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交子夭折、被禁止四年之后，由益州知州薛田建议并经朝廷批准发行的官交子与私交子不同。官交子是政府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具有合法性。它由皇帝批准发行，符合帝王造币的传统观念，具有权威性。更重要的是官交子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和保证。有“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输、关市泽梁之输，皆许折纳，以惟民之便”。同时，“贱则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以示其称提，使之势常平，而无此重彼轻之弊”。官府通过这些政治的经济的手段，保证和稳定了交子的币值，使之成为铁钱的符号和代表，在社会上确立了交子的货币地位和货币观念，用交子缴纳赋税和在市场购买货物，与使用铁钱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官交子发行以后，交子的流通地域就从益州扩大到川峡四路行使铁钱的地区，并一度流入秦州等地。其间反对纸币行使的思潮虽未曾消除，在景祐三年（1036），官交子发行十年后，还“累有臣僚，讲求利害，乞行废罢”，只因官交子是政府发行的，“行用既久，卒难更改”，才免除了再度被禁止的厄运，并使交子的流通由四川扩展到陕西、河东地区。熙宁八年（1076），宋神宗同吕惠卿、王安石等人讨论陕西交子的行用问题，王安石认为发行交子妨碍盐钞。宋神宗就说：“交子自是钱对，盐钞自以盐对，两者不相妨”，说明交子是兑换铁钱，是铁钱货币的符号和代表，盐钞是兑换食盐，是食盐这种实物的符号和代表，二者性质不同，发行交子不会妨碍发行盐钞，再次肯定了交子的货币地位，抑制了反对纸币行使的思潮。特别是官交子在发行后的七十多年间，币值都十分稳定，纸币的优越性和信用价值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深入人心，牢牢地扎根于我国经济生活之中，巩固了它的货币地位。所以在崇宁，大观年间，徽宗、蔡京集团违背纸币的发行原则，滥发交子，交子贬值，如同废纸，导致官交子寿终正寝，但并来导致纸币寿终正寝。宋朝改交子为钱引，重新遵守发行交子的原则，继续发行纸币。官交子这种旧的纸币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的纸币随即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在南宋时期，名目繁多的纸币相继在宋朝辖区产生和流通。而且金朝也仿效宋朝行用金钞，使纸币流通扩展到我国各地，直到元朝和明朝我国都继续行用纸币。
二、官交子初步完善了纸币发行管理政策
由商民经营发行的私交子，基本上不与国家的货币发行和财政收入发生直接联系。加之私交子流通的地域很小，发行数量有限，不会给整个国家金融市场造成大的冲击，因而国家不会专门制定纸币的发行管理政策。私交子出现不能兑换铁钱的弊端，官府被迫干预，或严格审查兴办交子铺户的资格，将交子铺赋予十余户富豪经营，保证兑现能力；或强迫交子铺户实现兑现，偿还债务，或禁止私交子发行流通等措施，严格说来还主要是解决民间债务纠纷的措施，而不是制定纸币的发行管理政策。
我国的纸币发行管理政策，是伴随官交子发行才产生的。官交子由政府发行，发行官文子的收入归国家财政，交子发行数额又与整个国家货币供应数额相联系。交子这种纸币成为国家财政、金融货币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就不能不制定一套发行管理纸币的政策措施。薛田在主持发行官交子时，就认真总结了私交子发行流通中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系列发行和管理交子的原则：一、在成都设置益州交子务，作为印制、发行、管理交子的专门机构，委派官员专司其职；二、确定交子的式样和专门生产印制交子的纸张，防止伪造；三、规定发行和兑换铁钱的具体办法；四、制定禁止伪造交子的法律、严禁伪造；从而使交子的发行管理开始有章可循。
