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旭麓很早就开始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他认为，要认识中国国情，必先钻探社会众生相和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著作富有思辨，文采风流，为同代人和后辈称赞，正如谭其骧所说：才识并世同钦，述作传诸不朽。
陈旭麓于图书馆学虽没有专论，但他的几百万字传世之作，仍可寻觅到他应用图书馆学的轨迹。
大学图书馆里的“竹筒菜油灯”
早年的陈旭麓受传统文化熏陶，喜爱诗书词章，醉心于“通经致用”。
抗战爆发后，陈旭麓成了内迁大后方贵阳的大夏大学高材生。学校利用旧讲武堂房屋加以修葺，图书馆只能是初具规模。据当时出版的《读书通讯》报道，该图书馆所设报章杂志阅览室，虽只有新闻报纸19种，杂志50余种，但学生极为踊跃，座无虚席，“到这里阅览是需要等待的”。它对求知欲极其旺盛的陈旭麓来说，真是最好的知识宝库。他是阅览室的座上常客。
1945年，大夏大学又迁往贵州赤水，这时的图书馆已拥有七百箱图书。在借用赤水中学校舍一角所设的大学图书馆，陈旭麓夜以继日上那儿读报刊，看图书。赤水无电灯，他和同学全靠人手一灯照明，当地人称这灯为“竹筒菜油灯”（竹简内盛油，放入灯蕊）。白天如无课，他们常到附近小茶馆，泡一杯茶，即可坐上一个白天，在那里研讨、看书。
天高皇帝远，在川黔边境的荒僻小县赤水，陈旭麓在大学历史社会系课程所规定的书籍已远远不能满足了。更多的是自己找书看。他在图书馆博览群书，并购买了新出版的《论持久战》、《资本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书籍。
1942年，陈旭麓在求学期间与谢六逸相识，谢当时是贵阳交通书局总编辑，很赏识陈旭麓的才华。这年，由陈执笔的中等学校授课教材《本国史》诞生了，这是他写的第一本书。虽然说不上有多大创见，但在大后方，史料缺乏，那是要有足够的史学基础，包括对史书的熟悉。陈旭麓为此从图书馆找到了各种需要的史书，运用已具备的史学理论，终于写出了这本书。此书是马兰纸本。陈旭麓逝世后，曾在贵州图书馆查索，均没有发现。可能已经佚失了。不久，他又在一家史学月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性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该文积多年读《史记》之心得，引证据典，写了三万多字，初露才华。
大夏大学毕业后，陈旭麓在重庆受聘于母校，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后又被聘为讲师、副教授，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讲授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解放后，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筹建工作。
提携后学众口皆碑
在史学园地耕耘求索的陈旭麓尤爱读书，“一日不读书，就感到难受。”他的求知面极广，除了藏有历史书籍外，还藏有天文、舆地、哲学、文学、宗教、戏曲、诗词等上万册书籍。
有次，几位来访者在他书房中交谈，当有人对某一问题表示出特殊兴趣时，他马上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线装书，给对方提供史料，并答应再提供一些有关资料线索。来访者由衷赞叹他的博闻强识，说他坐拥书城，犹如一部有声百科全书，随时可得到他的指教。
知无涯。除了翻阅家中丰富的藏书，他又常到校内外图书馆看书，查资料。他指导研究生应利用图书馆藏书撰写论文，编写史书。作为导师，他还经常推荐或购买历史、史料、人物传记、文学、理论类书籍给他的学生，督促学生阅读并思考问题，捕捉思想的闪光点，勉励学生成为知识广博的人，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思辨能力。
陈旭麓提携后学是众口皆碑。
70年代以后，他在上海任教期间孜孜不倦地开导学生以及其他人员。虽然他教学繁忙，但对图书信息仍很熟悉，这是与他几十年里养成的习惯分不开的。他善于出新题、出佳题，诸如印数几十万册的《中国近代史辞典》，此书选题时，他根据图书馆书目作了动态统计。他说：从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问世以来，我们已做了二百数十部近代史的书（包括讲义），这里还不包括由蒋廷黻、李鼎声（平心）30年代的几部中国近代史。“但是帮助大家学习近代史的工具书却很少。《辞海》的近代史分册只收了八百多条词目，释词又过薄，远远不能适应当前学习近代史的要求”，①由此他主编了这部近代史辞典。
80年代末期，我准备写一篇《影响中国的十个人》，特向陈旭麓请教。他说：写人不如写书，可以写《影响中国人的十本书》，也可以把《毛泽东选集》写进去。接着他如数家珍地点到了《论语》、《三国演义》、《天演论》。
陈旭麓提携后学的另一个明显表现是为他人作序言。
我曾统计，80年代十年间他就为友朋、学生的著作写了26篇序言（不包括书评）。序言的实质，就是一篇书评，更确切地说，它是第一篇书评，是具有权威性的第一篇书评。陈旭麓出手写的篇篇序言，是都含有观点、有思想的论文。他为了写好它，在读了原著后，就着手构思序言中心了。我曾向陈旭麓学生熊月之谈及此事，熊月之介绍说，通常他要从图书馆找来很多书，核定内容的分量，有多少新意，哪些是前人没有提及的，又有哪些是站在前人肩背上阐发己见的。所以他的序言很有分量，也是书评的典例，至今我们读来仍可找到当年他那奖励后学的感觉。今天当我再次研读陈旭麓的若干序言，文如其人，不由得想到司马迁《李将军列传》的赞语：桃李不言，其下成蹊。可谓信然。
