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当时洋务派看重的只是“洋器”，特别是西方的新式军器，其宗旨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用西方的洋器来维护晚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因此，这种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的认识和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一役，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事实上的失败，从某种程度上也昭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复杂与艰难。
此后，中国工业化进程近二十年没有多少起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因忙于战事而给了中国脆弱的民族工业暂时的发展机会和空间，中国民族工业和产业工人队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发展到近10万人，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好景不长，接下来仍然是外国资本的入侵和连绵不断的内战，国民政府也因一直忙于内战而没有真正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中国工业化进程在夹缝中艰难前行。
由此可知，在整个100年左右的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都是很不顺利的。一方面是外来资本和商品的大量涌入，严重地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使得本来处于萌芽状态的家庭手工业不仅没能向现代工业转型，反而在外来廉价商品的冲击下纷纷破产。另一方面是内部统治者腐朽无能，战争连绵不断，发展经济始终难以摆在中心位置。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现代工业发展极为缓慢，经济转型异常艰难。到1949年，现代工业才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足见其发展的艰难苦涩。即便是这么一点有限的工业，还存在结构残缺、基础薄弱、设备落后、规模很小、布局畸形等问题。
其次，以城市化为主要标志的社会转型缓慢推进。一般来说，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工业化必然导致非农化的发展，而工业化和非农化又会推进城市化的进程。随着中国现代工业化的艰难启动和发展，中国城市化也开始缓慢推进。近现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结构由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洋务运动开始后，我国许多城市的经济逐渐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农牧渔业等第一产业则相对减少。
以上海为例，在近代以前，它只不过是一个拥有二十余万人口的中等县城，在全国范围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二流城市。但自近代以后，上海城市的等级地位迅速提高，不仅跨入大城市行列而且跃至全国最大的多功能中心城市。
到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已拥有5000家工厂，集中了全国除矿业以外几乎全部的工业部门。不仅是全国进出口贸易的总汇，而且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轻纺工业基地、交通运输枢纽，也是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成为名符其实的现代大都市。
（2）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规模扩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城市人口增多。晚清时期，我国城市规模和人口都不是很大、很多，近代以后这一情况开始发生转变。比如在1900—1938年，我国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几乎是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在1938年，人口5万以上的城市共计约有2730万居民，占5亿人口的5％～6％。同样是这些城市，在20世纪初大约有1680万居民，占4.3亿人口的4％～5％。这个差别表明所有的大城市的年增长率大约是1.4％。但我国的六个最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汉口在30年代每年以2％～7％的增长率发展。可见，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城市人口是直线上升的。
新增的人口大多数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他们到城市后，主要从事工商业和其他行业并成为城市居民，从而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其次，城市功能增多。近代城市聚集了各种社团以及工商、金融、科学、文化、教育、新闻等机构，众多现代机构的产生突破了封建时代都市仅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的局限，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信息和服务的中心。这样，旧城市逐渐向部门齐全、管理有序的现代化城市演变。
（3）城市中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其他行业的出现，引起了城市居民生活条件和观念的改变，人们衣着、饮食、交通条件等开始“西化”。穿西装、吃西餐、住西式住宅，在大马路上骑自行车、坐汽车等。与此同时，家庭结构和婚姻观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传统的大家庭逐渐解体，家庭规模开始缩小；传统的包办婚姻面临挑战，许多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由，主张一夫一妻制，反对纳妾等等。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几千年几乎不变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化浪潮中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
虽然中国近代城市化取得了如此众多的成就，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近代城市化仍然存在着较多问题，发展速度相对于世界发达国家来说依然显得十分缓慢。如城市化发展中明显存在不均衡的问题。少量大城市几乎都分布在沿海和内陆某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几乎没有出现多少上规模的现代都市。即便是这些大城市，也是零星地分布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与广阔的农村地区几乎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成为一座座的城市“孤岛”。显然，这种孤立的城市分布很难对农村地区产生辐射作用，也难以带动整个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因此，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城市化推进后，到194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也才达到10.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城市化总体上是在缓慢中前行的。
再次，以民主化为主要标志的政治转型历尽沧桑。相比较而言，政治转型比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具有更大的难度，因为从人的认识序列来看，一般总是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深层的文化层面的。所以，政治转型不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且受到一定时期人的主观认识水平的影响。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延续几千年，与之相关的封建专制思想自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所以，当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亟待以民主化为主要标志的政治转型与之同步前行时，总是感到阻力重重，政治改革举步维艰，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近代以来的民主革命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可谓千辛万苦、历尽沧桑。
19世纪中后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通过翻译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和驻外使节介绍等途径，西方的社会制度、民主政治学说逐步传入中国，并在一些开明的官员、知识分子中传播。这为在中国进行政治变革、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参照和可供选择的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洋务运动中发生、发展起来的近代机器生产冲击了落后的封建宗法制度，近代民族工业资本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并在其成长中开始产生朦胧的政治变革需求。于是，一些洋务派主张学习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对中国的专制制度进行根本上的变革。而与此相呼应，一部分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也为政治制度变革摇旗呐喊，奔走呼吁。在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终于在1898年拉开帷幕。然而，这场以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为直接目标的戊戌变法运动仅仅维持了103天，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政治变革以维新派的流血牺牲和逃亡海外宣告失败。
