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府路的人口占川峡四路总人口的40％以上，它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宋辖区和川峡四路的平均数，在北宋时与两浙路不相上下，到南宋时更成为全国唯一的一个每个平方公里内平均居住人口达到一百人以上的地区，两浙屈居第二。第三名便是梓州路，它的人口占川峡四路总人口的26—36％，人口密度也比宋辖区和川映四路的平均数多出不少．这说明成都府路、两浙路和梓州路是宋代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至于夔州路和利州路，入口分别仅占川峡四路总人口的8—16％，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内居民不足二十人，低于宋辖区和川峡四路的平均数。特别是夔州路在南宋后期更少到十人以下，连“人稀土旷”的广南东路也不如，仅略高于广南西路。这说明夔州路和利州是宋辖区内人烟最稀少、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其次，土地利用率相差很远。
北宋元丰年间每平方公里内的平均耕地面积，整个宋辖区为一百八十四亩，两浙路为二百九十六亩，而成都府路高达三百九十四亩，大大超过总平均数，比两浙路几乎多出整整一百亩。单就成都府一路而言，说它“无寸土之旷”是不算夸张的．至于夔州路和利州路则远远低于总平均数，甚至不如广南东路，仅仅高于广南西路。特别是夔州路每平方公里内平均耕地只有两亩，其耕地之稀少确实有如“残星挂远山”，可怜极了。成都府路每平方公里内平均耕地分别是利州路的二十四倍、夔州路的一百九十七倍，差异之大实在惊人。
再次，二税收人多寡悬殊。宋代川峡四路的粮食产量究竟有多少，如果“亩税一斗”果真是“天下之通法”，倒是可以辗转推算出来的。但因各地税额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二税的附加税更是各地轻重不一，加之宋朝政府的二税收入统计采用不同名数简单相加的办法，不作折算，很不科学，以致粮食产量无可考．不过，二税作为乡村中最基本的土地税，二税收入的多寡毕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各地农业生产水平的高低。据此。
成都府路的二税收入达夔州路的六倍之多。无怪乎苏轼要称誉这里“千人耕农万人食”，一个农业劳动者即可养活九口人。如果说苏轼的话难免掺杂着对故乡的怀恋之情，不尽可信，那么，苏州人范成大南宋时到四川做官，亲临其境，目睹其情之后，说成都一带“绿野平林，烟水清远，极似江南”，“美田弥望”，同他的家乡两浙相比绝无高下之别，应当是公允的。而蜀人高斯得认为这里农业耕作之细，粮食亩产之高，仅仅次于两浙，更应当是可靠的。至于梓州的二税收入，也多达夔州路的五倍有余。《蜀中广记》卷517盛称此处“有桑麻黍稌之饶”，它当之无愧。而夔州路呢？单由其二税收入甚少一端也可看出，陆游的诗句“峡中天下最穷处，万州萧条谁肯顾”，并非纯属文学性的渲染。总之，宋代四川农业生产发展极不平衡，既有“极似江南”的全国先进地区，也有宋辖区内“最为贫瘠”、“最号穷陋”的落后地区。
（二）手工业。南宋人章如愚说“机巧之利，古称青齐，今称巴蜀”。在宋代，从总体上说，四川的手工业居于领先地位，但具体而言，四川各路的手工业发展状况同样是十个指头不一般齐的。手工业生产部门繁多，难以尽举。
在纺织、制盐、酿酒等各个工业部门中，四川各路的生产发展都很不平衡。成都府路的匹帛、丝绵、酒课三项岁入分别占四略总额的40—59％、麻布岁入更是遥遥领先，占到总额的97％以上。唯独制盐业逊色一些，但年产量毕竟占了总额的26％，仍然超过四路的平均数。此外，宋代四川著名的造纸业和印刷业，更主要集中在成都府路。可见，成都府路的手工业生产在四川各路中名列前茅。梓州路的手工业生产也比较发达，它的盐年产量和匹，丝绵、酒课等各项岁入分别占四路总额的26—43％，麻布岁入虽仅占总额的20％，但仍高于利州、夔州两路。而利州、夔州两路则相当落后，两路的麻布岁入和夔州路的酒课岁入低到不足总额的1％。当然，它们也并非事事不如它路。如夔州路的盐产量甚至比成都府路还略胜一等，不过这些终究属于个别事例。
（三）商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商税征收的基础，各地商税收入的多少理应反映商业发达的程变，只因商税同二税一样，不同地区税率不同，征收情况相当复杂，所以这种反映不可能完全准确，但仍可供参考。基于这种认识，现据《宋会要辑稿·食货》16，制成熙宁十年（1077）四川各路商税额比较表，借以显示其商业发展的不平衡性。
