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力而行”是苏格拉底最喜欢的，也是他经常重复的话，一句内涵丰富的话。应当将自己的愿望引向那些最容易得到，并且与自己的能力最接近的东西。确实，假如我不去和千百个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并且是我不能缺少的人融洽相处，却一心要高攀我的交往能力达不到的一两个人，或者异想天开地追求那些我无法得到的东西，这不是一种愚蠢的任性吗？我生性疏懒，任何形式的尖刻和粗暴都与我的性情相悖，这就使我免受妒忌和敌意的困扰与威胁。受人爱戴，我不敢说，但我敢说从来没有人比我更有理由不被人仇恨。不过我的疏于言谈使我失去了好几个人对我的美意，这是公正的，他们有理由对我的冷淡作一种更坏的解释。
我很善于获得世间少有的甘霖般的友谊，并能将它一直保持下去。我如饥似渴地寻求志趣相投的朋友，十分贪婪地投入这种交往，所以自己禁不住眷恋这种友情，同时也给我和交往的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已多次体验过这样的幸运。但对一般的泛泛之交，我却有点疏远冷漠，因为我的言谈举止如果不能像张满的风帆充分展开就会不自然。何况还在我年轻时，命运已让我习惯于品味那独一无二、完美无缺的友谊，因此我便有些厌恶别样的交情。而且，古人那句“相伴并非友谊，共患难才是知己”包含的思想对我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我自然很难做到“逢人只说三分话”和“看人说话，见风使舵”，我也很难遵从人们的一条训诫，说什么在和那许多不完美的朋友交谈时要小心谨慎、多存戒备。眼下我们听到的主要训诫是：谈论世事只会带来危险，或只能说假话。
我赞赏多层面性格的人，这种人既能张也能弛，既能上也能下；不管命运把他摆在哪里，他都能随遇而安；他能同邻里聊他的房子、他的狩猎情况，乃至他和别人的纠纷，也能兴致勃勃地和一个木匠或花匠谈天；我羡慕有些人，他们能让最末等的仆役感到可亲可近，还能以适合下人的方式与他们谈话。柏拉图劝诫我们，要以主子的语言对仆人讲话，不管是对男仆还是女仆，不可玩笑，不可随便，我则深不以为然。因为，撇开我的天性不谈，我认为如此炫耀命运赐予的某种特权是不合人情的，也是不公正的；而主仆间的差异不那么悬殊的文明制度在我看来倒是极公平的。
别人琢磨如何使自己的思想显得空灵和高深，我却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浅近平实，拔高和夸大是有害的。
斯巴达勇士在战争中用柔和悠扬的笛声来缓解或节制他们的鲁莽与狂暴，而其他民族惯用尖厉响亮的呐喊过分鼓动和激发士兵的勇气。同样，与一般的看法相反，我认为，在运用我们的思想时，我们大部分更需要的是踏实、沉稳，而不是奔放、昂扬；更需要冷静和安详，而不是热情和激动。依我看，在不懂的人中间充内行，说话煞有介事，是十足的愚蠢。应当把自己降到周围人的水准，有时不妨装不懂；收起你的雄辩和精深，在一般的交际中，保留思想的条理性就够了。另外，还有使自己平易通俗，假如你周围的人喜欢这样。
我一直寻求与之相处和亲近的人，是那种被称作正派而聪敏的人。见到这样的人就使我不想见其他的人。说到底，这类人在社会上是凤毛麟角，而且他们的正派聪明主要是天性使然。和他们交往仅仅是为了亲密相处、常相往来、谈天说地，为了思想和心灵的交流，不为别的。我们交谈时，话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谈话没有负担，不故作深奥而总是意趣盎然、优雅得体；充满了成熟而坚实的判断，糅合着善意、坦率、轻松、友情。我们的思想并非只在讨论替代继承或王朝事务等重大话题时才表现出它的力和美，在私人交谈中同样能表现。我甚至能从手下人的缄默和微笑中了解他们，有时在餐桌上比在会议上更能洞察他们。伊波马居斯就曾说，他仅仅根据一个人在街上行走的步态，便能看出此人是否是名好角斗士。如果一时兴起，谈话涉及学说那也无不可，不过此时学说本身也一反通常的威严、不容置辩和令人厌烦的面貌，而变得温和谦恭了。谈论学术于我们只不过是一种度时的方式，该受教育或听说教的时候，我们自会去学说的王国，而眼下只好请它屈尊迁就我们了。因为，学说不管多么有用、多么受欢迎，我个人以为必要时仍可抛开它，可以没有学说而办我们的事。禀赋良好，并在与人的交际中得到磨炼的心灵自然而然会使人愉快。艺术不是别的，正是这类心灵表现的归纳和汇集。
与美丽而正派的女子交往也是一件令我怡然陶然的事。“因为，我们也有一双行家的慧眼。”虽说和女人交往时精神上的享受不及在第一种交往中那样强烈，但是感官的享受——在这种交往中感官参与得更多——使它几乎和第一种一样令人愉悦，尽管两者无法等同。不过和女人交往时我们必须有所戒备，尤其那些易受肉体冲动影响的人（比如我）更应如此。我年轻时吃过肉体冲动的苦头，据诗人们说，这种冲动会发生在那些放任自流、不善约束、不善判断的人身上。年轻时的事如一记鞭笞，从此成了我的教训。