特别是在经过一年的发行实践以后，薛田又针对官交子这种兑换纸币的性质和特点，制定了官交子二年一界，分界发行，每界最高发行限额1256340贯，每界发行准备金36万贯的三项发行原则。这三项发行管理原则，是早期兑换纸币管理制度上的伟大创举，是保证交子成为纸币的最根本的经济措施。因为兑现是文子成为纸币的前提，是交子安身立命的根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由银行钞票构成的纸币，若由信用确实的人发行，随时都能无条件地兑现，那就无论从那方面说，它的价值都等于金币银币。因为它随时可以换得金银。任何货物用这种纸币买卖，其价格一定象用金银买卖一样便宜，不会稍贵”。薛田确立二年为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和兑换期，既使交子持有者有了兑现限期的时期保证，又杜绝了交子的发行者利用种种原因和借口拖延和拒绝兑现，树立了交子的信誉。同时分界发行、定期收兑和以新换旧，还可防止交子长期使用，磨损折叠，造成票面模糊不清、滋生诈伪；可以定期检查发行数量，新界开始，旧界清兑完毕，榷其出入；可以沿袭私交子的作法，收兑交子时每贯收取百分之三的纸墨手续费，并获取到期因种种原因未能前来兑换的“水火不到钱”，把交子铺户经营利润收归国有，增加财政收入。而确定每界交子的发行限额和发行本金，则控制了纸币的发行总量，并使其不超过市场对纸币的需要量，避免滥发交子，保证兑现的财力。既稳定了交子的币值，又有本金使持有交子的人能随时兑换铁钱，维持交子的信誉。这样，就使官交子的价值等于铁钱的价值有了经济保证，杜绝了私交子不能兑现铁钱的弊端。
上述官交子发行管理政策，使官交子有专门的发行管理机构，有防伪措施和禁伪法律，有一定的发行限额，有一定的发行本金，有一定的流通年限，有兑换的具体办法，有固定的流通区域。从此，我国的纸币发行管理有法可依，纸币的发行管理非常成功。从天圣三年（1024）发行第一界官交子到元祐六年 （1091）发行第三十五界交子的七十年间，交子的币值基本上是稳定的。人们都非常乐于使用交子，在某些时间或地方，“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交子的币值比铁钱的币值还高。官交子发行的成功经验和徽宗崇宁、大观年间不遵守发行限额、不准备发行本金、不实现定期兑现、滥发交子失去信用，导致交子不能继续行使和流通的失败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官交子的发行管理政策体现了纸币的发行流通规律，基本上是正确的。所以在南宋，有识之士普遍推崇官交子的发行管理政策，把它视为发行钱引、会子、关子等兑换纸币的准则。就是在今天，北宋关于建立纸币发行的专门管理机构，制定防伪措施和禁伪法令，仍然为世界各国所继承；关于规定纸币发行最高限额和准备发行本金的原则，也仍然是纸币发行管理所应当遵循的原则。
三、官交子发行为正确处理纸币发行与财政关系提供了实践经验
货币是充当商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决定流通中所需的货币总量，是流通中的商品价格总额。货币的发行数额应根据社会商品流通的需要来决定，这样才能做到货币的供需平衡，稳定币值，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北宋官交子的最高发行限颤，虽然不是用现代货币银行学有关货币供需平衡的原理来确定的，但却是根据社会经济对纸币的需要来确定的。薛田最初发行官交子，并未规定每界发行数额，而是“候有人户，将到现钱”，便发给交子。一年以后，薛田根据用现钱请领交子数额，“凡为交子—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其后每界视此数为准”，才确定了每界官交子的发行数额。应该说，这个每界发行限额，是以市场的实际需要为依据，基本上符合市场对纸币的需要量的。所以，在官交子整个流通期间，凡按这个限额发行交子，官交子的币值都十分稳定。
但是，国家行使纸币发行权力后，纸币的发行就不能不与国家财政相联系。当国家财政拮据，政府就必然寄希望于无本万利的“点石成金”魔术，发行纸币以解决财政困难。于是商品交换需要发行纸币，很容易演变成为财政需要而发行纸币。
北宋官交子发行后，政府的财政就同交子形影相随地纠缠在一起。官交子发行两年后，宋朝就改变了单一的用人户现钱请领交子的发行办法，而把交子作为政府的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通过财政支付和购买官物发行交子，使交子进入流通领域。每当财政需要更是挪用交子。天圣四年（1026）就调拨益州交子在甘肃的秦州等地购买粮草。庆历中，为应付西夏战争，又两次取益州交子六十万贯在陕西购买粮草。只是当时还遵守发行限额，故未引起交子膨胀。为了财政的需要，而求救于纸币的发行，宋神宗曾对大臣吐露过不得已而为之的心迹。熙宁四年 （1071），宋朝不准备发行本金，在陕西发行交子。大臣文彦博对神宗说行交子不便，神宗就说：“行交子诚非得已。若素有法则，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难无有，不得已之事。不过神宗总算懂得违背纸币发行原则发行交子是不得已之事，表示“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他在为财政需要而发行交子的问题上．还比较慎重，有所节制。陕西交子发行后，因无本钱兑换，不久就停止发行。他对四川交子的发行限额也未作更改，只是把交子的流通和兑换期，由一界行使改为两畀行使，把交子的实际流通额面125万余贯变成250余万贯。所以在神宗和哲宗时期，交子的贬值幅度尚在百分之十以下。
