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人们一贯如此：只要他们愿意证实一个观点，通常他们总是有办法的。中世纪欧洲人相信二元论，不仅仅是抽象的思考，他们的确相信世界日常生活中，撒旦始终在发挥作用，而且能找到极多“证据”。不管现在看来多么荒谬，在相当长时期内，有不少一流学者曾坚持认为印第安人、中国人等都属于犹太人传说中失踪的十族后裔。清代学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是一代名著，但他也有一个致命缺陷：他预先认定许慎《说文解字》所讲都是对的，必须为它找出一些例证来，即使许慎讲错了，他也还是会设法找例证来附会。Thomas Kuhn在研究科学史时曾想不通为何亚里士多德一些荒谬的断言竟支配人心二千年之久，他的结论是：经典理论培养了一套特定的思考方法和观念系统、信仰、语言和基本概念。离开了这些典范，这些科学家甚至不知道如何去进行思考或研究。通过这些语言和概念来观看世界，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除非他碰到生活在另一个不同典范中的人，否则他很难觉察到这个“观念的箱子”。需要补充的是：现实中许多人即使碰到了另外的人，仍然不会自我反思和觉察到这个“箱子”，相反他们会把它抱得更紧。人们可以意识到一些他人理论的荒谬性，但要意识到自己观念的荒谬（它同样强烈地支配着人心，只不过那是自我），那就太难了，在心理上就会被我们自己所拒斥。
人文学科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多样性，在学术围墙内的每一个理论都以为自己把握了全景，“主张他的标准可以单独支配和解释一切……简言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每一门社会科学都很霸道，无论它们会如何否认这一点。它们都倾向于把自己的结论表达为人类的总体图像。”（布罗代尔《人文科学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这种科学之不统一（disunity of science）的现象本身源于人类思维的歧异和原教旨倾向：
它们都依靠否定对立面、排斥异端来获得自己的正确性。西谚云：“人们常常只是因为一贯正确而得到顽固不化的恶名。”但确切地说，人们一贯持有某个观点，以及它被判定为正确与否，事实上是两回事，因为正确首先意味着在某一标准下是正确的，而这一标准本身，也不可能不是某种观念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