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业生产的大发展
四川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种茶饮茶的发源地。从先秦到两汉都只有四川才有种茶和饮茶的记载。魏晋六朝时期四川的饮茶活动才传入江南地区，其后又由江南传入华北地区。到唐代，饮茶活动已遍及全国。“茶之为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蠲渴乏，难舍斯须。至于田闾之间，嗜好尤切。”人们对茶叶需要的增长，促进了茶叶生产的飞跃发展。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大发展的时期，并且形成了我国盛产茶叶的局面，在全国形成了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江、黔中、江南、岭南八大产茶区。中唐以后，茶叶贸易已相当繁荣，茶叶经济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封建政府正式开始征收茶税，并把茶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适应整个社会对茶叶经济的普遍重视，专门记述茶叶生产、加工等茶事活动的专书也相继问世，诗人墨客更是把饮茶活动作为创作题材，咏颂饮茶活动的诗文充满文坛，这些都反映了唐和五代时期是我国茶叶经济空前发展的时代。
这一时期，四川也是一个茶叶生产大发展的时期。综合唐宋人们的叙述，唐和五代时期，四川至少已有彭（今彭县）、绵（今绵阳市）、蜀（今崇庆县）、邛（今邛崃县）、雅 （今雅安市）、汉（今广汉县）、渝（今重庆市）、涪（今涪陵县）、简（今简阳县）、巴 （今巴中县）、夔（今奉节）等所属地区产茶。这个茶叶产区的分布，反映了当时四川茶叶主要出产在川西成都平原四周的丘陵和山区，其次是川南、川东的长江流域一带。
据陆羽《茶经》记载，唐代彭州茶叶产于九陇县（今彭县境）的马鞍山、至德寺、堋口等地。绵州茶叶产于龙安县（今安县境）的松岭关和西昌（今安县境）、昌明（今江油县境）、神泉县（今安县境）等地。雅州的茶叶产于百丈县（今名山县境）的百丈山和名山县的名山等地。蜀州的茶叶产于青城县（今灌县境）的丈人山。泸州的茶叶产于泸川县（今泸州市境）。眉州的茶叶产于丹棱县的铁山等地。汉州的茶叶产于绵竹县的竹山等地。
五代时期，四川的茶叶产地又有所扩大，据五代时蜀人毛文锡《茶谱》记载，五代时期，四川产茶地区在彭州增加了洪雅、昌阖等地。在邛州唐代产茶地区未载，五代则有临邛（今邛崃县境）、临溪（今蒲江县境）、思安（今大邑县境）、火井（今邛崃县境）等地。在蜀州则增加了晋原（今崇庆县境）、洞口（今崇庆县境）、横原（今崇庆县境）、味江 （今灌县境）等地。此外，涪州的宾化（今南川县境）、白马（今涪陵县境），渝州的南川县、渠州的渠江县也盛产茶叶。当然，无论是《茶经》或是《茶谱》所载的四川产茶地区，都只能是当时产茶较多的地方，作者不可能普查当时的茶叶产地，把全部产茶地区逐一记载下来。
与茶叶产地增多的同时，四川某些地区茶叶生产已向专业化商品化方向发展，成为当地农民谋生的主要来源。唐人李商隐就说，“泸州所管五县百姓……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莠麦”，茶叶是他们的主要农业作物。在嘉陵江南岸的益昌（今广元市境）农民，也是“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盛产蒙顶茶的雅州名山县农民更是“竞栽茶以规厚利”。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专门种植茶树的茶园和经营茶叶生产的茶园主。这些茶园主有的是封建官僚，有的是封建富豪。《宋史·毋守素传》记后蜀户部员外郎、知制诰、工部侍郎、云安榷盐使毋守素“蜀亡入朝，授工部侍郎，籍其蜀中庄产茶园以献，诏赐钱三百万以充其直，仍赐第于京师”。《太平广记》卷37《阳平谪仙》记载的九陇人张守珪的仙居山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辈，男女佣工者杂处园中”，更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茶园。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四川的茶叶生产已从农村的家庭副业发展成为独立的商品经济部门。