哲宗以后的徽宗时期，是北宋最黑暗腐朽的时代．微宗和蔡京、童贯集团，竟为奢靡、大兴土木、享乐腐化、侵吞公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聚敛财钱，竭泽而渔，无所不用其极。几年之间，就弄得国库空虚．加之用兵西夏，收复湟、廓，军费增加，财政吃紧，于是就用发行交子来解决财政开支。从徽宗即位的 1101年开始，就视财政的需要而随意增加交子的发行数额。到1107年的短短七、八年间，第四十三界交子的发行数就达到2600余万贯，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由于是两界行使，实际进入流通领域的交子多达 5200余万贯，超过仁宗时期进入流通领域的交子达四十多倍。而当时包括四川、陕西、河东等地在内的全国各地每年的铁钱铸造量不过六、七十万贯。这就是说，宋朝要用近一百年的时间，才能铸造五、六千万贯铁钱，把四川交子务发放出去的交子收兑完毕。所以史书上说：“大观中不蓄本钱，增造无艺”。政府根本无法实现交子的兑现，交子贬值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票额一贯的交子，本应值一千文铁铁，市场上连十文钱也不值。交子完全变成了一张废纸，政府只好强制宣布已发放出去的交子全部作废，不再兑换铁钱。重新另起炉灶，改交子为钱引，发行新的纸币，恢复天圣时期的办法，准备发行本金，每界发行125万贯钱引。然而，宋朝把多达5200万贯交子发行出去以后宣布作废，使人民遭受惨重的损失，以及由此而引起朝野上下咒骂而给自身造成的灾难，同样是永远无法挽回的。在人民的咒骂声中，不足二十年，北宋王朝在金朝的进攻下就灭亡了。在南宋王朝后期，又故伎重演，饮鸠止渴，“以币立国”，滥发纸币，纸币贬值，如同废纸！又成为亡国因素之一。
上述事实说明，正确处理纸币发行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北宋王朝在处理官交子的发行与财政关系上的经验和教训，不能不是每个时代、每个政府应该很好继承的一笔宝贵历史遗产。
四、官交子的发行产生了我国早期纸币理论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在北宋官交子流通提供的经验和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也产生了我国最早的纸币理论。徽宗大观年间，永嘉（今浙江）人周行已在《上皇帝书》中就提出了赞成发行纸币和必须准备发行本金，实现兑现的见解。他说：“臣欲各于逐路转运司，置交子如川法。约所出之数椿钱以给，使便于往来”。“前日钞法之弊，不以钱出之，不以钱收之，所以入（不）可行也。今以所收大钱，椿留诸路，若京师以称之，则交钞为有实，而可信于人，可行于天下”。他还根据对纸币流通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发行兑换纸币，不需十足的准备金。“盖必有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是以岁出交于公据，常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说明了发出去的纸币，有的被水淹火烧，有的被偷盗，有的处于流通之中，不会要求兑换，有二分的准备金，就能发行三分纸币，国家能得三分之一的利益。周行已上述纸币理论见解，具有一定的正确性，是我国最早的纸币理论，丰富了我国货币思想的内容。
南宋时期，我国纸币开始推广到全国各地区，纸币流通范围扩大，人们对纸币理论的探讨也更加重视。南宋的纸币理论时内容远比北宋更为丰富，更为深刻。南宋时期有关纸币优越性的见解、纸币回笼的见解、铸币与纸币“子母相权”的见解等等纸币发行管理方面的理论探讨，既是南宋纸币流通的产物，也是北宋官交子流通所提供的历史经验的产物。但它主要是属于南宋时期的纸币理论，这里就不再赘述，
历史上许多事物的发展，常常会因某种因素而加速或延缓其进程。我国最早的纸币私交子，在被禁止四年之后，薛田等人积极筹措发行官文子，承前启后，巩固了纸币的货币地位，对保证我国纸币在封建社会就得以推广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官交子发行以后所产生纸币发行管理政策和纸币流通的经验教训，又是我国货币史上的宝贵历史遗产。重视对官交子的研究，自然是货币史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