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宋朝四川的交子，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人类出现货币的历史大约有三千年，而出现纸币的历史还不到一千年。正因为如此，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研究交子的论著不绝于书。对交子产生的原因，从宋至今，有言其“取于唐之飞钱”者，有言其“蜀人铁钱之重，不可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者。这些看法无疑道出了交子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交子这种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恰恰在宋朝的四川地区最早产生，而不在宋朝的其他地区产生，显然还有更为深刻、更为特殊的经济原因。
交子是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信用纸币。它是铁钱的代表和符号，与铁钱具有同样的职能。《宋史·食货志》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唐之飞钱”，直溯历史渊源，得其历史演进之实。但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便换”，是汇兑票据。与“飞钱”性质略为相同的宋代“盐钞”、“交引”等领取实物的票据，虽可“转鬻”，辗转用作支付手段，亦非在市场自由行使的信用货币。此外，唐代柜坊存放铜钱的“存放证明”，宋代商业中的“赊据”则是一种信用支取票据。总之，无论是“飞钱”、“便换”、“盐钞”、“交引”、“存放证明”、“赊据”，都不是认票不认人的信用货币，而是某种信用票据。这种信用票据绝不能不受客观经济环境的制约，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信用纸币的，它必须在适宜的经济土壤中才能发展成信用纸币。而且从唐代的“飞钱”，到宋代的“便换”、“盐钞”、“交引”，并非蜀中特产，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它更多的还是行使于中国其他地区，而不是行使于蜀中地区；随着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它既可在蜀中演变成纸币，亦可在中国其他地区演变成纸币，然而它却唯独在蜀中演变成纸币，这就不能不有更为深刻的经济原因。
宋初蜀中使用铁钱，行旅赍持不便，激化了货币流通中的矛盾，确实是交子产生的特殊原因之一。然而铁钱重，不便贸易，并不会必然产生出纸币的。宋代的铜钱亦不太轻，“得钱千，重五斤”，即一贯有五斤重，同样具有不便贸易的矛盾。蜀中的小铜钱一当小铁钱十，同值铁钱的数量和重量大于铜钱的十倍，比铜钱更为不便。但景德以后改铸的大铁钱，“贯十二斤十两，以准铜钱”。同值的一贯大铁钱，只比一贯铜钱重七斤半，是铜钱重量的一倍半，同值铁钱与同值铜钱重量的差距已大大缩小。如果说，交子之所以成为货币，仅仅是铁钱重不便贸易而产生的“质剂之法”，那么，在行使铜钱的广大地区同样有铜钱较重不便贸易的矛盾，为什么不能产生类似交子这样的纸币来代替铜钱，以便贸易呢？
中国铁钱历史发展证明，仅仅是铁钱贸易不便，是不会产生出纸币的。四川地区在东汉公孙述割据时期、三国蜀汉时期和五代孟蜀时期都曾使用过铁钱，就没有能够产生出交子。宋代行使铁钱的地区，也不止蜀中一地，河东、陕西地区一直是铜钱、铁钱兼用，就没有产生交子。宋初广南、江南，亦权用旧钱，如川蜀法。直到太宗继位，才禁止江南用铁钱，福建地区则仍令建州铸大铁钱与铜钱并行。这些使用铁钱的地区也未产生交子。
铁钱之所以不会必然产生纸币，原因在于，解决铁钱太重不便贸易的矛盾，亦并非只有纸币这一种办法。在历史上，充当商品交换等价物的货币，有金属和牲畜等各种物品，有各种铸币和纸币。而以物易物的物物交换更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十分普遍的交换方法。在宋代四川，距离交子发源地成都不远的黎州（汉源县），无论是交子产生以前，或是交子产生以后，当地少数民族同汉人之间的贸易，一直是以物易物，既不使用铜钱，也不使用铁钱，更不使用交子。在1948年和1949年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内，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银圆券、金圆券等纸币，完全失去了信用价值，在任何交易中都无法行使，这时四川地区就自然地出现了以金子、银圆和粮食、棉纱等物品作为货币，进行商品交换。其中棉纱更是一种小额商品交换的通用货币，可以用一支或几支棉纱在餐馆支付餐费，或在商店购买各种小商品。十分明显，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究竟用什么作货币，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政治权力，而取决于客观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商品交换的客观需要。整个世界货币发展演变的历史也表明，并非铁钱这种贱金属铸币出现之后，就要产生纸币，更多的还是金银等贵金属铸币出现之后才产生纸币的。