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造就的疑案冤狱可谓多如牛毛，时至今日，这些疑团仍然是笼罩在人们的心中。许多英雄忠贞报国、杀身成仁之心是毫无疑义的。可是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究竟是如何度过的？这个牵动人心的问题，数百年来似乎仍是一个个难解的谜。
大开杀戒的空印案
朱元璋攻占天下之后，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人民流离失所，官吏上下勾结，贪污腐败现象严重，这些都被朱元璋看在眼里。为了根除这些问题，他雷厉风行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而且在闲暇之余他自己也常到下面去查看实情。洪武十五年（1382年）时，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空印案”，这就是朱元璋自己发现的一个官场舞弊案件。“空印案”的牵连之广，对明初的政治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时间，造成士大夫们都不敢为官。那么“空印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有什么值得引起争议的地方？
在明初，按照规定，全国各地的布政司和府、州、县每年都要派会计部门的官吏到户部去报账，将有关地方财政的各项收支，包括钱、粮、布帛、军需款项等详细做账上报，在户部汇总，经户部核实数字后，这账才算完成，因为账目繁多且琐碎，只要有一笔数字写错，或与总账不合，户部就会把账册驳回重做，使得地方官们受苦连连。因为从各地往返京城，少说也要个把月，多的达数月，这对于那些地处偏远的府、州、县来说尤其痛苦，并且户部汇总账目有期限规定，超过期限就要受处分。于是为了方便起见，当时各地方官府派往户部做账目的计吏，往往会带上一些备用的空白账页，并预先盖好地方官衙的大印。说白了，这就有些类似于今天的空白支票或空白介绍信，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填上数字或内容来生效使用，这就是所谓的空印。一旦账目上出现错误，好及时地用空白的账页重做，以避免来回奔波。这样一种做法，当时的县、州、府、布政司各级官府会计部门都采用，已经形成了惯例，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但偏巧的是，在洪武九年一次检查户部钱谷账册的例行公事中，被朱元璋发现了这一做法。
一天，朱元璋下朝觉得没什么事可做，就一个人到处逛，结果信步走到了户部，想了解一下国家财政收支账目核算的情况。这时户部的官员和各省来的计吏都在低头核算账目，一个个眼睛紧盯着手中的算盘和账本，谁也没发现皇帝就站在身边。朱元璋站了一会儿，见大家都在认真算账，心里非常高兴，没说什么就走了。谁知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有两个人争吵起来，仔细一听，原来是户部的一名官员和一个计吏在争吵。户部官员说那个计吏的账目不平，计吏很不服气，两人便因此争吵起来。最后，只听那个户部官员指着账目大声说；“不平就是不平，钱粮数字差一分都不行，你这个册子一定要重做！”朱元璋听到这里很高兴，心里暗暗称赞那个负责任的户部官员，心想要是朝中的官员都能像这位官员一样认真为朝廷办事，那就好了。朱元璋觉得很有趣，下午趁空闲时间就又去了一趟，这一次可看出问题来了。他去的时候碰巧又碰上了上午发生争吵的那个计吏和户部官员在说话。只见那个计吏把一本新的账目递给那位官员，说：“册子重做好了，您再算算吧！”户部官员接过去翻了翻，用算盘算了算，就笑着说：“这回好了，平了。”朱元璋一直在一边听着，越听越觉得奇怪，越听越觉得不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眉头也拧了起来。他快步走过去，一把抓起那本账册翻了翻，然后转头问那个计吏：“你们那个省离京师有多少路程？”那计吏一看是皇上，马上跪倒回答说：“有三千多里。”“那你上午回去，怎么下午就回来了呢？你骑的是什么马，跑的这么快？”计吏一听这话，吓的“嘣、嘣、嘣”连磕了三个响头，不敢再隐瞒，连忙答道：“小人没回去。”“没回去？那这账目上的大印是哪儿来的？”朱元璋瞪大眼睛，厉声逼问着。这一逼问，却将那计吏吓得脸色惨白，说不出话来。
朱元璋了解到这一弄虚作假的情况后，大开杀戒，上上下下不知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把这一事件称为“空印案”。从“空印案”形成的全过程和结果来说，事实上大多数都是冤狱，如此扩大化的审理狱案，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据有人估计，“空印案”与郭恒贪污案合在一起，共处死并连坐了将近七、八万人之多。还有人说，从“民中人之家有大抵皆破”的记载来看，这分明是朱元璋敛财的一种手段。不管这是否是有计划的手段，如此的审理案件，反映了人治时代律法的专制与残暴。对于“空印案”的过程和结果，没有什么可争议之处，只是“空印案”究竟从哪一年开始却一直是个谜。
