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宋代四川的酒课收入，我们还可以考察出它在宋朝酒课收入中的比重和地位。文献记载，宋朝全国的酒课收入，不包括少量的绢帛等实物。至道二年（996）铜钱 169万贯，铁钱156万余贯；天禧末年（1021）铜钱987万贯，铁钱291万贯；庆历五年（1045）1710万贯；皇祐中（1049—1054）1498万贯；治平中（1064-1067）1286万贯；熙宁十年（1077）前1506万贯，熙宁十年1317万贯；南宋绍兴末年（1162）1400万贯。我们把前面所述四川酒课收入与同时期宋朝酒课收入相比较，就可看出熙宁十年前四川酒课占全国酒课的百分之十四，熙宁十年则不足全国酒课的百分之二。南宋时期四川酒课在全国酒课中的比重则急剧上升，达到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四十以上。这是因为北宋时期宋朝疆域辽阔，提供给中央政府财源的地区较多和“川峡不榷酒，河北不禁盐”的政策造成的，故四川酒课偏轻。南宋时期宋朝管辖的疆域缩小，四川已成为宋朝极其重要的财源之地，大肆征收酒税，故使其在全国酒课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四川是南宋王朝的重要经济支柱。
酒课与国计民生
宋朝征收酒税，往往视财政需要而定其课额的多少。宋初财用充足，故酒税收得少，以后冗官、冗兵、冗费日多，酒课就征收得越来越多。南宋陈止斋就说：“国初诸路未尽禁酒。吴越禁之，自钱氏始，而西京禁，始太平兴国二年。”闽广在南宋时尚不征收酒税。就是在实行酒禁的地区，征收酒的法令、制度也都不严密。太宗淳化四年（993）诏令：“诸州以茶盐酒税课利送纳军资库，于是稍严密矣。”真宗咸平四年（1001）才规定了诸州每年应征的课额，但“藏之州县而已”。庆历二年（1042）“初增添盐酒课利钱，岁三十七万四千一百三十余贯上京”，才开始了酒税上供中央。此后更不断增加税率和增添酒价，有熙宁五年（1072）的“熙宁添酒钱”，崇宁二年（1103）和崇宁五年（1106）的“崇宁瞻学添酒钱”，政和五年（1115）增添无额上供的“政和添酒钱”。南宋王朝的财政危机更为严重，更是随时增加酒课，增涨酒价，有建炎四年（1130）的“建炎添酒钱”，绍兴元年（1131）的两次添酒钱。添酒钱的数额越来越多，酒价提高的幅度越来越大。由北宋时期的每升添钱一二文至三四文不等，到南宋时期已是一次每升添钱三十至四十文以上；由北宋时期每次添价都要上报中央批准，到南宋时期已是由州郡自行增价。绍兴元年已是每升酒“作一百五十文足。以其钱起发”上供，比唐代酒每升三十文高达五倍有余。其后绍兴五年（1135）、绍兴六年（1136）、绍兴七年（1137）、绍兴八年（1138）、绍兴九年（1139）年，绍兴十一年（1141）都曾增添酒钱，增涨酒价。这些增添的酒课或作州郡经费，或作转运司开支，或由提刑司保管以备他用，或上供中央，特别是庞大的军费更仰给于酒税。总之，无论是中央或地方的各项开支都用增添酒税来解决，以致陈止斋也说：“酒政之为民害，至此极矣。不可不稍宽也。”
宋代四川酒课增加的情况，与全国大致相同，仍然是北宋较少而南宋特多。宋人曾说：“四川财赋利源，大者无过盐酒”。茶、盐、酒税是宋代四川的重要财源，但是，无论是北宋或是南宋，在茶、盐，酒税中都是酒税收入为特多。北宋时期四川的茶税收入，熙宁七年（1074）榷茶，其始岁课三十万缗，后增为四十万缗，元丰二年（1079）为百万缗，收入最多的元祐时期（1086—1093）为一百二十万缗。盐课收入北宋岁额为八十万缗。而北宋的酒课收入，按上节的统计，熙宁十年前为二百二十万贯，熙宁十年为二十三万贯，除熙宁十年外，都超了茶盐税课的总和。南宋时期的茶课收入，建炎时为一百零五万贯，绍兴十四年（1144）为二百万贯，嘉泰二年收二百四十九万贯；盐课的收入，绍兴年间为四百余万缗，孝宗、宁宗时期为三百万贯。酒课的收入，建炎四年即达六百九十余万贯，孝宗时为五百万贯，宁宗时为四百余万贯，都远远超过了茶、盐税的收入，有时还超过了茶盐课税的总和。再从四川的全部财政收入来看，如果以绍兴五年（1135）四川收钱物，总数三千三百四十二万缗计算，则酒税的收入占了四川全部财赋收入总数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酒税是宋代四川财赋利源的根本和支柱。
