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西蜀和江浙是镶嵌在宋朝经济史上的两颗明珠。太宗太平兴国时期，四川的人口达一一四万余户，占宋朝总户数六四九万余户的百分之十七。四川的农业随着都江堰水利灌溉范围的扩大，管理维修制度的完善和健全，丘陵地区梯田的普遍兴起，耕作技术的改进，作物品种的增多，已使平原和丘陵地区“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它的农业耕作水平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仅仅低于农业最发达的两浙地区，成为重要的稻米产地。粮食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的发展。茶叶生产特别发达，年产茶叶三千万斤，占全国茶业总产量一半以上。药材生产遍布蜀中各地，彰明附子驰名全国，其中廉水、赤水、会昌、昌明四乡五万二千亩田地中，种植附子之田十居其二，合四乡之产，得附子十六万斤以上。全国各地药商纷纷入蜀争购，以致“陕辅之贾才市其中者，其上品则皆士大夫求之。盖贵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厌”。此外，如戎州的荔枝，果州的柑橘，遂宁的甘蔗，天彭的牡丹，都已形成商品基地。在手工业中，四川是全国重要的纺织中心，茧丝织纹纤丽者穷于天下。麻布产量居于全国之冠。蜀锦、绢、绫缎等多种丝织品的品种、数量、质量都得到空前发展，为人称誉，驰名中外，而衣被天下。造纸、印刷久享盛名，不仅是全国造纸、印刷基地，而且为世界上最早套印纸币提供了技术条件。井盐业、酿酒业、制糖业也相当发达。遂宁则是全国糖霜（冰糖）生产基地。
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的发展，破坏了自然经济的闭塞性和狭隘性，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农村场镇集市的兴起。在商品生产集中，地势优越、水陆交通方便、人口较多的地方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场镇集市。据《元丰九域志》记载统计，北宋元丰初年，现今四川境内就有场镇六九六个。其中商业贸易发达的场镇集市，官府还设置商税务，征收商税。按《宋会要·食货》一六记载统计，1077年，今四川境内的场镇共设置四十个商税务，有的场镇商税务每年的商税额比州城还多。例如彭州蒙阳镇的商税额达一万贯，雅州名山场的商税额达一万九千余贯，剑门关的商税额七千余贯，都超过了某些州城的商税收入。在怀安军则是“县二而镇九，以县而言，金堂为大。以镇而言，古城为富。方谚谓，军不如县，县不如镇”。嘉州的苏稽镇和符文镇也是“市井繁茂类壮县”。场镇已成为农村的经济中心。
农村场镇集市的兴起，更加速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日益提高。政治性城市普遍向经济性城市发展，并开始出现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在农业发达的地区，商品生产发达的地区，水陆交通干道地区，或工商兼备，或手工业为主，或商业为主的城市拔地而起。
作为交子发源地的成都，城市商品经济更是相当繁荣。这里农业发达，土地利用率高，“地膏腴，亩千金，无闲田以葬”，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四周山区出产的茶叶居全国之首，是著名的茶叶集散地。蜀锦、绢帛、麻布产量多，质量好，“连甍比室，运箴弄杼，然膏继昼，幼艾竭作，以供四方之玩服，”是著名的纺织品集散地。成都和附近的彭县、邛崃、大邑、灌县等地的陶瓷生产发达，是四川的陶瓷集散地。造纸产量多，印刷质量好，是著名的纸张和书籍集散地。同时，成都还是西南的交通枢纽和贸易商埠。以成都为起点，水路可以由岷江、长江航线直达东南，陆路可沿川陕驿道直通中原和西北，还可经雅州、黎州而达大理。全国富商大贾纷纷来到成都购买蜀中宝货。这里商业把唐末五代兴起的季节性贸易发展成为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等按月令季节售物的物资交流集市。其中药市一年要举行三次：二月八日、三月九日和九月九日，而以九月九日重阳节药市最盛。百药、犀麝之类皆堆满市中，“与大黄如积，香溢于市”。市上的药材，不仅有来自四川盆地内部，也有来自川西高原黎、雅诸蕃及西和、宕昌等少数民族地区。蚕市则由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时间长、市集多、规模大，由出售蚕农器具的集市发展成为百货聚汇的物资交流集市。这样，成都在经济上既是农业中心、手工业中心、商业中心，又是金融中心，成为“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的“西南大都会”。
在封建社会，商业资本活动的最佳途径是长途贩运，远距离的交换，易于居奇，易于欺骗，贱买贵卖，利润特厚。成都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市场的繁荣，很多物资都要运销境外，为长途贩运提供了最好条件。长途贩运的商人把四川的蜀锦、绢帛、药材、茶叶、土产等西蜀宝货，陆则肩挑背驮，日输月积，昼夜相继，远销甘肃、青海和云南大理各族，水则“顺流而下……建帆高挂则动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踰千里”，直达华东华南，以至转销海外。
这些在蜀中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他们不但财力雄厚，经营大宗买卖，而且与买卖和贩运官府物资的商人有所不同。卖给官府军需物资，而购买官府食盐、茶叶、香药等专卖物资的商人，其商品交换，很多场合是同官府打交道，他们完全可以用购买和领取官府发给的“盐钞”、“交引”等实物票据，实现购买盐茶的支付手段。在蜀中自由市场购买和贩运商品的商人，则必须用市场上通用的货币，才能实现支付手段。数多、量重、额小的铁钱或铜钱，很不适应大宗贸易巨额支付的需要。用盐茶兑换的盐钞、交引也不能代替货币的支付职能。只有额大、量轻的纸币才能满足大宗贸易的需要。随着长途贩运和大宗交易的发展，必然使信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扩大，并占据大宗交易领域，把铁钱铸币排挤在小额贸易领域之内，使纸币的产生成为可能，这样，纸币也就历史必然地要在宋代四川商品经济繁荣的土壤中发芽、生长。
三