陈旭麓通过作序言，为后学提携，处处可见，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及到他的又一篇序言。这是一篇为索引作的序言。这在陈旭麓的几十篇饱含理论思维序言里，可说是独领风骚。1986年初，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两位工作人员编了一部台湾《传记文学》索引。《传记文学》是1962年刘绍唐主持的以记述百年中国尤其是民国史的一份月刊，自创刊以后，祖国大陆不少图书馆均有购置，陈旭麓有时赴图书馆也拿来翻翻。他认为这份刊物，“它能以‘文学’为标榜，所载篇章诸多描绘，但总的来看，还是以历史事实作基础的，不失为一份史料集刊，具有不可低估的参考价值。而内容广泛，体裁多样，更是远远超过了一般想像的‘传见’范围”②。陈旭麓因此认为，这份杂志是治民国史、国民党史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必备资料。
从《李秀成自述》版本说开去
陈旭麓是懂得索引文化价值的。
在陈旭麓的书架上就有一本索引，是80年代初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的《五十二种文史资料选辑》篇目分类索引。由此及彼，他因这份《传记文学》需用量广，而查索困难，以及未得充分利用。因当编辑者编完了这份目录索引，他很是高兴，因此乐为之作序。
陈旭麓注意目录学，也掌握丰富的版本学知识。有时他也将版本学范围应用于擅长的近代历史研究，相弥益彰。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对于太平天国李秀成自述的讨论了。
李秀成研究是本世纪历史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而李秀成评价与否，焦点又是他写的那份李秀成供的真伪性。
陈旭麓在论述这个课题时很好地运用了版本学。
他写的《（李秀成供）原稿释说》就比较了所公布、出版的《李秀成供》不同版本，诸如他排列见有的《李秀成供》（《李秀成自述》）：
第一类是晚清、民国的各家刻本；有1864年8月曾国藩安庆刻本（今佚，据小岛晋治称台湾中央图书馆尚存有一册）；九如堂翻印本；8月22～24日李泰国据安庆本所刻《北华捷报》本；据安庆本改头换面的1864年冬坊间刻本“曾大人克复江南，重生擒李秀成招供”和“江南省通行”本；1893年《绣像剿逆图考》附录《供状》；1904年韩孔厂日本翻刻本（收入《近代中国秘史》）。1936年北京大学据九如堂影印本。字数大约都在28000字。
第二类是全国解放后增订本，有罗尔纲据吕集义拍摄李秀成自述原件部分的笺注本。1958年梁岵庐的增补本《忠王李秀成自述手稿》；1961年吕集义《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字数大约为三万三千文字；1962年台湾推出的《李秀成亲笔手迹》（1963年中华书局影印，题为《李秀成自述》，有36100字。
陈旭麓就是据这部书版本的近百年漫长经历，对这份自陈胜吴广两千多年以来农民英雄自己写下的唯一的长篇记述，从版本学作了科学结论：“一种又一种版本的印行，无数论著的反复引用，都在顽强地提议对它的真实性的怀疑”。③
60年代的陈旭麓，常去的图书馆有两处：一是学校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一是上海图书馆。他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因而上海图书馆藏书楼和古籍善本部是他时有光顾的地方。那时候人们常可以看到他在藏书楼阅览室的长桌边翻着一厚本的《北华捷报》。他在南京路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常看的是清人手稿，如薛福成来往书牍，左宗棠、李鸿章等未刊稿，而最为他向往的是找到了冯桂芬的代表作《校邠庐抗议》。
冯桂芬是康有为变法前富有改革思想的学者。他写的《校邠庐抗议》有多种刻本，但因出自传抄、校勘失误，以至后人将误传误，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初稿》就以豫章刻本为据，未免失之轻信。陈旭麓为了理清冯桂芬的原始思想，几次到上海图书馆查阅原本手稿，那是他人缮录后，冯再作增删的。陈旭麓将删改部分和涂去部分一一辨明，终于在将它与其它刻本比较后，发现冯桂芬读过一些译书，但又不敢探索西方新事物的复杂思路。
陈旭麓于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手稿和多种版本考证，他那锲而不舍的追求真知求实精神，笔者在著此文作调查时，熊月之教授就曾作有声有色的介绍。他说，陈先生在治学中有时为了理清某件事，核对一段话，也会调换几辆公交车，专程找来上海图书馆的。
①《写在〈中国近代史词典〉出版之后》，见《浮想集》。
②《（传记文学）篇目分题索引》序言，见《浮想集》
③《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巽昌）
链接陈旭麓原名修禄，后在孔道国学专科学校时，就其谐音改名为今名。
余思1．为什么学人研究有时非得要查找善本、珍本？
2．图书馆工作者为什么要知道些古籍版本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