四川的酒税收入，北宋时期除上缴中央之外，留作地方的部分，主要用于支付兴办学校、行政开支和犒奖官兵等费用。南宋酒税既已占整个四川财赋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它也就为四川财政支出提供了五分之一以上的经费。其中用于支付川陕军费的，据《朝野杂记》甲集卷17记：“四川总领所瞻军钱并金帛，以绍兴休兵之初计之，一岁大约费二千六百六十五万缗，其中五百五十六万缗酒课”，亦占四川整个军费开支的五分之一以上。于此可见，酒税之于宋朝国计的重要性。
这笔庞大的酒税收入，自然落在酒的消费者身上。宋代酒的销售是越界有禁，既不能运出州界县界，更不能逾越四川，运往外地出售。其全部酒税也就分摊在四川酒的消费者身上。按南宋时期四川人口最多为七百万，酒税收入高达六百九十万贯，平均每人每年要缴纳一贯的酒税，负担之重，自不待言。当然，酒税并非按人口平均征收，而是依饮酒的多少来征收。表面看来，有钱人饮酒多，纳税就多，穷人饮酒少，纳税就少，似乎是有利于贫者不利于富者。其实不然。把酒税当作国家重要赋税来源，本身就是有利于富者而不利于贫者。宋代是继承唐代的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身丁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纳税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和有产者。大量征收酒税，就改变了按资产土地征税的原则，加重无地少产劳动群众的纳税负担。同时，富者每人饮酒数量虽多，但因其人数少，占整个社会酒的消费量也少，故其在酒课总额中的纳税比重也少。贫者虽不能享用“斗酒千金”的美酒，但祭祖宗，祀鬼神，男婚女嫁，迎亲送友，生老病死，舒筋骨活血脉，消疲劳治疾病，又不能不饮酒。他们每个人饮酒量虽少，但因其人数多，故其占整个社会酒的消费量亦多，在酒课总额中的纳税比重也大。因此，实际上绝大部分酒税都落在广大的劳动群众身上。特别是夔州路地区供给劳动人民治病医药所需的“万户酒”，南宋时期也曾一度禁榷征税，更是加重对劳苦群众的剥削。此外，大官权臣还可仗势逃避酒税，小民百姓则只能依法纳税，正如宋人洪拟所说：“榷酤立法甚严，犯者籍家财充赏，大官势臣连营列障，公行酤卖则不敢问，是行法止及孤弱也”。
沉重的酒税还使经营酒业的人深受其害。早在北宋时期，官府扑买酒坊令民承包酒课，因其课额过重，就使“大率一县之内，中户以上，因买坊场或充壮保而破散拖欠者十常四五”。南宋时期的隔槽酒法，设官主之，听民纳钱入米酿酒出卖，但行之既久，沽卖亏欠，则责入米之家认定月额不复覈其米，第取其钱，“以资妄费，民不堪之”，致“失业者比比皆是”。对此，官府不得不缓和矛盾，减少部分酒务监官和酒课岁额，但终因酒课过重，民以为苦。宋人张上行在谈到邛州的情况时就说：“此郡昔有四利，今有四害。曰茶、曰盐、曰酒、曰铁。他郡或有其一或有其二，而吾邛独全。昔以为利，民竞富豪，今以为害，民皆贫薄矣。”沉重的酒税和茶盐等税，已把人民弄得一贫如洗。
总之，宋代四川的酒课为国计所赖，为民所苦。南宋时期为了相继抵御金朝和蒙古军队进入四川，“蜀人所以助钱助粮者，只买一个不左袍”。四川人民为保卫四川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曾忍受如此沉重的酒税等负担，实为可赞。然而终因南宋王朝的腐朽，未能阻止蒙军入蜀，四川残破。到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已是“蜀之所产者茶盐，今饥馑相望，何有乎食用之家？蜀人所仰者酒税，今商旅不行，何有乎征榷之利？”四川人民再也无力缴纳大量酒税和其他赋税了。四川的岁入也由原来的三千多万贯减少到“二千四百九十二万余”，半数以上的经费开支都无着落。四川人民再也无力挽救南宋王朝的覆灭，在坚持长达半个世纪的抗元斗争之后，四川还是被元军所全部攻克。南宋王朝最后的一块抗元基地丧失，南宋王朝再也不能死而复生了。
《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