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在女儿四岁的时候又怀孕了。由于夫妻俩都工作繁忙，商量再三之后还是把一个已初具人形的胎儿打掉了。但堕完胎的那一瞬间她就后悔了，看到死婴时的震惊久难驱散，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扼杀了一个生命，甚至首次体会到为何堕胎在美国政治中会是那样重要的一个议题。在很长时间里她都无法摆脱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一想起来就掉眼泪。她原本觉得第二个孩子可有可无，到此刻却转变成坚定地想再要一个，直至最终如愿以偿。
她的这一心路历程并不算典型，然而不论出于什么心态，想要两个孩子的中产阶级家庭确实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人们不仅普遍认为有两个孩子是一件好事（哪怕他/她本身由于某些限制不想要或不能要），甚至当你有了一个孩子后，周围的同事朋友还经常会劝诫：“有没有想过再要一个？一个孩子太孤独了。”一对夫妇多生育一个孩子，十余年前还被小品和通俗故事嘲讽为“超生游击队”的愚昧底层行为，如今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种中产阶级现象。
在表面的相似底下，这其间有着诸多实质性的差别：与传统的观念不同，中产阶级并不寻求“多子多福”，他们通常觉得“两个刚好，更多也没必要”；他们也并不是为了生男孩才要第二个，因为他们普遍赞同“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最好”（这已成为极其强大的共识），他们要的是“孩子”而非“男孩子”；他们既不是为了养儿防老（对此他们并无幻想），也不是出于传递血脉的目的，不管内心究竟怎么想，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们都宣称是因为喜欢孩子，且不想让一个孩子孤独才这样做的。他们是爱“孩子”本身，而不是为了取悦祖先。最能反映这种变迁和差异的一点是：如今往往反倒是年轻的中产阶级比他们理论上应该“更传统”的父母一辈更想多要个孩子——我的一个同事在确知太太再度怀孕时，高兴地打电话给自己母亲，结果其母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哭了，因为第一个孩子才两岁，都还没照顾完。相反，得知这一消息的他的所有朋友，都为他高兴（当然，他们也不必替他带孩子）。如果说传统那种多子多福的观念是朝向过去的（为了接续和继承祖先的血脉），而如今这样做却是指向未来的——为了孩子和家庭的一个更美好的将来，至少他们相信如此。
由于抚养孩子在如今的大城市中已普遍被视为一个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培养孩子成才的支出（有人曾简练地概括道：“关键不是添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多一个书包”），因此我还记得几年前在周围的中产圈子中，抚养两个孩子几乎被看作是有钱人才做的奢侈之举。《有闲阶级论》中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