在男欢女爱上倾注全部思想，以毫无顾忌的激情投身于其中，这是一种荒唐之举。但另一方面，如果缺乏爱情和意愿，只是逢场作戏，迫于年龄和习俗的要求，扮演一次大家都演过的角色，除了空口白话，不投入自己的感情，这样做虽然确实安全保险，却是一种懦夫行径，犹如一个人因害怕危险而放弃自己的荣誉、利益或欢乐；可以肯定，奉行此种做法的人，绝不能希望从中得到任何使一个高尚的心灵感动和满足的结果。你想实实在在享受的东西，应该是你真心实意渴望的东西。命运可能不公正地恩宠一些女人的外表，这是常有的事。没有一个女人——即使她长得很丑——是不想讨人喜欢的；没有一个女人不显示她的长处，或是她的年轻，或是她的笑靥，或是她的身姿；因为无一长处的丑女正如无一缺点的美女，是不存在的。
至于我，我认为没有丘比特就没有维纳斯，一如没有孩子就没有母爱，两者的本质是互相归属、互相依存的。同样，欺骗行为的恶果必将由欺骗者自己吞食，没付出努力和代价的人必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回报。把维纳斯敬为女神者，认为维纳斯的美主要不是肉体的美，而是精神的美；这种人寻求的爱不是男女的爱，甚至也不是动物的爱。动物的爱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粗俗、低下！我们看到，想象和欲望如何使动物兴奋，如何在肉体之先刺激它们；我们看到，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的动物，都会在群体中挑选自己喜欢的对象，而且它们之间能保持长期的恩爱。那些因年老而体力不济的动物，还能因爱情而浑身颤动或发出嘶鸣。我们见过动物在交配前充满希望和热情，当肉体完成其职能后，甜蜜的回味仍使它们无比欢愉。我们还见过有些动物交配后骄傲地昂首阔步，或发出快乐和得意的鸣叫，仿佛在说它们疲乏了，也心满意足了。若只是为了释放肉体的本能需要，又何须如此费尽心机去烦劳他人。所以爱情不是为饥而不择食的饿汉们准备的食品。
平心而论，如果心灵的美与肉体的美两者必须舍其一，那么我可能宁愿舍弃前者；心灵可以在更重大的事情上派用场，而在爱情这件与视觉和触觉特别有关的事情上，没有美好的心灵还可以有所为，没有美好的肉体却绝对不行。所以姣好的容貌实在是女子的优势，她们的美是那么独特，以致我们男人的美虽然要求另一些特征，但只有与她们的美有了共同之处——孩童式的、光滑无须的——才算美到极致。
上述两种交往都有偶然性，并取决于别人。第一种因其寡见鲜有而令人惆怅，第二种随着岁月增长而日渐凋零，故而它们没能满足我一生的需要。与书本的交往，即我要谈的第三种交往，要可靠得多，并更多地取决于我们自己。这种交往也许没有前面两种的诸多优点，但稳定和方便却是它独有的长处。与书本的交往伴随着我的一生，并处处给我以帮助。它是我的老境和孤独中的安慰。它解除我的闲愁和烦闷，并随时帮我摆脱令人生厌的伙伴。他能磨钝疼痛的芒刺，如果这疼痛不是达到极点和压倒一切的话。为了排遣一个挥之去的念头，唯一的办法是求助于书籍，书很快能将我吸引过去，帮我躲开那个念头。然而书籍毫不因为我只在得不到其他更实在、更鲜活、更自然的享受时才去找它们而气恼，它们总是以始终如一的可亲面容接待我。
事实上，我使用书本几乎并不比那些不知书为何物的人更多。我享受书，犹如守财奴享受他的财宝，因为我知道什么时候我乐意就随时可以享受；这种拥有权使我的心感到惬意满足。我每次出游从来都要带书，却可能数天甚至数月不用它们。即便时间一天天耗费掉了，我也不悲伤。因为我想书籍就在我身边，它们赋予我的时日就是乐趣。我无法说清这一想法使我何等心安理得，也无法总结书籍给我生活带来多大的帮助。总之，它是我人生旅途中最好的食粮，我非常怜悯那些缺乏这种食粮的聪明人。不过出游中我更愿接受其他的消遣方式，不管它多么微不足道，我从来都不会缺少。
在家中，我躲进书房的时间要多些。我就在书房指挥家中一切事务。我站在书房门口，可将花园、饲养场、庭院及庄园的大部分地方尽收眼中。我在书房一会儿翻翻这本书，一会儿翻翻那本书，无先后次序，也无一定的目的，完全是随心所欲。我有时堕入沉思，有时一边踱来踱去，一边将我的想法记录下来或口授他人，即如现在这样。
倘若有人对我说，把文学艺术仅仅当做一种玩物和消遣，是对缪斯的亵渎，那是因为他不像我那样知道娱乐、游戏和消遣是多么有意思！我差点儿要说，其他任何目的都是可笑的。我过一天是一天，而且，说句不敬的话，只为自己而活：我生活的目的止于此。我年轻时读书是为了炫耀，后来多少为了名利，现在则为了自娱，从来不为得利。过去我把书籍作为一种摆设，远不是用来满足自我的需要，而是用来做门面、装饰自己，这种耗费精力的虚荣心，早已被我抛得远远的了。
读书有诸多好处，只要善于选择书籍。但是不花力气就没有收获。读书的乐趣一如其他乐趣一样，并不是绝对的、纯粹的，也会带来麻烦，而且可能会很严重；读书时头脑在工作，身体却静止不动，从而衰弱、萎靡，而我并没忘了注意身体，对暮年的我来说，过分沉湎于书本是最有害健康、最需要避免的事。
以上便是我最喜爱的三种个人交往，尤其是读书的乐趣我曾谈过，这里再次提起。至于因职责的需要而进行的社会交往，这里就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