铁钱的行使和纸币的产生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我们还应当看到，在宋代四川交子行使半个世纪后，宋朝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曾经利用政治权力把四川交子移植到行使铁钱的河东、陕西地区，结果均遭失败。河东交子始行于熙宁二年，以“河东运铁钱劳费，公私共苦之”，乃“诏置交子务于潞州”。但因河东商品经济水平低，不具备交子流通的条件，“商贩缘边，以无回货，故入中粮草，请算矾盐。若交子法行，必不肯中纳粮草，不惟有害边计，亦恐矾盐不售”。宋神宗只得朝令夕改，在熙宁三年七月，“罢潞州交子务”。河东交子方罢，熙宁四年正月，宋朝又行交子之法于陕西。因陕西同样不具备使用交子的条件，“交子之法，可行于蜀，不可行于陕西”，若“令民尽纳铜铁钱于官，而易以交子”，将“使细民流离失业，无以为生”。乃在熙宁四年四月，“诏罢陕西见行交子法”。三年之后，熙宁七年元月，为救盐钞之弊，宋朝又在陕西的永兴路、秦凤路和熙河路发行交子，解决边储。结果“交子多出，而钱不足，致价贱亏官”。延至熙宁九年正月，只好宣布“陕西交子法更不行，官吏并罢”。这三次在河东、陕西推行交子，发行纸币，均以失败告终。所以绍圣元年（1094）以后，宋朝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在陕西推行交子，就改变了在陕西独立发行交子的做法，而是把四川的交子范围扩大到陕西地区。四川交子“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榷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崇宁元年陕西复行交子法，也是把四川交子扩大到陕西地区。《宋史·食货志》说，“自朝廷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以助经费”，使四川交子发行额“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新交子一当旧者四”，乃于大观元年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改交子为钱引，“仍用旧印行之，使人不疑”。这些在河东、陕西行使的四川交子和钱引，都要流回“成都换易。故四川有壅遏之弊，河、陕有道途之艰，豪家因得以损直敛取”。实际上四川交子在河东、陕西行使，是和盐钞、茶引性质相似，只能起支付的汇票作用，没有流通手段的职能。它不流回四川，就要成为废纸，与四川境内作为货币行使的交子、钱引的性质完全不同。不管北宋王朝怎样运用政治权力在河东、陕西这些行使铁钱的地区推行交子，但作为纸币的交子和钱引，在北宋时期始终没有越出四川境内，而在河东、陕西地区真正行使过。因此，交子产生的原因，就不能只从它的历史演变和铁钱太重、不便贸易、激化了货币流通的矛盾中去探索，而更应从宋代四川整个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去探索。四川交子是“民之所自为”，它是商品经济土壤里长出的鲜花，而不是人工所能仿制的假花，只能从宋代四川商品经济的发展中才能探索其产生的最本质的原因。
二
小额贱金属铜钱和铁钱铸币，是小生产者的商品交换和小额的商品买卖的产物。大额的贵金属铸币和纸币，则是大宗贸易的产物。铜钱和铁钱因其票额小、耐磨损等特点，很方便很适应小生产者的商品交换和小额的商品买卖的需要，大额的贵金属铸币和纸币在小额的商品交换中反而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很不方便很不适应而无法行使的货币。就是在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发达的今天，我们用拾元、伍拾元、壹佰元的纸币，去购买几分几角钱的商品或支付几分几角钱的费用，也是很不方便，甚至是难于实现的。所以国家在规定普遍使用纸币的同时，也发行小额而耐磨损的铸币，作为大额纸币的补充，以满足人们日常小额商品买卖和小额支付的需要。反之，人们如果用票额几分的铸币去支付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商品交易的费用，则又是很不方便很不适应的。宋代四川交子与铜钱、铁钱相比，不但有铸币和纸币之分，还有小额货币与大额货币之别。它与一文、二文、五文、十文的铁钱、铜钱不同，是一种大额货币。交子的最初票额以人户存款数额而定，官府接办交子后，票额从一贯到十贯不等，其后又固定为五贯和十贯两种，最小的票额也是五百文和一贯。一张交子比一枚铜钱或铁钱所代表的货币价值大几百倍、几千倍之多。它能否产生和存在，不但取决于能否像铁钱、铜钱一样确立信用价值，还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能否容纳这种大额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和行使。
我们知道，四川地区从秦汉以来，就在全国占有重要经济地位。唐代四川经济的发展已位居全国前列，有“扬一益二”之称。唐末五代黄河流域长期沦为战场，封建秩序荡然，何论经济的发展。川蜀情况则有所不同，社会相对稳定，中原衣冠士族和广大人民纷纷入蜀定居，视为乐土，社会经济得以持续发展。成都平原的经济水平差不多已与江南相埒。在前后蜀统治的五十多年内，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中原，经济十分富裕。北宋平蜀，设置“日进纲”，把蜀中财物分水陆两路运往京师。下蜀资重，百里不绝，至京师亦然。四川成为宋朝重要的财源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