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新修铜梁县志》，是郭朗溪（1882——1958年）先生于1949年主修完稿的。郭朗溪先生，字锡柱，铜梁县永嘉乡人，多年服务桑梓，正直公道，为人谦逊，德才出众，人称“郭朗翁”。民国三十四年（1945），被选为县参议员，民国三十五年（1946），受县参议会委托，主修铜梁县志，他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历经三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底，完成了这部县志手稿。时值铜梁县人民政府刚刚建立，诸事草创，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未及刊印。其后编修人员相继谢世，这部县志手稿就下落不明，是已失散或被珍藏，人们毫无所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就被人们逐渐遗忘了。
1966年，我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铜梁县文化馆成了武斗据点。它的图书资料室被进驻的武斗人员三番五次查抄。1969年底，武斗人员撤离，县文化馆的叶作富同志整理资料室，在一间破屋里看见一个被翻得狼藉不堪的柜子旁边地上，散落着一堆手稿和杂志。他将手稿拣起，见写的是铜梁县地理山川、位置疆域、大事记略、人物艺文、古迹古物、宗教风俗等珍贵资料，便将揉成一团、抛在屋角、垫过座的手稿，按所编页码细心搜集起来，才发现是未曾刊印的《新修铜梁县志》手稿。鉴于“文革”动乱，叶作富同志为防止手稿再遭遗失破坏，就秘密地将手稿包好珍藏。1973年，叶作富同志开包进行分卷清理，装订成《新修铜梁县志》1—11卷。1977年，又造册登记，使这部失而复得的珍贵手稿完整地保存下来。1980年，县档案局调存手稿，后提供县志编委会办公室作修志资料。郭朗翁之子郭汝瑰军长曾借阅稿本。西南师范大学教授邱晓等同志于其家见此志稿，倍加赞赏，向西师历史系和图书馆推介，因而得复印了五套，使这部县志手稿有了复本。
我第一次看到这部县志手稿是1988年6月。当时我应邀回铜梁县讨论县志编写提纲，从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的同志处知道有这部县志手稿，便借来浏览了一个晚上。因时间仓促，未能全读，心存歉然之感。1989年底，又从郭朗翁之孙郭相颖同志处借得一部复印本，利用春节假日粗读一遍，得释积年之憾。但读完之后，旧憾虽释，又因其珍贵，被埋没40余年鲜为人知，新的心理不安油然而生，发见于外，在1990年《四川地方志》第4期上写了篇“《新修（民国）铜梁县志》手稿简介”的文章，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个吁请得到铜梁县人民政府领导、县志编委会办公室同志和郭汝瑰、郭相颖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委托王力之等同志标点、整理后刊印。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
这个小引，不便对这部县志珍贵之处多作介绍，只举出如下三点略作说明。一、这部县志虽受县参议会委托编写，但当民国政府正处于土崩瓦解之际，执政当局无暇过问和干预编修工作，县志手稿完全是在郭朗溪为首的在野乡贤文士独立完成的。大概由于这个缘故，这部县志记载民国时期的历史就特别客观公正。我从1935年出生到1950年初，都生活在铜梁县。小时候在农村听父老乡亲讲民国时期的逸闻旧事和1946年后到铜梁县城读初中耳闻目睹的许多事情，在这部县志里都记载得一模一样。至少以我所知道的事实检验，它既未隐恶扬善，也未隐善扬恶，做到秉笔直书，堪称“信史”和民国时期铜梁地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一方人文，一邑物产，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二、这部县志既是现存两种铜梁县志（包括乡土志和地理志各一部）之外完整的一部县志，也是唯一完整记载民国时期历史的一部县志。该志继光绪元年（1875）韩桂清、邵坤、陈昌所修《铜梁县志》而作，书中记载之事，截至民国38年（1949）底铜梁县解放、人民政府成立时止。在四川，完整地记载民国时期历史的县志，仅郭氏《新修铜梁县志》一种，在全国全部记载民国历史的县志也很罕见。仅此一点，这部县志不但具有地方意义，也具有全国意义。三、这部县志不但对历代铜梁县志记载的内容补缺纠误不少，而可“供建设参考，教科取材，旅行指导等多种用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存史资政的内容特多。它虽属一县之志，记载的地域范围有限，然于民国时期历史记载尤详，窥其一斑而见全豹，对研究民国时期历史补益匪浅。
我相信上面所写的这些情况，一定会使读者同我一样，深深感谢郭朗溪等先辈为我们留下这部珍贵的县志文献；深深感谢为保存和刊印这部县志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但愿这部县志刊印之后，不久就会引起学人的兴趣，一方面从中吸取资政建设的养分，一方面从中攫取分析研究民国时期四川社会历史的资料。想来铜梁县志编委会刊印这部书，也是这样希望的。
铜梁地方志办公室印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