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政府对四川战场的军事援助，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况：（Ⅰ）经常性的调兵入蜀。这种常年调兵入蜀，至少从淳裙七年 （1247）已经开始。据李曾伯记载：淳祐七年，调兵2500人，差都统同鼎总统入蜀，内1500人戌忠，1000人戍夔；淳祐八年 （1248），调兵2000人，差总管刘仪总统入蜀，1000人戍夔，1000人戍忠；淳祐九年（1249），调兵2000人，差总管焦进总统入蜀，分戍忠、夔；淳祐十年（1250），调兵2000人入蜀，令焦进总统分戍归州以东一带；淳祐十一年（1251），差军2000人，令崔安等总统分戍巴东、归州一带；淳祐十二年（1252），差军 2500人，令都统张禧等总统，分戍归州、巴东，令500人戍巫山。宝祐元年（1253），遣军3000人入蜀，戍沿江一带。这种一年一度的入蜀驻防，兵力较弱，多者不过3000人，主要戍防在四川沿江一带。（Ⅱ）蜀中发生紧急情况时的临时文援。 1239年，南宋谍知蒙古号称80万大军南下，进攻川东地区，领守荆湖的孟珙估计蒙军攻占夔州、施州，沿长江南岸向东扒进，“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于是布防重兵于峡、归、松磁和施州一带，为夔州声援，并从上游“调兵三万”增援四川。其后盂珙在归州、巴东等地击退蒙军。蒙军元帅塔海知宋军有备，乃决定班师撤出四川。元宪宗蒙哥即位，即着手准备灭宋战争，1252年，派兵攻入四川，与宋军在嘉定会战，全川为之震动，余玠“即告朝廷乞调吕文德以2万兵援蜀”，终于粉碎了蒙军对嘉定的进攻。1256—1259年，宋政府曾多次调兵入蜀设防或增援。 1256年，京湖制置大使兼夔路策应使吴渊向朝廷“乞万兵以备泸、叙、思、播。”这次实际“调兵二万往援川蜀，其后力战于白河、沮河、玉泉。”1257年4月，蒙军攻四川苦竹隘，宋调京湖制置司参议官王登提兵5000人应援。同年闰四月，京湖宣抚使兼夔路策应使赵葵乞增兵十万，分布江淮、蜀、沿江和京湖。1258年，蒙古大举攻蜀，十二月，蒙军渡马湖，宋廷令京湖制置使马光祖移司峡州，湖北安抚副使向士壁移司绍庆府，以便策应。1259年初，蒙军包围合州钓鱼城，并命纽磷在四川涪州修建浮桥，阻断来援宋军。在四川战势十分危急之时，南宋命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兼湖北安抚使，与向士壁等率大军应援合州，宋援军突破蒙军在涪州的设防，进军重庆，配合四川军民阻止蒙军的进攻。1259年7月，蒙哥卒于军中，蒙军被迫撤退，蒙哥汗发动的以灭宋为目的战争被彻底粉碎了。（Ⅲ）宋蒙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四川的帅臣都按南宋初年张浚带兵入蜀抗金的“典故”带兵入蜀，支援四川的抗蒙战争，据记载，孟珙任四川阃帅时，曾调兵3万入蜀。“到1255年，留在四川的还有5000余人，其中“程大元二千五百余人尚戍阆州、七百余人随晋德守叙，其在重庆者今不及二千，所谓宣司帐兵川南各二百人。”1243年，余玠入蜀任四川宣谕使，孟珙命“晋德帅师六千援蜀，”李曾伯任四川宣阃时，也先后带兵16000人援蜀。总之，入蜀帅臣所带军员数量较大，从数千到数万不等。这类入蜀军队，似不须年年回防，在四川驻扎的时间较长。此外，南宋政府还在武器装备上为四川提供援助。李曾伯任四川帅臣时。曾向朝廷申请“科降特甲、弓弩、箭凿”，并“蒙朝廷应付。”不难看出，南宋朝廷的存在，不仅从荆襄、江淮战场牵制了蒙 （元）军队，减轻了四川战场的压力，而且它对四川战场的军事支援，既加强了四川的防务，又使四川的战局常常转危为安，得以长期坚持抗蒙（元）战争。
（三）南宋政权的存在，在经济上支援了四川的抗蒙战争
自蒙军大规模进扰四川、川西富庶地区残破之后，四川经济就由盛而衰，根本无力支撑抗蒙战争的财政开支。南宋政权在财政上对四川的支援，成了四川抗（元）战争的重要经济支柱。
（Ⅰ）常年性的财政补贴。宋宁宗时（1195—1224），四川财政已入不敷出，朝廷“岁降七百万以助其费。”宋理宗绍定 （1228—1235）年间，蒙古军队尚未深入四川，根本尚未尽竭，四川经费“一岁之数计，所收二千四百九十二万余缗，……所支五千一十六万三千余缗，……每以二千五百二十四万之数，仰给朝廷科降。“理宗端平之后，蒙军深入四川抄惊，四川残破，军费有增无减，其“朝廷科降”之数，显然不会减少。（Ⅱ）临时性的拨款拨粮应援。每当南宋委派新任四川帅臣或新除夔路策应使时，往往要调拨一项专款或一笔物资应援四川。1237年，朝廷命李直为四川宣抚使，特拨内帑帛为李宴的“建阃之费，并拨荆湖米数十万石以为今年饷师之用。”宝祐三年（1255）二月，都省言：“宣阃入蜀，首议奉行诏旨民之意，宜多支籴本，以宽民力。”于是，“诏拨封椿库十八界会二百万，专四川行使。”咸淳六年（1270）春，宋廷以李庭芝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随即拨款200万赐夔路策应司，备御赏给。当四川财政遇到特殊困难时，南宋政府也临时拨款支援，如咸淳七年（1271），“诏以蜀阃调度浩繁，赐钱二百万给用。”另外，当四川筹办某事需用资金时，宋廷也临时拨给专款，如咸淳七年六月，“以钱百万，银五千两命知嘉定府咎万寿修城浚壕，缮甲兵。”又如咸淳八年六月，“以钱五百万命四川制司诣湖北籴运上峡入夔米五十万石。”咸淳三年（1267）冬十月，收复开州，赐四川策应司钱百万劳军。此外，南宋其他防区在经济上对四川也有所援助。1243年，余玠宣抚四川，道过孟珙处，孟珙认为重庆积粟少，便调拨屯田米十万石援助四川。
