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伶是和田汉、夏衍比肩的剧作家，在三四十年代，他写的话剧《花溅泪》、《大明英烈传》都是红红火火的剧作。因而在他1944年三十七岁生日那天，友人有联句祝贺：长夜行人三十七（乔冠华），如花溅泪几吞声（夏衍），杏花春雨江南日（胡绳），英烈传奇说大明（廖沫沙）。后来郭沫若修改定稿，于伶对这首诗是记忆犹新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时，应他需要查索史料，前去拜访，他谈了这首诗创作的全过程，并当即将郭沫若这首诗抄录赐与：“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春雨江南三七度，如花溅泪发新枝。”
在此期间，于伶直接与上海图书馆有了往来。
雄心不已，要写一部《开天辟地》剧本
于伶从40年代抗战胜利定居上海后，20年里已积居有几千册图书，几座书橱、书柜倚墙而立，它们多是文学艺术，特别是中外戏剧作和理论书籍。他坐拥书城，足以下笔万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于伶所想到的是尽可能拿起笔来创作，写出一部歌颂共产党成立、歌颂毛泽东的话剧，后来定名为《开天辟地》。可是这方面建国以来出版物很少，即使有也都是党史理论工作者写的党史。
他想起了图书馆。于伶少年时代，曾多次进入图书馆读书。作家袁鹰《于伶传》曾记录1923年的任禹成（于伶本名）在苏州江苏省二中图书馆读郭沫若《女神》的情景。六十年后于伶和我们也谈及当年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书，他说，那时的求知欲真是十分强烈，凡是属于新文学的作品，学校图书馆有的，我几乎都找来读了。
50年代初期，于伶在上海市任文化局局长时，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其它图书馆都属他领导，但他只是总体领导。上海图书馆藏书丰富，特别是二三十年代的出版书刊，堪称是全国图书馆的翘首。据称抗战前上海出版物要占全国的86％，其次为北平、南京共占9％，其他各地占5％（《读书通讯》第27期）。于伶长久在上海，他是清楚的。有次他和我们谈及30年代在上海时为《申报本埠特刊》撰写影评稿景况。他说当时的情况是，每天看一场电影，出来就在阳春面摊上吃碗面，边吃边写，写后投递报社。又说：“这份报纸徐家汇藏书楼有。我当年也去查阅过，可是现在再要回忆写了多少篇，因为经常换笔名，那些是我自己手笔也多记不清楚了。”
一个初秋早晨，于伶风尘仆仆步行来到上海图书馆。
这也是剧作家依靠公共图书馆编写剧本最为集中时期。
他要求帮助寻找、提供加年代上海社会众生相，当然更希望有参加中共一大的每个党代表的文字和形象。
遵照他的意图，我们为他编制了有关书目。但此类图书建国十七年里推出不多，80年代初期还很少有，好不容易找到的，也仅是斯诺《西行漫记》、李锐《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栖梧老人（包惠僧）和董必武发表在《中国青年》的一大回忆，另有陈公博、周佛海写的回忆录，等等。于伶就是凭这些零星的书刊文字作了艺术家的形象思维。他说：剧情的高潮是中共一大召开的第一天会议，要让与会的十三个代表都坐在台上。
大约半年后，这部定名《开天辟地》话剧底稿完成了。于伶很谦虚，他请为他提供素材的图书馆管理员参加座谈会，鼓励提不同意见。他说：“我在解放后只写过一部话剧《七月流火》，当时上海图书馆书目部替我提供了茅丽瑛的文字和照片，现在这部话剧更是有本本作依据的，没有图书馆大力帮助，我还是写不出来的。”
在此期间，于伶还酝酿写《五月榴花》和《三月春潮》。当年我们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时，经常接到于伶查书的要求。因当时在上海图书馆索引部工作的黎文是他的邻居，因而书信往来很方便。
值得记录的，像于伶那样的大剧作家的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竟在忙碌之中还为我们编制的书目审阅、提供线索：一份是夏衍著译目录，一份是田汉著译目录。
夏衍抗战八年写了8部剧本，但他更多写的是杂文、随笔和电影评论。于伶与夏衍是好朋友，因而对这份书目也倍感亲切。这年秋天，他带着这份目录到北京，探望了正在医院疗养的夏衍。夏衍在病床上看了这份目录很高兴。于伶写信与我们说：当时夏衍还说，有好几篇文章他自己早忘了，这些可以收编到《夏衍研究资料集》中去。
有次，于伶看到我们送去的田汉著译目录，他说：“田汉下笔很快，作品太多了，他什么文学模式都会写，而且写得好，要编集书目不易。”当即他就介绍了三四十年代田汉发表作品的几份主要报刊。当时，我们还就1937年上海《救亡日报》载登田汉献策轰炸“出云号”事写信向于伶请教。他即回信作了长长的答复：
“田汉同志留日时，出于爱国心，曾研究过海军方面的问题。记得‘八一三’时，我空军炸日旗舰‘出云号’未击中后，田汉曾写过关于日海军军舰的文章。后他又对我们说：要写《甲午海战》剧本。1960年海政文工团写、演了《甲午海战》，田汉在座谈会上发表过长篇发言（见《人民戏剧》月刊）。1962年，我在京，他曾送我《人民画报》，上有他游威海卫等地有关甲午战争的照片及短文，并说：‘我还要写这个剧本的’。可惜未了素愿而被迫害逝世了！”
由图书馆员记述的剧目溯源
于伶自。1931年大学时代就开始了剧本创作。他很重视当时自己剧作的定名，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虽只能在小剧场演戏，但要拥有大剧场的观众，要讲究传媒，让人们记得住，叫得响，就得讲究剧名，画龙点睛，才能吸引观众，这也是‘广告’效应。”
