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20世纪知名度很高的记者，学者型作家，有专著和文集70余种，4000多万字。在这个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他和梁启超、鲁迅、郭沫若、林语堂都堪称是著作等身。
曾在浙江图书馆编过目录
曹聚仁一生嗜书如命，在书海中徜徉，与书籍有着不解之缘。在学生时代及学校执教时期，多数情况下只能到图书馆方可找到他，到了经济收入丰赡的阶段，他则形成了一个怪癖：不爱看借来的书。他说：“借来的书，看起来不过瘾。”据他夫人邓珂云回忆，凡出一种新书，只要他认为有价值而买得起的话，他一定要去买来。于是他家的书与日俱增：书橱满了，就在墙上装起书架；书架上放不下了，又在门上面钉上搁板；陈列不下的，就堆起来，床底下、门背后，厕所里，处处皆是书。他是研究历史和文学的，可他的兴趣很广，所买的书，旁及哲理、军事、经济、美术、自然科学（其中医学又分中、西医），什么都有。他的书库既是百宝箱，又像垃圾堆。说起他的购书藏书的历史，他就会伤心。由于现代中国战乱频仍，他的藏书很难说损失过几次，丢失过多少，也为此不知道吃过多少苦头！然而他脾性始终不改，到最后所留下的遗产，也只有数十板箱的书籍和手稿，在他看来也唯有这才是最珍贵的。这就是曹聚仁和他的世界。
要说到曹聚仁与图书馆，他还真是在图书馆（文澜阁）整理过古籍呢，在这方面还可称之为行家里手。
那是1927年的秋天，其时他的业师单不庵接任浙江省立图书馆分馆主任，请他去就任馆员，使得曹聚仁能在杭州孤山脚下避难做起“驼鸟”来。
西湖分馆是国内收藏《四库全书》南四馆之一的文澜阁。这样，就使曹有机会将《四库全书》，从头到尾翻看了一遍。曹整理过王氏（王尔敏）藏书，还研究了西湖掌故，阅览了《西湖游览志》、《志余》以及《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古杭杂记》等书，“对于杭州乡土风物，有着很清楚的轮廓”。
在浙江图书馆，曹聚仁也参与了若干业务。其中见有记录的，就是编卡片书目。
曹聚仁刚到图书馆时，发现那儿供读者查阅的图书目录，全是一本一本装订起来的，有十大本正目，又有三本补目、四五本二续三续的再补目。他说：“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图书馆书目这样补了又补，续了又续，叫阅书的怎么办？”后来才知道馆里具有15年工龄的老馆员，有时也得花上半点钟才找到一部书呢！
在单不庵主任指导下，曹聚仁和同事作了改进。他说，“我们就决定改编卡片，我们说定一种好的书目，必须是散叶的，不断增补，无限扩展，永远有新生命才对”。
卡片，就是活页书目。
一张卡片，就是一本书。
就此浙江省图书馆有书本目录，也有卡片目录。
曹聚仁在浙江图书馆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给他留下很多图书馆专业知识。
8年后，曹聚仁还神往浙江图书馆平凡生涯。他在那儿找到了图书馆全貌。以致引起他日久对图书馆的兴趣，有如当1929年上海《人文月刊索引》、中山文化教育馆《日报索引》、《期刊索引》的问世，就能立即引起他的注意，他把这些索引视为了解图书信息的窗口。这个良好习惯一直保持下去。
《粉笔屑》里的图书馆全景
1935年，曹聚仁写了长篇国文故事《粉笔屑》①，洋洋十三四万字，是给中学生阅读的。故事分节详述了图书馆。
这是作者的图书馆知识大检阅。把图书馆题材作为写作内容，曹聚仁可堪称为第一人。
故事着意写了他的家庭语文图书室，他说：“这书室为着学生来阅览用的，还是依性质来陈列，比较合用些。”因而如中国文学上架，就按中国文学史、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文艺批评这顺序排下去；线装书按总集、别集、选集先后上架。每种书在书脊都贴有蓝色圆签，标着号码，号码用两种颜色写，一行是红的，标明书的内容分类，一行是白的，标明书名的首字索引。