胡惟庸案真相到底如何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邀请明太祖前来观赏。这是大明的祥瑞呀，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得说不出话来。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发现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即处死。
胡惟庸案前后竟达十余年之久，诛杀了三万余人，成为明初一大案。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胡惟庸案真相到底如何？明代法令严峻，多讳言此事。即使到清朝修《明史》时，也只是说胡惟庸被诛时“反状未尽露”，这不免让人生疑。
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事迫眉睫时，才拦驾告发？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墙也不可能看到刀枪林立。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实在蹊跷。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可见，云奇告变纯属子虚乌有。
胡惟庸，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为李善长的女婿。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是朱元璋攻下滁州后，接纳下来的谋士，指挥作战，组织供应，事事皆能妥善处理。还在朱元璋称吴王时，李善长便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了他裁
李善长决如流的才干，为功臣之首。洪武元年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掌握在李善长手中。之后，他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
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威胁到皇权。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为名，让李善长告老还乡，时年58岁。其实，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换李善长，还曾经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排挤，故而坚决不肯任相职。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朱元璋默然无言。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刘基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胡惟庸得知后，便对刘基忌恨在心。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基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因李善长的提携，胡惟庸于洪武六年，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期间，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为妻，结成姻亲，使得他与李善长的关系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加上李善长的旧属们也极力帮助他，胡惟庸可谓如鱼得水。由于他逢迎有术，渐得朱元璋宠任。到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独揽丞相之权。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独揽丞相大权，生杀黜陟，为所欲为。内外各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阅，对自己不利的，就隐匿不上报。他任意提拔、处罚官员，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功臣武夫失意者，都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帛、名马、玩好，不计其数。胡惟庸一时间权倾朝野，许多人都看他脸色行事，敢怒不敢言。
对于异己者，胡惟庸必定会打击报复。之前，因入相问题，胡惟庸就与刘基有过节。恰恰瓯闽间有一片空地名叫谈洋，一向为盐枭占据，刘基奏请设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反而纠众作乱。刘基的儿子刘琏将实情上奏，没有事先向中书省报告。掌管中书省的胡惟庸认为刘基蔑视他，越加愤怒，于是唆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诬称谈洋有王气，刘基想据为己有，用来修墓，应严加惩处。朱元璋便对刘基夺俸，刘基忧愤成疾，没过多长时间就去世了。
