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认识和应对我国知识失业问题，必须考虑相应的国情和发生背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知识失业问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要求我们予以足够的重视。
第一，我国知识失业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新情况，大众心理承受能力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都是实行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对于大学毕业生更是如此，这就在事实上让大众形成这样一种心理，认为上大学有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1993年以后这种情况开始有所变化，到90年代末期开始实行大学毕业生到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政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大学生就业方式发生了大逆转，知识失业问题在人们几乎没有多少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就骤然来临，给大众心理承受力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单就这方面来说，都必须严肃对待知识失业问题，以防人们心理受到过大的冲击而危及社会稳定与发展。
第二，知识失业问题的产生具有某些制度性原因，处理不好有损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如前所述，政府作出的高校扩招政策、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等都是造成知识失业的重要原因，政府对平衡劳动力市场以及清除制度性障碍等都负有责任。2004年3月1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2004年“两会”期间，两会委员贺大经情绪有些激动地说：“计划经济时代，教育是国家的事，就业也是国家的事；现在，教育还是国家的事，就业成了个人的事……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不找国家找谁？”这话听起来有些偏激，但却道出了部分公众的心声，也说明了政府对于知识失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这是提升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取信于民的大事。
第三，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众对知识失业的恐惧。我国已有的社会保障大都是建立在就业基础之上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都是面向已经就业或曾经就业的劳动力开放的，对于没有工作经历的失业者，基本上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网络，主要靠家庭支持。
而从我国的文化背景上考虑，大学毕业生是被视为成年人的，再依靠家庭生活或从事临时性就业，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是从情感上很难接受的现实。
而且，由于大量的知识失业劳动力本身的家庭经济状况也并不好，自然家庭支持的力度也不可能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失业状态的大学毕业生不仅要为自己的基本生存发愁，而且还要为自身的健康、保障等问题担忧，这自然加剧了他们乃至于整个社会对知识失业的恐惧。
第四，知识失业对于部分人来说是一种巨额的经济损失，给其个人和家庭造成沉重的打击。这个问题在前面已有所涉及，在此只是想更加详细地加以说明。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是，我国知识失业来临时还有一个特殊背景，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或贫困山区的家庭或孩子仍然把上大学当作是跳出农村和摆脱贫困的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许多家庭倾其所能地供养孩子上大学，其目的与普通教育所说的提高人口素质几乎没有多少关系，完全是为了走出农村，摆脱贫穷，至少其直接的目的是这样的。而现实的情况是，这些大学生在毕业后不仅没有发达，而且连工作都找不到，基本生存都受到威胁，这与当初的理想实在相差太大了。在付出了巨额的经济投入后，却换来了失业的结果，对这些家庭和学生来说，其打击之大难以想象。笔者以为，政府很有必要以特殊的理念和政策对待这种情况，不能视国民的痛苦而冷漠地如科层制一样，以“一视同仁”为理由来看待这类问题。须知，同样的苦难，不同的人忍受的苦痛是不一样的。
另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是知识失业的成本问题。目前一些人认为，由于我国劳动力总体上供过于求，加快发展高等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对社会具有外部效应，这种代价是值得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种观点有道理，但是如果考虑到知识失业所付出的高昂成本，则这种观点似乎不宜提倡。因为从社会影响和破坏性上讲，大学生失业的负面影响力和社会破坏性更大，更不利于社会稳定与长远发展，这个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
第一，我国的知识失业是在高等教育产业化（现在这个提法已经终止）的大背景下来临的，它一方面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因为如果不进行教育投资，可以进行其他方面的资本投资。一些学者分析说，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使很多人看到了高等教育的希望、机会和文凭压力，同时，高等教育产业化也使很多人认识到高等教育的教育投资压力，从而加大了意在进行高等教育消费的长期储蓄，而减少了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最终造成整个社会内需不足。另一方面，由于个人进行了资本投资，大学生比高中生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期望，同样是失业，从心理影响上讲，大学生失业引起的社会不满情绪更大。
第二，知识失业是一种新生社会现象，失业人员的参照群体是前些年毕业就业的大学生，知识失业劳动力对失业的心理承受力比普通劳动力低得多，更容易将失业的原因归于自身素质以外的社会因素，对于社会的不满情绪也会更大。刘易斯·科塞在分析社会冲突的起因时，将不平等系统中被统治者对现存稀缺资源分配的合法性的撤销作为冲突的关键前提。但是他认为，这种合法性的撤销并不足以引起冲突，人们首先要在情感上被唤起，也就是说，“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期望突然超过实现这些期望的条件时，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才会被唤起去寻求冲突”。很显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同样是失业，知识劳动力唤起的不满情绪要比高中生和初中生高得多，因而其寻求冲突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
第三，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中，有一个见解正赢得广泛的支持，即“人们对现实的解释，而非现实本身，引发了政治运动。……对不满情绪作出解释并提升人们对成功的期望值，是抗议的社会建构的中心内容”。
这一理论观点提醒我们，人们对于失业问题的理解和解释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可能动因。就知识劳动力失业和低素质劳动力失业这一问题来讲，目前肯定还是低素质的青年劳动力在失业人员中占有大多数，但是从引起的关注度来看，人们所给予的关注度最高的却是大学生。限于大学生在总人口中的精英性和一种历史性感情，人们对大学生还是寄托了很多美好的期望，例如就业、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形象等。善于揣摩大众心理的新闻媒体，往往特意炒作新闻人物的大学生身份来吸引受众的眼球，卖淫嫖娼不是新闻的看点，但是大学生卖淫嫖娼立刻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大学生的境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社会影响力，主要还是因为较之于一般民众来说，人们对于涉及大学生的很多问题赋予了很重的感情色彩，越是如此，大学生就越容易成为炒作和同情的对象，成为不满情感唤起的导火索。
“孙志刚事件”、“陆步轩卖肉”新闻、“教授看大门”新闻以及“火箭工程师擦皮鞋”等一系列新闻事件的背后，都有这种因素在起作用。
第四，知识水平高可以有两种后果，既可以造福社会，也可以成为扰乱社会既定秩序的中坚力量。西方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知识劳动力一旦对社会产生不满，其破坏性会更大。高鸿业教授曾经就发出过警告：“大学毕业生过多往往会成为妨碍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一部分人上不了大学和大学毕业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两样都会感到不满，可能影响社会安定，但后者（一批自以为是社会精英的分子——大学毕业生）能量大得多，其不满的危害更大，要警惕盲目发展高等教育而培养出一批社会的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