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汉族同居住在边疆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兄弟民族，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交流。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把大宗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输往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把大宗的畜产品和土特产品输往中原地区，共同为多民族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边疆地区兄弟民族以马交换中原汉族绢帛等纺织品的绢马贸易，又是这种经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唐代开始，随着中原地区茶叶生产的发展，又开始出现茶马贸易的商品交换。到宋代，茶马贸易特别发达，尤其是四川地区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代替了过去的绢马贸易，成了汉族人民同兄弟民族商品交换中最主要的压倒一切的经济活动。为什么宋代四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会特别兴旺发达？它的特点、作用和意义是什么？本文就此作些探索。
茶马贸易兴起的原因
宋代茶马贸易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宋代茶叶生产的发展和西北、西南吐蕃等族对茶叶需求的增长是茶马贸易兴起的物质前提。大家知道，我国是世界上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家。唐代茶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遍布淮河、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税茶、榷茶制度相继建立，茶利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宋代茶叶生产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根据宋代文献记载统计，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东南地区年产茶叶二千三百多万斤，元丰年间（1078—1085），四川地区年产茶叶三千万斤，南宋时期，东南地区产茶一千七百万斤左右，四川产茶基本上保持在三千万斤左右。总计北宋茶业年产量为五千三百万斤以上，南宋为四千七百万斤左右。据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的研究，宋代人口的最高纪录，北宋是徽宗大观四年（1110），共二千万余户，四千六百多万口；南宋高宗时期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共一千二百万余户，二千四百万余口。按此推算，每年人均茶叶产量，北宋时期为每年人均一斤以上，南宋绍兴时期为每年人均二斤左右。宋朝辖区是农业人口，粮食为主食，肉类较少。茶叶虽是油、盐、酱、醋、茶中食用佐料必需品之一，但毕竟不是必不可少的大量生活食用品，饮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嗜好、习惯和待客的饮料。在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的宋代，每人每年平均是消费不了一斤甚至二斤以上茶叶的。如果我们以宋朝辖区人民每年每人平均消费半斤茶叶计算，则宋朝境内所产茶叶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即约二三千万斤茶叶，都必须外销其他地区，才能维持茶叶生产的正常进行。事实正是这样。宋代经营茶叶的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宋朝政府为了保证军事和财政的需要，也鼓励豪商巨贾在沿边州郡入纳粮草或京师缴纳钱物，到东南沿江榷货务领茶抵偿，准其往运西北等沿边少数民族地区出售。这些茶商把茶叶“转至于西北，以致散于夷狄，其利又特厚”。这说明西北等地从事畜牧业的兄弟民族地区已成为宋朝销售茶叶的巨大市场。
当然，边疆各族人民对茶叶的需要并不始于宋代，早在唐朝，茶叶已输往西北兄弟民族地区，吐蕃和回纥已开始饮茶了。据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西藏吐蕃赞普帐中已有许多内地名茶；《封氏见闻录》亦记，“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但是，从这些记载中也可看出，在唐代，西藏地区饮用内地茶叶是藏族的首领，回纥至内地卖马买茶是朝贡的官员；吐蕃、回纥下层平民饮茶和一般商人贩茶，尚不见于记载，它反映出唐代输往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数量毕竟有限；茶叶在少数民族中尚属高级珍品，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广大群众欲求不得。