“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是四川商人自发地发明创造的。人们之所以要发明交子，是因为铁钱重，不便贸易，用交子这种纸币来代替铁钱，能起到“铁钱不便，交子即便”的作用。但是，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用毫无价值的纸币来代替有价值的金属铸币。只有当纸币确实具备了代表铸币的一切条件时，纸币才有价值，才能起到代表铸币行使货币的职能。交子要成为纸币，也必定有一个逐步具备能够代表铁钱的过程，一个发展、完善、演化成为纸币的过程。
交子产生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据李埏先生考证，出现于十世纪末叶。现有文献记载交子的情况，主要是十一世纪以后交子已广泛作为纸币行使的内容，对交子最初产生和演变的情况语焉不详，略而未及。但从中亦可稽考，勾画出它产生、演化的大体轮廓。“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那些来到成都从事大宗贸易、携带巨款的商人，为了安全和解除腰缠万贯之苦，迫切需人代为保管现钱。于是一批经营金融业的富豪，就开设专门为商人保存现钱而收取保管费用的铺户，“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作为取款凭据，故称“交子铺户”。待提取现钱时，每贯收三十文为息，即提取百分之三的保管费用。每张交子的票额完全按存款人交来的现款数目而临时填写。“书填贯，不限多少”。这种初期的交子，实际上是活期存款凭据和现金支票，与纸币的性质有所不同。
但是，交子铺户是资金雄厚、在商业界中有很高威望的富豪。他们所填写的交子，印有木屋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难于伪造。看来交子铺户在初期阶段，也确实恪守信用，忠实地为存款者效劳服务，做到随取随付，使交子在商业界中建立了很高的信誉。于是买卖双方，为了减少用额小、数多、量重的铁钱支付大额交易的麻烦，为了减少保管这些铁钱的负担，为了减少每次提取现款所付百分之三的保管费用，自然逐渐乐意用交子这种现金支票代替铁钱支付购买商品的费用。这就收到所填写书放的交子，“无远近行用”的效果，使活期存单的支票性质的交子，在大宗的商业交易中逐渐被当作信用货币行使起来，完成了支票性质的交子向纸币性质的交子演变的决定性的一步。
随着交子铺户存款数目的日益增多和交子信用价值的确立，交子铺户必然发现那些存款者不会全部在某一时刻或某一短期内来提取现金，自然会有人来取款，但也随时有人来存款；对取款者的支出，可以用新流入的存款来抵消。因此，为履行他们应付存款者要求随时支付现金的诺言，无须持有全部存款数目的现金，只要持有存款债务的一小部分现款，就能应付可能发生的支付额。再多持有就是惊人的浪费，眼看着亮铮铮的现钱放在那里闲置而无收益，于是，这些精明强干的交子铺户也就暗中将部分存款“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田园宝货”，以追求更多的利润。交子铺户挪用存款从事商业贸易，进一步强化了交子的货币职能，加速了交子完成向纸币的演化。
当交子铺户发现他们手中所持有的现款，可以少于他们发出交子所代表的现款数额，交子仍然能作为信用货币在商业交易中行使，他们也就懂得只要手中有一定数额的铁钱硬币作保证金，应付某些人兑换现款的需要，那就无须任何人存款，就可直接发行交子，投入市场从事商业买卖。于是交子铺户在经营铁钱存款事业中，终于悟出了纸币可以代替铸币的道理，超越原有的经营存款业务的范围，而兼营发行纸币的业务。“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市场上需要大量货币流通时，“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显然，这时的交子，已不是收入人户现钱，临时填写票额，类似活期存单和取款支票性质的交子，而是由交子铺户主动发行，统一票额，与近代银行兑换券相同，作为铁钱的符号和代表的交子。它与铁钱具有同样的职能，是世界上真正的最早的纸币。
但是，交子铺户毕竟是唯利是图的商人。他们滥发交子，诈伪欺骗，挪用铁钱，购买田宅宝货，弄得持有交子的人不能兑换现金，并且常常闭门不出，更激起民愤，闹到打官司的地步。最后官府出面干涉，每贯也只能兑换到七八百文，以致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益州知府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了一次整顿，由“富民十六户主之”。把分散的交子铺集中为十六户，把发行交子之权有条件地授予十六户富民。但交子铺户损人违法行为仍不能制止。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成都知府寇瑊曾一度劝诱交子铺户王昌懿等人关闭交子铺户。交子之法，久为民便，“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自住交子，后来市肆经营买卖寥索”。靠政治权力禁止纸币的行使是行不通的。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官府乃决定把发行交子之权收归国有，设置益州交子务，发行官交子。损人必将害己，交子铺户发行纸币的历史至此结束。
从存款性质的交子，演变成真正纸币性质的交子的过程中，我们再次看到交子确实渊源于唐代的飞钱，产生于蜀中商品经济繁荣、铁钱不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宋代四川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既创造了印刷纸币的技术条件，也使大额的纸币行使成为可能。交子作为货币在市场上行使后，四川的铁钱仍然继续铸造，铁钱仍然继续行使。额大量轻的交子代表铁钱主要用于大额的交易和支付，这种钱楮兼用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宋代四川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纸币产生的条件和社会环境，因而也造就了发明纸币的人才，交子铺户在经营存款业务中，终于逐渐成为精通货币流通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创造发明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来。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唯独在宋代四川产生的根本原因。自然，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就是中国宋代四川的交子。
载《刘子健博士颂寿宋史研究》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