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中产阶层未来发展展望
在对中产阶层的发展方向的分析中，伦斯基认为，老中产阶层的衰落是必然的，“展望未来，这一阶级的前景似乎并不一定是光辉的，那种导致它跌落到这种地步的力量并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总有一天，在较先进的国家中，业主阶级在经济领域中将在很大程度上下降到边缘和空隙的领域。其结果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没有特别大的权力，也没有特权。实际上，他们可以变得很难同职员阶级或工人阶级的上层区分开来。这一阶级的成员现有的权力和影响大概会转到取代他们的管理者阶级的手中。”
就中国目前的形势来看，虽然可能在近期仍然会有新老中产阶层同时增长并存的现象，但显然，从现代社会发展与演变的趋势来看，新中产阶层应该具有更好的前景，而且随着社会向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化，新中产阶层占据上风只是迟早的事。因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在为权力和特权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斗争中，还没有哪个集团能比管理者阶级的成员更迅速地上升。正如我们的分析已表明的那样，这一阶级在以牺牲有产阶级、业主阶级和政界阶级的基础上，获得了极大的上升。并且，有充分理由认为，在将来，它还会以牺牲这些阶级为代价而获得进一步的上升”。这种趋势基本是西方发达国家中产历史的真实写照，就目前中国的发展而言，虽然这种情况可能并不很明显，但可以预见，随着社会政府管理机构的不断扩大，科层化、集团化大企业的发展，新中产阶层不断壮大也只是早晚的事。就此意义而言，我们认为新中产阶层有更好的未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是中产阶层的未来如何？
在目前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事实上，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层，还是东亚新兴中产阶层，其发展都不是完全自主的，前者受市场经济的制约更多，后者则明显打上了国家强力干预的痕迹。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而言，这两重影响仍然在很长时期内存在，并左右中产阶层未来发展的走向。
由于中国的改革整体上属于国家主导型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决策与政策导向在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分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这种决策与政策还将在以后不断对中产阶层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从中国中产阶层在过去二十年多年来的变化脉络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更深地打上了时代变化与国家导向的痕迹。在改革开放初期，正是由于国家的政策变化，率先出现了以小商人、企业主为主的旧式中产阶层；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正是国有企业大刀阔斧的改革与调整，使得原来的这些“类中产阶层”出现了困顿与下降的局面；而在1992年以后，由于改革的不断普及与深入，城市职业者阶层相继受益，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城市中产阶层才初具规模。“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对于社会分层与中等收入者的认可，也使得目前中产阶层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作为社会结构的缓冲带、中间层，中产阶层的社会作用在目前已经到了自上而下的认可，这实际上是对于多年来在有关中产阶层问题上的意识形态障碍的巨大突破，可以相信，这对中产阶层的发展具有不可多得的积极意义。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尽管目前中产阶层的人数增加，但中国农民仍然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中产阶层的发展依赖于政府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对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只有在社会贫困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也，中产阶层的扩大才会成为可能。
中产阶层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同样，在随后的发展中，中产阶层也将与经济的兴衰而沉浮与共。据新华社报道，根据社科院的测算标准，家庭财产在（人民币，下同）15万元至30万元之间可算作是“中产阶层”。
最终可以推测出，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占全国13亿人口的19%左右。而且，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正在以每年1%的比重增长，1999年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比重为15%，2003年达到19%。预计到2020年，中等收入阶层将有望达到40%左右。
这种数字计算的前提无疑是以现有的经济发展速度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是这一预测的基本前提。事实上，这种预设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美国“二战”后经济发展的“二十年繁荣”是新中产阶层迅速壮大的原因，而由于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经济滑坡也是新中产阶层锐减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中产阶层不断扩大的断言也可能成为假象，因为在美国，“…市场权贵以外的每个人都深受其害。贸易夺走了下层的工作，科技接管了中层的工作，而原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为了争夺仅存的低薪工作，与原来的劳工阶层斗得头破血流。因此，薪层的中间值在不断下降，贫富差距在扩大。有钱人和穷人都比以前多，这表明中间阶层已经减少。简言之，原来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已经停止增加，而且开始缩减”。其他发达国家如法国、英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所以经济发展是未来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一个重要依赖变量。同样，与经济发展存在的还有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经济结构的转变导致社会职业结构的更替同样是新中产阶层发展的关键。但从目前来看，对经济发展速度及经济结构转变的预测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这些预测同样也不会是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成为现实的。