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形成了一些蜚声全国的名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雅州的蒙顶茶。蒙顶山雨量多、云雾大、日照短，适合茶树喜阴好湿的特点。这里生长的茶树，茶叶厚实丰满，含茶素和叶绿素多，所产茶叶，质优品良。加上产茶历史悠久和一些神话性的传说、渲染，蒙顶茶就成为全国闻名的珍品。蒙顶茶不仅是人间最珍贵的饮料，也是除病去疾、益寿延年、返老还童的“仙茶”。李肇《国史补》卷下就说：“风俗贵茶，茶之品名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杨晔《膳夫经手录》还说：“今蒙顶有鹰嘴牙白芽，供堂亦未曾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因而封建皇室为了能吃到蒙顶茶，就只能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采取超经济的强制办法，征收贡茶，以满足皇室的需要。蒙顶茶是四川向唐王朝进贡最多的一种茶叶，“今每岁岁贡，为蜀之最”。在唐代文人中，更是对蒙顶茶称颂备至。这种情况，直到宋代仍然如此。宋人梅尧臣《得雷大简自制蒙顶》诗，更明白指出唐人“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由于蒙顶茶名声远扬，成为茶中之王，珍贵难觅，故伪造假冒者相继而出，丞相李德裕入蜀，得蒙顶，乃沃于汤瓶之上，移时尽化，以验其真。
绵州的神泉小团、昌明的兽目，亦是茶中佳品。《膳夫经手录》说：“东川昌明茶，与新安含膏，争其上下。”白居易诗云“渴尝一碗绿昌明”，对昌明茶亦推崇备至。当时昌明茶还远销吐蕃等地。
蜀州横原所产的雀舌、鸟嘴、麦颗等茶亦名重一时。这些茶叶的名称，“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黄茶，芽叶相抱如片甲也。蝉翼者，其叶嫩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
此外，彭州蒲村、堋口、灌口等地所产的饼茶，亦享盛名。临邛所产火蕃饼，每饼重四十两，销往西蕃、党项，被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重之如中国名山者”。渝州南平县狼猱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贡”，作为贡茶。涪州宾化茶，制于早春，亦为时人所重。泸州所产的泸茶则更为奇特，“夷僚常携瓢置侧，每登树采摘芽茶，必含于口，待其展，然后置于瓢中，旋塞其窍。比归，必置于暖处，其味极佳”。
总之，在唐代，四川的茶叶备受人们的喜爱和珍视。《因话录·征部》载：御史台察院，“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瓷，以防暑湿，御史躬亲缄放，故谓之茶瓶厅”。《膳夫经手录》的作者杨晔将蜀茶与其他地区所产茶叶比较之后说：蜀茶“犹可以首冠诸茶”。其他地区所产茶叶，“春时，所在吃之皆好，及将至他处，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惟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可重之。自谷雨以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其功德也如此。”这些被销售到外地的茶叶，更是被人们饮后赞不绝口。白居易《肖外元寄新蜀茶》诗云：“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
二、茶树的种植和茶叶的制造
茶树按其茎部分枝状况不同，分为乔木型、半乔木型和灌木型。乔木型茶树具有明显的主干，分枝部位较高，分枝稀疏，顶端优势较强。灌木型茶树，主干不明显，分枝部位较低，分枝较密，顶端优势较弱。半乔木型茶树，介于乔木型和灌木型茶树之间。陆羽《茶经》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这就是野生乔木型茶树，所以要“登树采摘芽茶”。野生茶树不利于采摘、管理和提高茶树产量，但有利于个体发育开花结果。每个果实中大多为一至三粒种子，一般在霜降节前后茶果就已成熟。充分成熟的茶果，果壳会自行裂开，种子自行脱落，在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下，又会长出新的茶苗、茶树。在唐代，四川的野生茶树不少，特别是长江流域一带，野生茶树比人工培育的茶树多，在唐人看来，野生的茶叶比人工培育的茶叶更好，故陆羽说：“野者上，园者次。”这显然是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而产生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