从彝族那里学会了土豆的各种吃法；从苗族人学来织麻布的方法。这些调查资料有助于四川酒文化考古研究的深入和深化。
4.酿酒作坊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在1999年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发掘以前，国内关于酿酒作坊尤其是白酒作坊遗址的考古工作基本处于空白，仅发现有极个别的酿造酒作坊和榷酒遗址。如1974年，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了一处完整的商代中期酿酒作坊，应属于酿造酒(黄酒)作坊。1985年，河南省宝丰发现一处宋代榷酒遗址，发现有烧酒锅灶，古井一口，大量的北宋对子钱，钧瓷、白瓷酒器残片。此前遗址内还曾出土较完整的汝瓷、钧瓷器皿。
水井街酒坊遗址发现于1998年8月，原为四川省成都全兴酒厂的曲酒生产车间。1999年3~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水井街酒坊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四川省博物馆部分人员参加了工作。发掘面积约280平方米，发现有十余处不同时代的酒窖、晾堂、灶坑、蒸馏器基座、灰坑(沟)、路基(散水)、木柱及柱础、墙基等遗迹现象，并出土了大批瓷器、陶器残片、兽骨及其他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