他说：“对自己过去的剧作，抱无所谓姿态。”还多次地说：“这些都是旧作品了，不值得多谈了。”他笑着说：“作为你们是书目，作为我不过是一些陈旧谷子。”有次甚至就图书馆书目编制写信答复。
于伶这封信很详细，表示了他对书目的看法。后来还是谈了自己的文艺思维。他对于年轻人是平易近人的。当时，我们记录了他在旧中国所创作的若干剧作定名的涵义和由来。
1932年春，作于家乡江苏宜兴的《太平年》（又名《腊月廿四》，“江南三唱”之二），丰收的江南一年不如一年。于伶说，演出时他曾顶替某演员扮演青年农民，这是他平生首次登上舞台。
同年夏天作于上海的《一袋米》（“江南三唱”之三），剧名意在生产万担粮的农民，仅以具有“一袋米”为最高满足。
儿童剧《蹄下》，原名乃“在帝国主义铁蹄奴役下”。在抗日救亡时期，多有将“铁蹄”比作日本，如歌曲《铁蹄下的歌女》，此处因忌讳也因便于记忆而简约。
1935年初夏，于伶作《夏夜曲》，记几个女学生毕业后怀着救国之心狂欢，但却是“报国无门”。
《忍受》（又名《酸枣》），叙述两个具有专技的青年，忍着饥饿、疾病与失业的痛苦，在死亡线上挣扎。取名《酸枣》，乃酸枣个小、味苦，为中药常用，它可使人食后清醒。
同年冬改编《鸽笼中人》，剧中鸽笼样的小房中住着一对夫妻，备受失业煎熬。取题《鸽笼中人》，乃泛指旧上海的下层人。
1936年春作《回声》（又名《梅世钧之死》），乃以真人真事为题材。据上海杨树浦大康纱厂工人梅世钧被日本监工打死而写的独幕剧。
同年夏作《盟誓》剧，写日军残杀马家沟男女老少，激起仇恨与反抗。
同年7月15日，于伶参加写连续剧《保卫卢沟桥》的第一幕《暴风雨的前夕》。他说，这部三幕剧是集体创作的，剧名《保卫卢沟桥》就是借用了当时全国军民的口号，简单、明了。
同年8月作《“皇军”的“伟绩”》，以展示“皇军”的“伟绩”——用。硝镪水杀害筑工事的中国人。
同年作《以身许国》播音短剧。表达了人民坚决抗战、以身许国的信心和决心。
9月6日作《省一粒子弹》独幕剧，叙述汉奸往茶桶里放毒，被人发现咬死，众人拍手称好：“省下一粒子弹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又作报告剧《我们打冲锋》、《通州城外》、《雪里红》、《给打击者以打击》。
1938年春作《女子公寓》，原意以一家女子公寓为背景，写社会女性的不同命运。于伶说：剧名随便说上口，觉得不错，就用了。
1938年冬作《花溅泪》五幕剧，剧名取自杜甫《春望》诗，“感时花溅泪”，实为“感时”而作。第一幕于两夜间写成，病后续写第二、三幕，半年后完稿。1941年在香港时，又曾编写了《落英缤纷》为《花溅泪》续集，因逃亡而失，该剧由六七个小节目汇成孤岛啼笑录。
1939年6月作《夜上海》（又名《茫茫夜》）五幕剧，五幕标题为：何处桃源、劫后灰、归去也、茫茫夜、星移斗转。于伶说：“《夜上海》意在‘夜’，示黑暗、沉闷、忧郁，后改名《茫茫夜》，暗示黑夜茫茫，何时能了？！”此剧被誉为“孤岛时期”上海的史诗。
同年春作《满城风雨》（又名《情海疑云》）四幕剧，剧名出于宋潘可大句“满城风雨近重阳”。
1940年1月《女儿国》五幕剧，借《镜花缘》“女儿国”表示社会是一部殖民主义者侵略史的象征剧。
《大明英烈传》又名《刘伯温与苏姣姣》。于伶说：此乃借明人小说书名，寓意仍是抗日。他还说：当时此剧在重庆演出，他陪同周恩来观看。周恩来看得非常仔细，在看到苏姣姣在塔上举红灯为号时，周恩来说，于伶你毕竟是文人，哪有用红灯为信号的？这岂不是暴露了目标？
1942年7月于桂林作《长夜行》四幕剧，记四个同学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阐述了人生犹如在漫漫长夜中走路，寓意“人生行路，失不得足”，“一失足成千古恨”。
1943年夏作《杏花春雨江南》四幕五场剧。于伶说：这是作为《夜上海》续篇来写的。该剧每场都引有陆游诗句：“青山历历乡国梦，芳草也知人念归”；“灯前抚卷空流涕，重到故乡如隔尘”；“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但愿胡尘一朝净，此身不憾死蒿莱”；“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于伶后又想以《骏马秋风塞北》为题写贺龙，未成。
1947年与田汉合作《清流万里》三幕剧，写一个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前后的苦斗，“清流”即指文化工作者，《清流万里》者足以传诸百代也。
同年3月《无名氏》，系影剧，它概括了八年抗战时期，江南某地一家人常捐款支援抗战，所捐款都署名“无名氏乐捐”，取名《无名氏》，表示并非个人，乃成千上万个“无名氏”是也。
1961年作《七月流火》，解放后创作的第一个多幕剧。写1939年在孤岛被日伪杀害的茅丽瑛，原名《水横枝》。于伶说：那是用南国的栀子花比喻她玉洁冰清。后改名《七月流火》，取自《诗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含意是茅丽瑛因为新四军募寒衣被杀害。
后来，这份剧目提要给于伶看了，他笑着说：“我也成为图书馆人了”。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巽昌朱守芬）
余思清代学者王呜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你能就此为自己读书需要自制书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