随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孙中山先生历经磨难，终于在1911年发动的辛亥革命中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然而，强大的保守势力使得南京临时政府难以正常运转，《临时约法》也无法真正实行。最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不得不宣布退位，把新生的政权交给了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中国政治变革又以失败告终。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以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为直接目的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本质上只是赶跑了一个封建皇帝，新型民主国家的建立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政治转型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仁人志士仍需“上下而求索”。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随后在1921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肩负起中国政治转型的重任，经过28年的艰苦奋战，最终在1949年建立起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回顾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历史，这100多年间的艰难曲折、荡气回肠真可谓史无前例。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中速发展阶段（1949—1978年）
社会学家和史学家们通常把1949—1978年的中国社会转型称为中速发展阶段。因为从转型的速度来看，这段时期社会转型比前段时期要快得多，但比后一段时期又要慢一些。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这段时期社会转型出现过不少曲折，妨碍了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从工业化方面来看，建国后三十年“工业增长的速度很快。1952—1979年，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1％……建成了近乎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重点是制造资本设备，中国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工业品种多得多，对进口设备依赖程度低得多。几乎每一个重要工业部门都在全国的若干地区设置了重点工厂，并特别努力使制造业分布到落后地区和农村”。这段话可以看做是新中国工业化成就的概括，从中可以看到，建国后三十年间，我国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
首先，在工业基础薄弱、结构不合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发展更为突出，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提供了保障。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始于1953年开始执行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并没有沿用其他国家一般采用的轻纺工业起步的工业化道路，而是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一战略的贯彻和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重工业快速增长。1952—1965年，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5％，高于轻工业年均增长率5.5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迅速由35.5％提高48.4％。从1953—1980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投资占54％，而工业投资中重工业投资所占比重高达89％，主要投资于冶金、电力、煤炭、化学、机械等行业。到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的1978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8.2％，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6.9％。在这一时期，中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初步建立起了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进程也由起步阶段逐步进入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其次，工业发展速度加快。从1952—1978年，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战略的实施，使得工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GDP每年以11％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我国GDP总量达到3645.2亿元，世界排名第15位，1980年排到了世界第10位，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再次，较新中国成立前工业集中分布在少数城市相比，工业布局更为均衡合理，落后地区和农村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较短时间内我国在高精尖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64年成功爆炸了原子弹，三年后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这些成就的取得不仅彰显了工业化的成就，更多的是显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为国家安全提供了必要的保证。从总体上说，除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部分时间外，这段时期的工业化是比较成功的。
从城市化方面来看，虽然这段时期城市化进程有时出现过曲折，但总体水平仍然有所提高。从1949—1978年，我国城市化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1）1949—1957年的城市化恢复发展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在“一五”期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农村人口被大量地吸收进城市工矿区，有力地推进了城市化进程。据统计，1957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总人口由54167万人增加到64653万人，增加了19.36％，其中，城市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到9949万人，增加了72.58％，农村人口由48402万人增加到54704万人，仅增加了13.02％，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大大高于农村人口增加的速度。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即城市化水平）由10.64％上升为15.9％，上了一个较大的台阶。
（2）1958—1965年的城市化的大起大落阶段。从1958年开始，由于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形势估计过热，盲目追求高速度，搞“大跃进”，经济发展的重心过分偏向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经济结构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城市化出现了大起大落现象。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又分为两个不同时期：a.1958—1960年是城市化发展的冒进时期。这个时期强调赶英超美，提出以钢为纲、全民大办工业的总路线，导致了爆发性的工业化过程和超高速城市化过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化水平出现畸形的大幅度上升，到1960年已达到19.8％，达到改革开放前的最高水平。这三年可以看做是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大起”的三年。b.1960—1965年是城市化的滑坡时期。由于前段时期城市基本建设规模过于膨胀，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村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粮食产量连年递减，城镇人口增加超过了当时城乡经济的承受能力。于是，从1961年开始，国家不得不采取大力压缩城镇人口的政策，动员部分职工和家属返乡务农，把已经流到城市的人口疏散回农村，从而使城市精简职工约1887万人，压缩城镇人口2600万人，城市人口的净迁移率为30％。结果城市数由1961年的208座下降为1965年的171座，城市化水平由1961年的19.8％下降到1964年的14.6％，出现了城市化水平的大回落。
这几年可以看做这一时期城市化发展的“大落”时期。
（3）1966—1978年的城市化的停滞阶段。从1966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致使工业化和城市化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