总之，南宋政权的存在及其对四川抗蒙（元）战争的支持，是四川军民能够长期坚持抗蒙战争的重要因素。这一点，蒙军将领也是承认的。1259年蒙军围攻合州时，蒙将术速忽里对蒙哥汗说：“川蜀之地，……地削势弱，兵粮皆仰给东南，浓死守以抗我。”
结束语
这里，我们根据蒙（元）灭蜀战争进程的不同情况，把蒙 （元）灭蜀战争划分如下几个时期：
（一）1227—1235年，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战略计划是灭亡金国，在灭金过程中，蒙古军队侵入四川，属于局部性的武装冲突，宋蒙关系尚处在和平阶段，蒙古军队还没有灭宋和进攻四川的意图，严格讲来这一时期蒙军灭蜀战争尚未开始，
（二）1235—1241年，窝阔台在位时，蒙古帝国一军西征，一军侵宋，一军伐高丽，宋蒙战争和蒙古灭蜀战争正式开始。蒙军多次侵入四川，使四川残破七、八，均抄掠而返，严格讲来，这一时期蒙军侵蜀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抄掠战争，尚未决心灭蜀占领四川。
（三）1242—1251年，窝阔台去世后，蒙古帝国内部争夺汗位十分激烈，从中央到地方政局动荡不安。这一时期蒙军根本没有灭宋打算，宋蒙战场和四川战场均处于相持阶段。
（四）1251—1259年，蒙哥汗在继续发动西征的同时，1255年前，一军征高丽，一军攻大理平云南，并作灭宋灭蜀的准备。 1257年至1259年蒙哥汗三路大举灭宋，亲率主力伐蜀，在钓鱼城被阻，病死军中，被迫撤军。从1256到1259年，是蒙军决心灭蜀灭宋时期。
（五）从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到1270年，由于平定内乱，巩固汗位和灭宋战略重点转至荆襄战区，蒙军只以偏师在四川战区稳定局势。1271年元军为牵制南宋四川援助襄樊，始在四川发动了牵制性的进攻，到1273年元军攻陷襄樊前，四川战区大体上处于胶着状况，双方都没有大的进展。1274年元军全面大举伐宋，因其战略重点在进攻东南，直取临安，灭亡宋朝，四川非主要战区，故沿江部分地区得以继续坚守。直到1277年南宋王朝被元灭亡，元朝始发动了最后全面灭蜀攻势，于1279年全部平定了四川。
从上述蒙军灭蜀战争各个时期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长达半个世纪的蒙元平蜀战争，不但是四川军民英勇抵抗的结果，也是与蒙古帝国受西征，内部争夺汗位的制约和南宋政权对四川战场的支援分不开的。严格地讲：蒙军灭蜀战争只有两次，一次是 1257—1259年蒙哥汗的伐蜀战争，以失败结束；一次是1274年后元世祖大举灭宋战争，这次战争元军的主攻方向是直取临安灭亡宋朝，故使得四川在南宋灭亡后，才被元军全部平定。
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从古至今，各地经济发展很下平衡．尤以古代为甚。非但不同地区之间状况迥异，而且同一地区之内又有差别。这种地区间和地区内的经济差异比比皆是，处处而然。本文仅就宋代四川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和原因作些初步探讨。
一
在宋代，四川经济发展不平衡颇有代表性。这从下面三个方面即可看出。
（一）就经济地位而言，四川与江南同是宋代最主要的两大经济区，两者各有千秋，不相上下。在宋代，四川以其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物产丰富而受到人们的格外重视。北宋时，宋朝管辖区总人口达到一亿左右，而四川人口突破一千万大关，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南宋时，宋辖区总人口接近六千五百万，而四川人口发展到一千三百多万，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北宋时，宋辖区总面积为二百五十五万平方公里，而四川面积达二十九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12％。南宋时宋辖区总面积为一百七十二万平方公里，而四川面积达三十二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19％。同时，四川物产丰富，如被称为“国之所资，民恃为命”的茶叶年产量便高达三千万斤，几乎占全茶园叶总年产量的三分之二。“天下商税，西蜀独重”，熙宁七年（1074）商税总额为六百四十一万贯，而四川一地即达一百六十六万贯之多，约占总额的26％。川峡四路“土植宜柘”，北宋政府一年布帛的总收人为一千一百三十五万余匹，而四川一地即达一百七十九万余匹，约占布帛总收入的16％。蜀锦“天下第一”，如以锦绮，鹿胎、透背等高级丝织物计算，四川所占比例更高。到了南宋，四川的经济地位越发突出。绍兴三十年（1160），宋朝军粮不计四川“为米三百万斛”，而四川一地即供应军粮一百五十六万余斛，占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孝宗末年以后，南宋政府一年的缗钱总收入为八千二百万贯，其中包括茶盐榷货，经总制钱、上供和买折帛、四川钱引四项，而四川钱引一项即达三千三百万贯，约占总收入的40％。高宗时，南宋政府一年的酒课总额为一千四百万贯，而四川一地即达六百九十余万贯，约占总额的40％。总之，四川在宋代经济的各个领域中几乎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和很高的地位，是很值得一议的。