在对印度中产阶层的发展研究中，Varma认为：“在铸造中产阶层态度与选择中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一个因素是中产阶层与西方互动的方式。西方影响强有力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
事实上，这只是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受西方影响的一个特例，对于中国中产阶层来说，这也是一个同样存在的现实。不仅中国的新中产阶层中“外源”的部分（指“三资”企业的中产阶层）是直接由于其激发所产生的，更重要的是，作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群体，新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消费理念、生活方式都受到西方的很大影响。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固然具有中国社会的特异性，但是西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在未来中产阶层的发展中，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
对于中产阶层的未来进行预测，多少会因其复杂多变而显得有些冒失。
可以肯定，中产阶层会在未来不断发展壮大，但究竟这一群体是否能够形成一股有力量的势力现在还难以肯定。中产阶层无疑会成为未来社会结构变化与经济兴衰的晴雨计，但它到底会反映什么样的结果，在目前来说，这是一个未知之谜。中产阶层的未来是充满了变数与不确定性的尚未明朗化的未来，但不论中产阶层在未来的姿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对现代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三、新中产阶层的内在焦虑：大众抑或精英
至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中产阶层在社会转型中的演变与国家的长期发展步调一致。但是我们也同样需要关注其内在世界。“走向这一演变的幕后很重要，因为正是在公众观点之后，我们才可以超越那些穿戴整洁的中产阶层自认为是现代和理性实体这一表象，发现那些被分散而又强大的传统遗产以及它们与现代社会不和谐接触的证据。”
事实上，目前我们关于中产阶层的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层的印象，中产阶层常常被认为是格调与品味的追求者，他们有令人羡慕的教育水平与职业选择，是衣食无忧、生活优越的消费前卫；另一方面是目前各种杂志报纸所热衷宣传的印象，他们与“白领”“低年龄”“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高品位”等词联系在一起。这两种并不确定的印象使人们在注意中产阶层引人注目的社会特征的同时，往往对于他们的内在世界和感觉视而不见，没有注意到他们生活的另一面。
芭芭拉·艾伦里奇在《坠落的恐惧——中产阶层的内心生活》中生动地描述了新中产阶层的另外一种存在方式，这是与他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不相一致的一面。这些处于社会中间层次的职业中产阶层，由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共同的两面性。他认为，一方面，在某些方面，职业中产阶层当然是精英，同穷人和工人相比，肯定是这样，这激起了他们的自豪感与自信心。但同时在社会结构中，区别不只是钱还有权威、影响力、权力的问题。同社会经济、政治精英相比，“职业中产阶层只是一个中产阶层，位于绝对的财富和权力精英之下。其唯一的资本是知识、技能或者至少还有相关的证明知识、技巧的文凭、证件”。为了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必须不断提升自己。虽然他们在下层看来应该是无忧无虑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他们是社会中最具抱负与雄心的群体，他们也是社会中最缺乏安全感、归属感与自信心的群体，除非他们真正能够跻身于社会上层，否则那种内在的焦虑将无处排遣。因此，“如果这是一群精英的话，也是不安的、焦虑重重的群体精英。如同其他任何低于最安全、富有的阶级一样，害怕不幸而导致地位的下降与坠落。但在中产阶层内部有另外一种焦虑：内心虚弱的恐惧；日渐软弱的恐惧；不能再进取、没有自律意愿的恐惧。即使所有这些通常是其目标的努力的影响也会成为一种威胁，因为它掌控着享乐主义和自我放纵的可能性。无论中产阶层是否轻视较少的领域，或者重视更多的领域，总有一种恐惧——坠落的恐惧”。在大众与精英之间，中产阶层在进行着一种强烈的趋避冲突选择。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心理两重性的角度把握中产阶层的内心世界：一方面身在世俗社会，过着与社会大众类似的生活；
另一方面，他们在文化资本上的优势可能使他们自视甚高，并不断趋向自认为是应该达到的地位。事实上，韩国中产阶层更多地表现出上层阶级的取向，相比较而言，美国中产阶层更接近于社会大众，这其实只是这种两面性在不同场景中的具体表现而已。
在中产阶层的消费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同样一个逻辑。一方面，中产阶层有能力摆脱为生存必需的基本消费而追求更高层次的享受性消费，但这种物质与精神享受充其量只是有限的，中产阶层的消费理性只是在其满足能力之内进行享受选择，如果这种享受影响到其未来发展，他们可能会延滞这种消费。另一方面，在物质享受的同时，他们对于自身提高以及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使得其发展性消费本身具有“投资”的性质，这种投资本身的回报如何却不得而知，这样其消费或者说投资本身又充满了风险。就整个社会而言，中产阶层无疑是压力最大的群体，在辛苦的工作背后，其实为了满足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消费与享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与地位相关的自我价值的肯定，甚至于一些符号消费或者所谓的“炫耀性消费”也在其中找到了答案。
可能正是这种内在焦虑，中产阶层背负了更多的压力，也可能正是这种内在焦虑，激发了他们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流动的强烈愿望。在社会结构与社会转型时期，他们注定要承受更多的时代压力。在这一方面，中国当代新中产阶层的经历与以韩国为典型的东亚新兴中产阶层更为相似，韩国两班贵族们的后代为了在社会转型所提供的机遇面前重建其尊荣生活，不得不屈尊求助于各种关系强化其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变革时期一夜暴富的“新贵们”（Newriches）也因为其单一“炫耀性消费”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而不得不寻求文化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