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被开棺验尸了，这是前阵子文学界最大的新闻之一，人们对他的死因一直很感兴趣，现在终于下手了。年月日，智利民主政府遭皮诺切特政变推翻，聂鲁达的挚友、社会主义者阿连德也惨死枪下，十二天后，聂鲁达本人在圣地亚哥去世，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心脏病，不过一直有传闻说他是被毒死的。
智利政变后，一大批热血青年星散四方，其中就有时年岁出头的罗贝托·波拉尼奥，他本已随父母在墨西哥定居，祖国一出事他就赶了回来，嗣后成了流亡者，这情形同年西班牙内战后如出一辙，大量民主人士在佛朗哥胜局已定的情况下流落他乡。波拉尼奥后来写道：“月日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流血的场面，而且还是一场幽默滑稽戏。”他也并不喜欢聂鲁达，骂得很露骨，“我坦白：一读聂鲁达的回忆录，我就难受得要命。里面简直矛盾重重啊！要掩饰和美化那张扭曲的面孔需要费多大力气啊！丝毫不大度，没有半点幽默感！”我没有读过，也不了解波拉尼奥对阿连德政府的看法。我才刚刚迈进波拉尼奥的门，读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这部他早期发表的短篇集，十四个故事里有头有尾的不多，有的只能勉强说是故事，最后一篇《邀舞卡》则是以片段的形式回顾了他的早年经历，顺便批了聂鲁达的做作。
聂氏的回忆录是在他死后次年出版的，记述自己早年的浪荡生涯，诗歌如何为他赢得各地的崇拜者，豪迈中透出沾沾自喜。波拉尼奥讨厌之，再正常不过了。
流亡会变成文人的光环，想想两极格局下，苏联东欧出了多少文化英雄就知道了。波拉尼奥描写的却是相反的状况：流亡给人带来孤寂的内心，不稳定的关系，无法掌控的人生。《圣西尼》是整本书中结构最完整的一则故事，写两个流亡者的交往：“我”是个穷困潦倒的文艺青年，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一边写作一边苦苦找工作，而圣西尼早已成名，是“我”推崇的阿根廷大作家，由于母国处于庇隆独裁之下，目前政治避难于马德里。“我”在圣西尼的鼓励下参加征文比赛，书信往来间，“我”渐渐发现大作家的处境一样凄凉，他甚至还得靠一稿多投来多捞一点可怜的奖金，另外，圣西尼还牵挂着自己那不知所踪的儿子，他很可能已经死于独裁政府的枪下。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为什么这么讲？我觉得是因为近必生苛，众多的挑剔抱怨都出自过于亲密的关系，远了，则如俗话说的那样，会产生“距离美”。“我”与圣西尼始终缘悭一面，故而保持着毕生的敬意，“我”从圣西尼寄来的家庭照上认识了他的女儿米兰达，他却不知道，这位漂亮女子有多么看不起自己的父亲和他的那个通信者，称他们是“捞奖金的人”。多年以后，米兰达给“我”带来了圣西尼的死讯，相逢一笑，“某种神秘的力量”使得两人早就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