（二）就经济特点而言，四川历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四川盆地群山环抱，北面剑门天下雄、东边三峡天下险，与外界来往十分困难：内部自然资源丰富多样，全国各地出产的东西，这里几乎应有尽有，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特性表现得格外显著。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上说，两广与四川相仿，但两广开发较晚，经济状况不能同四川相比。因此就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而论，四川堪称全国之最，这正是四川何以在历史上容易形成割据势力、反复出现割据局面的物质基础和关键所在。直到宋代，蜀道难的状况还根本不可能，也远远没有改变。当时其它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大大加强，发展到了“南船不至城无米，北货难通药缺参”的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程度，而四川与外地的经济往还虽然也有加强，但仍相对较少。宋朝所辖各地一概行使铜钱或者铜钱铁钱兼用，而四川专用铁钱和交子。这正是其经济相对独立的具体反映。在这样的经济局面下，以加强集权为基本国策的宋朝中央政府也不得不让四川地方军政长宫“独当一面”、“各专号令”，授予他们以包括财政大权在内的“便宜之权”。南宋人吕祖谦曾经指出：“蜀中井盐自瞻一方之用，于大农之国计不与焉”。不仅如此，在宋朝政府进行财政济经统计时，往往把四川与其它地区分开，作为特殊地区，单独进行统计。四川在经济上、财政上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在宋金战争，宋蒙战争期间表现得更为明显。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川经济即是宋代整个封建经济的一个缩影，对它进行探讨能够收到以小见大之效。
（三）就经济状况而言，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突出。宋代四川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在文献中，各说不一。《宋史·地理志）称：川峡四路“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而《长编》卷214则云：“川峡四路与内地不同，刀耕火种。”《宋史·冯康国传）也说：“四川地狭民贫。”其实，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都不是对地域广大的整个四川的经济状况的科学概括，同属见木不见林，各看到了一个局部而非整体。但是，这种分岐恰好反映了四川各地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这里既有在全国居于前列的经济发达地区，也有宋辖区内数一数二的落后地区，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总之，四川境内经济发展的千差万别绝非前面提到的两浙所可以比拟，它为我们考察宋代封建经济地层的不平衡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典型。
基于以上缘故，我们把宋代四川经济当作一只“麻雀”加以解剖。虽属管中窥豹，或许可见一斑。
二
四川在宋时是川峡四路即成都府路（曾称益州路）、梓州路（后改称潼川府路），利州路（南宋时曾几度短暂分为东，西二路）、夔州路的省称。四路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成都府路并非“刀耕火种”，夔州之路不是“地狭而腴”，古人的这些片言只语代替不了对史实的体具分析。下面分别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三个方面略加揭示。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不去广泛列举事例，主要依据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当然，这些数字从绝对意义上说并非一定可靠，只是些近似值而已，但从相对意义上说它们所显示的趋势基本可信。
（一）农业。我们的考察就从封建经济的这个最主要的部门开始，其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有下列三项数字可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