为了便于查书，曹聚仁认为必须要细作卡片的，他说：“把各个集子的篇目，都依内容做了索引，这号码便是索引的号码，检查起来就便当得多了。”在他的图书室里通常用两种索引，一是书目索引；一是篇目索引，与架上排列的书可以互补，相映成辉。大概曾因在浙江图书馆书海里遨游过，使他颇有体会，在故事里，曹聚仁提出一个简明而又切实的道理，那就是“陈列书籍的人并不负批评的责任，只要条理清楚、检查便利就算尽职了”。
曹聚仁在图书馆实践里还认识到，读书，利用图书馆，不能是隔着柜台像钱庄当铺那样，在学校里，“要打破不让学生走进藏书库的习惯，使学生可以从书库中学习一些书籍分类的知识”。他在故事中假托主角的话说：有天与学生推荐、讲解欧美文艺理论，虽然罗列了很多名著的中译本，但学生听后仍似雾里看花。百闻不如一见，“现在多说了，学生还是茫然无所知，不如将来讲堂上谈到了什么，随时再到图书室里来指点，较为有用些”。他又说，“有许多书名人名，以及分门别类的术语，勉强记忆不得；使他们有机会日日相亲近，自然而然地记得很清楚了”。因而提及，要让他们得心应手利用图书馆，作为长者（教师或图书馆员）应须站在索引箱（目录柜）前随时解答疑问、指导查阅；从学校图书馆设置，还可设计“让学生们来学习管理图书室的方法”，“学得许多图书分类的常识”。
为了充分利用图书馆，曹聚仁的经验之谈是：学会自己做读书索引卡。他说：“你要耐着性子把书架上属于你自己研究范围的书籍，逐步做起索引来；不是做书名的索引，要做篇名的索引，即如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就要做一千多张索引片，做索引是十分呆板的事，不要怕麻烦，其它随时看见的论文或书籍，随时做起卡片，永远不要间断；索引做得愈多，你所能运用的材料愈丰富，你有这副新工具，便可应付一切了。”为了制好自己的索引卡，曹聚仁主张可据自己所研究圈分为几大门类，采用杜威十进法号码，“你一面做索引片，一面要学习着分类；指导卡完全为着分类用的”。卡片，节省翻检工夫，帮助记忆。
曹聚仁下笔倚马可待，很大原因归功于善于制作卡片。以他发表于《文艺周刊》第五期的一文为例，该文评论唐钱起《湘灵鼓瑟》五律中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神韵所在，乃是得益于所摘录的朱光潜（《中学生》第60期）、鲁迅（《海燕》第1期）、朱自清（《中学生》第62期）等同类内容卡片，由此获得启示而完成的。因此他认为制作卡片，是搜集材料最好方法。他仍以诸家对钱起诗句的不同见解，说朱光潜、鲁迅、朱自清和他自己的四张卡片，“摘录了四种意见，做教书匠的，可以用作备忘录；做文艺批评的，可以用作立论的依据。聚集不同的材料，才可以比较研究”。
在《粉笔屑》故事里，曹聚仁还借学校召开国文学科会议讨论国文科用书，谈到要给学生开一张比较适用的书目。
他认为与学生开书目很重要，但要有针对性，切不能像胡适、梁启超那样开得漫无边际，不切实用。
曹聚仁挪揄胡、梁的书目是“理想书目”。
他把给学生介绍图书，开书目，比作高明厨师开菜单，“这张菜单倒不容易开呢”！
由此他也提出了一份适合中学生的阅读书目：
初中一年级上学期：《爱的教育》（夏丐尊译）、《上下古今谈》（吴稚晖）；下学期：《表》（鲁迅译）、《文心》（夏丐尊、叶圣陶）。
初中二年级上学期：《茵梦湖》（郭沫若译）、《人生鉴》（傅东华译）；下学期：《小约翰》（鲁迅译）。
初中三年级上学期：《朝华夕拾》（鲁迅）、《泽渴集》（周作人），《快乐的心理》（于熙俭译）；下学期：《徐霞客游记》、《倪焕之》（叶圣陶）、《天演论》（严复编译）。
高中一年级上学期：《附掌录》（林纾译）、《谈龙集》（周作人）；下学期：《侠隐记》（伍光建译）、《思想山水人物》（鲁迅译）；
高中二年级上学期：《词选》（胡适编）、《梁启超文选》；下学期：《唐宋传奇集》（鲁迅编）、《胡适文选》。
高中三年级：《父与子》（陈西滢译）、《文心雕龙》（刘勰）；下学期：《罪与罚》（韦丛芜译）；《群学肆言》（严复译）。
①《中学生》1935年各期连载，未写完。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高增德上海市徐汇区政协盛仰文）
余思曹聚仁藏书中品种最多的是哪部小说和有关这部小说的论述；其次是哪部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