但是，茶叶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为肉食乳饮的畜牧人民所必需。它一经传入西北，茶叶的功能，就像强劲的春风吹遍牧区；饮茶的好处，就像神丹妙药吸引广大牧民，富贵贫贱，男女老幼，争相竞求。到宋代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因此，少数民族的商人都在沿边买茶，他们的首领每次向宋朝贡献马、羊、牛、驼和各种土产，都渴望以金银、绢帛、茶叶回赐。契丹、西夏和女真政权每年向宋朝索取的“岁纳”、“岁赐”的物资中，也特别要求赐给茶叶。更有趣的是，西夏元昊在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发动对宋战争，造成“赐遗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竟成为元昊决定停止战争同宋议和的原因之一。而在议和的过程中，西夏要求岁赐的茶叶也特别多，曾引起了宋朝臣僚的激烈争论。初许五万斤，后考虑到给予茶叶过多，西夏就会利用它来垄断畜产品的贸易，不特影响今后对西北各族的互市，而且将失掉一个有力的控制手段。因此权衡利害，最后定为岁赐茶叶三万斤。这一切都说明宋代边疆各族人民对茶叶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过了对绢帛的需求，从而绢帛易马被茶叶易马所取代。
其次，两宋王朝对战马的急需，促进了同吐蕃等族茶马贸易的兴旺发达。马性耐寒而畏热，孳生繁殖均受气候土壤的影响。我国良马产于西北高寒草原地区，中原战马历来来自塞北。在统一的幅员辽阔的中央王朝时代，产马之地属于中央政府管辖和羁縻统治，中央政府尚可通过行政手段征发或购买战马。战马来源并不十分缺乏。但在宋、辽、金、夏鼎立时代，北方先后为辽、金政权所据，西北为西夏政权所有。仅有中原之地的南宋政权，战马来源，都全部仰赖进口。同时，马以它奔腾疾驰，勇猛顽强，吃苦耐劳，人可乘骑，货可载驮的特性，在科学技术交通运输落后的古代，成为先进的战争和交通工具，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力量。宋朝同契丹、西夏和金朝的战争屡遭失败，其中缺少骑兵，军队行动迟缓，运输线长，补给不继等，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李纲就曾指出，“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吾以步军敌之，宜其溃散”。宋高宗在建炎四年（1130）也说：“大观、宣和间，茶马司川茶不以博马，唯市珠玉，故马政废阙，武备不修，遂致胡虏乱华，危弱之甚。”正因为马在军事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故与两宋政权对峙为敌的辽、金、夏政权，不但经常限制战马流入宋朝，而且在战争中还掠取宋军战马。李纲就说：“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马，违者诛族。凡得马万余匹，而京师之马为之一空。”这样，两宋政权为了自身的存在和抵抗辽、金、西夏的进攻，对战马的需求就极其迫切，所以宋朝对马政十分重视。宋太祖就承前代之制，“初置左、右飞龙二院，以左、右飞龙二使领之”。真宗咸平元年（998）又创置估马司，管买马之事。景德四年（1007）又置群牧司，以枢密院副使为群牧使，总管马政。至于收买战马则更为重视，太祖时期就岁遣中使至边州买马，以后又在买马地区设买马司或买马场，非常时期还括市民马。但由于宋朝处于敌国鼎峙的环境，买马来源受到很大限制。“宋初，市马唯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招马唯吐蕃、回纥，党项、藏牙族、白马、象家、保家、名市族诸蕃”当党项羌族的夏州政权尚属宋朝管辖之时，宋朝战马主要仰仗河西地区供应，自真宗时期西夏赵德明据有河南地，来自西夏羌族的战马已大大减少，到仁宗景祐元年（1034），元昊正式成立西夏国并奉行与宋为敌的政策，来自河东、河西的西夏战马基本断绝。故“其后置场，则又止环（甘肃环县）、庆（甘肃庆阳）、延（陕西延安）、渭（甘肃平凉）、原（宁夏固原）、秦（甘肃天水）、文（甘肃文县）州、镇戎军（甘肃镇原）而已”。战马主要来自陕西秦凤路沿边吐蕃等部族和四川境内各少数民族。南宋时期，大散关和淮河以北为金朝所有，市马之地就只剩下川、秦、广三个地区了。在宋朝战马需求急切，马源日益枯竭，完全仰赖商业途径购买吐蕃等族战马的情况下，在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宋朝不可一日无马以存的情况下，茶马贸易就应运而生，兴旺发达，成为宋朝解决战马来源的重要途径。