由上表可见，成都府路高税额占到四川各路南税总额的44％，而夔州路仅占13％，商税收入多寡悬殊。这是就路而论，如果以府州，以场镇而言，差距更大。黎州（治今汉源县清溪公社）岁额仅三千多贯，茂州（治今茂汶羌族自治区凤仪镇）岁额仅一百多贯，而兴元府（治今陕西汉中市）和彭州（治今彭县城关镇）岁额达八万余贯，成都府岁额更高达十七万余贯，占了四川各路商税总额的10％以上。涪州（治今涪陵县城关镇）陵江场和温山场岁额仅十贯，三泉县（治今陕西宁强县）金牛镇和青岛镇岁额仅几贯，而涪州白马津岁额达四千余贯，彭州蒙阳镇岁额更高达一万余贯，最多与最少相差一千五百倍，差距之大叹为观止。成都府路何以商税收入独多关键正于此路商业特别发达，不仅成都城内“市民聚百货”，“物品何其夥”，“世界之人无能想象其盛”，而且此路所属的不少州城、县镇商品经济也相当活跃。如彭州“城市繁华锦不如”，有“小成都”、“小洛阳”之称。再如安仁县（治今大邑县安仁镇）“商贾四集”，“井邑饶富”，“江东壮县或愧焉”。连农村中也是：“村落细民，间日而集有无相易”。而夔州路呢？情况恰恰相反。这里“地僻而贫”，“常自足，无所仰于四方”，“商人罕复贩鬻”，甚至连有的州城也“无郭郛，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可见，夔州路商税收入特少绝非偶然，正是这里商品交易分外冷落的如实写照。
综观上述农业、手工业、商业三个方面，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总的认识，在四川各路中，成都府路经济最为发达，梓州路次之，利州路又次之，而夔州路则最为落后。这里要别特强调指出的是，上面只是把路作为整体，相互比较而言。其实，在一路之内经济发展照样很不平衡，经济发达的路中有经济特别落后的地方，经济落后的路里又有经济相当发达的州县。如：在四川各府中，生产落后，商税收入最少的黎、茂二州恰恰属于经济最发达的成都府路，相反，“邑屋富盛，人民繁庶”，生产状况和商收入仅仅次于成都府的兴元府，则属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利州路；生产相当发达的梓州路，辖有“地无桑麻，每岁畲田，的泸州（治今泸州市）和“土瘠事刀耕，家无终岁蓄”的富顺监（治今富顺县城关镇）等经济落后的地方。相反，经济最为落后的夔州路，又辖有“民食稻鱼，凶年不忧”的涪州和“地皆膏腴”、“耕桑被野”的南平军（冶今纂江县赶水公社）等生产比较发达的州县。在每一州县之内又有差别，如前面提到的涪州陵江场和温山场就不能与长江岸边的水码头白马津同日而语。总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十分错综复杂，简直可以说达到了不可穷尽、难于历述的程度，是不能把它简单化、绝对化的。
三
四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宋辖区内表现得尤其突出，事出有因。它是由纷纭繁多的各种因素听造成的，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四点。
（一）从地理环境上说，各地条件有优劣之分。四川盆地地势起状、地形多样，四周是山地，西部是成都平原，中部是丘陵，东部是平行岭谷。就整个盆地而言，各类地形的百分比为；平原占7.2％，丘陵占51.9％，山地占40.9％。封建时代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而当时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又比较低，这样就使得平原地带的自然条件显得格外优越，丘陵也比较易于利用，而山地则难于征服。直到宋代，在川中丘陵已经“田里垦辟”之后，“所向皆山石”的盆周山区仍然“少平陆，鲜谷稻”。特别是号称“惟夔最崎岖”、“多山甲天下”的夔州路山区，更是耕地绝少、野兽出没，陆游有诗句描写说，“洞民无地习耕稼，射麋捕虎连昼夜”。由上听述，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平原即是经济发达地区山地即是生产落后地区，而丘陵地带则往往处于中间状态。需要指出，四川盆地尚非宋属四川的全部，它还管辖着陇南、陕南、鄂西、滇黔以及川西高原山地的一部分地区。在这个广阔的地区之内，不仅平原、盆地，丘陵，山地，高原五大地貌色色俱全，高差悬殊，而且气候多样，川西高原冬长夏无、春秋不分，横断山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这些地方的气候与春早、夏热、冬暖、无霜期长的四川盆地相比，更有着天壤之别。地理环境差异如此之大，宋代四川经济的发展怎么可能齐步走呢？