再次，宋朝财政困难和禁止铜铁钱币出口的政策，也是茶马贸易兴旺的重要因素。宋朝是历史上著名的“积贫积弱”王朝，财政困难一直是它最头痛的问题。宋神宗熙宁以前买马主要是用纳绢、金银、钱币和茶叶支付。当时的马价，由吐蕃等族驱马至边，总数十、百匹为券，沿途由官府供给食宿运至京师的券马，“自三十五千至八千，凡二十三等”；其中自费运至京师的省马，“自七十五千至二十七千，凡三等”。宝元三年（1040）群牧司规定的和买马价，“第一等五十千，第二等四十千，第三等三十千，第四等二十五千。在京以浙绢估实价，外处支钱”。这些记载说明，买一匹马，平均约需钱三十贯左右。宋朝每年买马的数目，据《宋史》卷一九八《兵志》记载，“天圣中，蕃部省马至三万四千九百余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顺（甘肃静宁）凡三岁市马至万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马岁至万五千匹”。熙宁三年（1070）又将原、渭、德顺三处增为每岁市马万匹。另外，《宋会要》兵二四记景祐三年（1036）宋朝在河东、陕西等处市马达三万匹以上。从这些零星的个别的不包括宋朝每年全部买马数目的记载中，估计北宋时期每年向吐蕃等族买马总数大约不少于三万匹以上。宋代的绢价，一匹绢约值一贯，一匹马值三十贯，则需三十匹绢才能换一匹马。每年买马三万匹，就需九十万匹绢，而宋朝中央政府二税收入的绢，太宗至道末年（997）为一百八十九万匹，真宗天禧末年（1021）为一百七十九万匹。全部用绢换马，就要占去赋税绢收入总数的二分之一。显然，在绢收入少、绢值低、马价高的情况下，用绢换马是宋朝政府无力支付的。如果用钱币买马，每年买马三万匹，亦需九十余万贯。而北宋每年铸铜钱数，“ 天禧末，铸一百五万贯”。“至道中，岁铸八十万贯，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万贯”。此后基本上保持每年铸钱一百多万贯，只有熙宁时期岁铸铜钱“五百六万贯”，达到了最高峰。可见，用钱币支付买马费用，也是宋朝政府难于承担的。更重要的是用钱币买马，一是铜钱外流，造成钱荒；二是外流钱币，被销毁制造兵器，威胁边境安宁。从而在经济上军事上给宋朝带来更大的危险。所以，宋初就严禁钱币外流，并在用绢用钱买马的同时，也兼用盐茶金银等物易马，以缓和市马经费的困难。随着宋朝茶叶日益丰裕有余，吐蕃等族需茶日益迫切，愿意以马易茶，宋朝自然要舍有余而补不足，积极发展茶马贸易来解决财政困难和保证战马来源。
最后，神宗熙宁年间王韶开熙河，促进了宋朝官府建立茶马司的专门机构，经营茶马贸易，使茶马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宋神宗统治时期，力图富国强兵，消除辽和西夏对宋朝的威胁。神宗采纳了王韶的建议，经营熙河，在西夏右厢地区建立起一道可以进攻和退守的有利防线，以便制服西夏并进而削弱辽国。王韶在1071年到边，三年之间积极经营，收复了熙（甘肃临洮）、河（甘肃临夏市）、洮（甘肃临潭）、岷（甘肃岷县）、叠（临潭县南的迭部）、岩（甘肃岩昌）等州，幅员两千里，受抚蕃族三十余万帐。宋朝设熙河路巩固在这些地区的统治。熙河地区是吐蕃居住地，北与回鹘相通，西与青海吐蕃相接，所辖人民产马而乏茶。熙宁七年（1074），熙河经略使王韶言：“ 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而乏茶与之为市”。故建议运蜀茶至熙河卖茶买马。当时四川产茶居全国首位，年产三千万斤左右，未曾榷禁，只许行销川峡四路，不得出境。四川的人口，据《通考》引《中书备对》所奏，元丰三年（1080）成都府等四路主客户合计只有一百四十万余户。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四川六十州，一百九十九县。元丰二年，户二百一十万余。”至于口数，文献缺乏记载，文同奏疏中认为四川“大率户为五口”。就按李心传元丰二年二百一十万户，每户五口计算，北宋时期四川人口亦只一千零五十万。四川产茶三千万斤，人口一千万余，每年人均三斤左右，自销有余，茶多价贱。而今熙河急需以茶易马，舍有余而换不足，何乐而不为？于是，宋朝乃在四川榷茶，建立都大提举茶马司，主管川、秦地区的茶马贸易事宜。命李杞运蜀茶至熙河，置买马场六，停止原、渭、德顺之处买马。茶马贸易从过去绢帛、金银、钱币、茶叶相兼的商品交换阶段，发展成为官营的专用茶易马的新的历史时代。
茶马贸易的特点
茶马贸易是宋朝同吐蕃等族人民友好经济交流的组成部分。但它同一般边境地区的商业贸易和熙宁以前用各种物资交换战马的商品交换比较起来，具有不同的特点。
茶马贸易是宋朝官府在四川、陕西、甘肃以及青海等地连接吐蕃等族的特定区域所直接经营和垄断的。它的目的不是追求商业贸易的经济利益，而是保证军事上对战马的需要。因此，它同边境地区设置榷场，置官管理，征收商税，限制违禁物货进出，允许各族人民互通有无的商业贸易不同，严禁商人从事茶马贸易的商业活动。为此，从熙宁七年开始，就建立都大提举茶马司，统管川、秦茶马之政。以后茶司与马司分合不常，“虽各有两司，大抵川、秦皆止除一使”，仍然是统一管理，以茶易马，官府经营的性质始终未变。而且茶马司还是独立于地方，直属于中央的机构。主管茶马司的首脑由中央直接委派。“诸买卖茶州军，知州、通判兼提举，经略使所在，通判兼提举，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卖茶场和买马场的官员则由茶马司委派，废除原由转运司买马之职，榷茶买马之事统一划归茶马司经管，地方官员不能“越职受理”，“事权震灼，为患深密”。
茶马司经营茶马贸易的办法是在四川地区置买茶场，熙、秦地区置卖茶场和买马场，把所买茶叶运往卖茶场出售买马。“ 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西北买马“则更于熙河置买马司，而以秦州买马司隶焉。（熙宁）八年，遂置熙河路买马场六……继又置熙河、岷州、通远军（甘肃环县）、永宁寨（甘肃甘谷境）等场”。崇宁二年（1103）复湟州（青海乐都），又置湟州茶马司卖茶买马。建立了上述买马场地之后，宋朝就逐步停止了河东、陕西等地买马，“自是，国马专仰市于熙河、秦凤矣”。西北战马来源则从沿边各族逐步专仰于熙河、秦凤地区的吐蕃部族。南宋时熙河、陕西地区丧失，西北买马则主要来自秦州买马司所辖西和州的岩昌寨买马场和阶州的峰贴峡买马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