（二）从历史因素上说，各地开发有先后之别。如所周知，治理环境虽然是社会发展的经常必要的条件之—，伹它绝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只有人民才是征服自然，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地理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可以利用自然特性，改善自然环境。成都府一带的优越自然条件就并非自古而然，而是人们世代开发的结果。在都江堰修建以前，岷江水患几乎毁灭成都平原，秦代兴建都江堰之后，才变水患为水利，为往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史·河渠志》说得好：“李冰始凿离堆”，“而后西川沫水之害减，而耕桑之利博矣，”宋代又进一步建立了岁修制度，年年岁岁及时整修，“旱则引灌，涝则疏导，故无水旱”，使得成都平原经济的继续上升更有保障。当时人把这里生产发展、“熟也常倍”的原因归之于“人事勤尽”、“就工尤力”，是很有见地的。川中丘陵区和川南丘陵区同处于“红色盆地”底部，地形都以丘陵为主，间有平坝，山势不高，土壤较好，自然条件基本相同。但在宋代，川中“地里垦辟"，而川南的泸州，叙州（治今宜宾市）、富顺监等地“地无桑麻。，两者经济状况差距不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开发有先后之分，因而生产力水平有高低之别，川中“其人服田”，善于耕作，而川南的不少地方生产粗放，刀耕火种。至于夔州路经济落后，更与开发甚晚关系极大．直到唐代，朝廷仍把此处视作不毛之地，作为得罪近臣贬职谪居之所。仅忠州（冶今忠县城关镇）一地，就先后有刘晏、陆贽、李吉甫等执政大臣遭贬于此。即使到了宋代，“巴峡少田平，每苦天宇窄”，人们依然望山兴叹，束手无策，“杀人以祭鬼”、“信巫而不求医”，夔州路的不少地方还处在很不文明的蒙昧状态之中。总之，开发愈晚，底子愈薄，生产就愈落后，相反开发越早，基础越好，经济就越繁荣，这是宋代四川地区的又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
（三）从居民构成上说，各地所住民族有差别。宋代四川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少数民族“被边十余郡，绵亘数千里”，地域分布极广，人口“殆千万计”。这也是造成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居民的民族构成而言，宋代四川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区域，汉族居住区主要是在平原、丘陵地带以及东北部山区，经济比较发达；少数民族聚层区主要是在盆地四周山地，生产相当落后，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区主要是在盆底边缘地带，经济情况不甚佳妙。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少数民族人民征服自然的能力，一般较汉族人民低，再加上他们居住的地区自然条件往往较差，这样就形成了少数民族居住区通常落后于汉族居住区的状况。前面说到泸州、叙州，富顺监等川南丘陵地带开发较晚，生产落后，便同这一带“夷夏杂居”“夏人少，蛮僚多”，“民俗半夷风，火田租赋薄”，不无关系。夔州路山区的不文明状态，同样是由于此乃民族杂居之区，而少数民族当时是“俗尚鬼”、“无医药”的。至于宋朝政府在那里设置羁縻州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生产更加落后，如土地肥沃、宜于农耕的西昌安宁河谷地区在宋代尚未开发，其主要原因便是少数民族聚居。他们“不喜耕稼”，过着“随畜牧迁徙亡常”的游牧生活。这与汉族居民区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农业相比，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当然，宋代是四川各地经济继续高涨的重要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样十分显著。如作为民族杂居区的南平军，到南宋时发展到了“斌斌然与东西川等”的程度，而叙州管辖的七个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庄不仅“多沃壤，宜耕稼”，而且“比屋覆瓦如华人之居，饮食种艺多与华同”。不过，从总体上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仍比汉族地区落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