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擅权乱政，深恶痛绝，便把他的劣迹上告朱元璋。谁知竟被胡惟庸闻知，忌恨在心，企图诱使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谋害徐达。但因福寿揭发，未能得逞。可见胡惟庸气量狭窄、心计毒辣。
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朱元璋也略有察觉，对他的擅权更是感到不满。洪武十二年九月，又有阻隔占城贡使一事发生，胡惟庸等人未及时引见占城贡使又与礼部互相推卸责任，朱元璋一怒之下，将他们尽行囚禁，不难看出，此时胡惟庸已经受到朱元璋的严重猜忌。就在这年十二月，又查出汪广洋被赐死时，有个从死的妾陈氏，竟是获罪后妻女并皆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得知后，更为震怒，说道：“没官妇女只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敕令法司要彻底追查此事，因此从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属各官都难辞其咎、负有罪责。此时胡惟庸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在胡惟庸已明显失宠的情况下，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首先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接到告变后，立即命廷臣进行审讯，随即就把胡惟庸处死了。告变人涂节，也因朝臣参劾说他本来准备参加谋反，因事不成才告变，连同胡惟庸和另一主犯、曾与汪广洋一同参劾李善长的御史大夫陈宁，同时被杀。
朱元璋为何杀功臣蓝玉
蓝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曾多次领兵打击元朝残余势力，为明朝统一中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他是明代的开国功臣，他的姐夫就是开平王常遇春，他开始就跟随常遇春在军中，而且非常地骁勇善战。为此，作为姐夫的常遇春在朱元璋面前少不了夸奖他，就这样他很快得到了朱元璋的器重。
常遇春带领明军于洪武二年，北征开平，不幸在南归途中暴死。当时东南和中原已被平定，但是北方广大地区仍是北元势力，甘宁一带常与明廷发生战争，四川有夏的割据势力，云南梁王忠于北元，发誓至死也不投降明朝。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蓝玉在洪武三年被擢为大都督府佥事，进入明朝最高军政机构。第二年，朱元璋派傅友德、汤和领水陆军讨伐四川，蓝玉随傅友德同行，经过几战，夏主明升投降，元末形成的最后一个割据势力很快也就被平定了。
而此时，扩廓帖木儿也就是王保保，在元末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这时已退入西北，徐达曾和他进行过激烈战斗，但并没有打败他，所以新建立的明朝此时就受到了西北方面的威胁。朱元璋为此十分焦急，于是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平复。
于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朱元璋于洪武五年派徐达、李文忠、冯胜统兵去讨伐，徐达出中路，都督蓝玉为前锋。在山西境内打败了扩廓部游骑于野马川，又于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打败了王保保，开战就出奇制胜，为明军夺取了主动地位。没想到之后，王保保竟然于岭北退拒明军，明军再攻就大败而归，士兵死伤上万人，无奈之下，只好退兵。
但是对于这场战役，朱元璋和蓝玉都有不服，于是两年以后，朱元璋再派蓝玉领兵北击，攻下兴和（元路名，治所在今张北，辖区相当今河北张北、怀安，山西天镇，内蒙古集宁市之间地），俘获了一些北元的重要人物，又是初战得胜。
但是，明军不知道，这次战争又是只解近忧，未能远略。扩廓帖木儿死去后，从西北方面对明构成的威胁基本消除。于是蓝玉又在洪武二十年，以征虏左将军的官衔跟随大将军冯胜征伐。在这时，冯胜却犯了大错，此时徐达、常遇春都已经去世了，于是蓝玉就代替冯胜为大将军。第二年，他又率军攻伐蒙古，一直打到了捕鱼儿海。北元的头子脱古思帖木儿，只带了几十骑逃跑了，蓝玉获得巨大战功，于是等他回来后成了明后期的军中大将，并被朱元璋封为凉国公。
在这次战役中，蓝玉功不可没，朝廷中人人对他敬重，当时他自己却一点儿也不谦逊，开始骄傲放纵起来。从这时开始，他私下里养了数千死士，欺压百姓甚至官员。军中大小将校一律自行任免，把朱元璋的命令只当耳边风，依然我行我素。
一次，他私自抢占了东昌府农民的田地，百姓向御史告状。御史依法来提蓝玉去受审，蓝玉竟然一顿乱棍把御史打跑了。此外，他还叫家人去云南买卖私盐，在这过程中居然枉杀了五个百姓。对于蓝玉的所作所为，朱元璋了如指掌。但是蓝玉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还对自己位居傅友德和冯胜之下感到气愤，屡次提意见，都被朱元璋驳回，心里更是压火。但是一个事实是无法否定的，就是他确实能打仗，在军中威望很高，虽然飞扬跋扈了一些，朱元璋也就稍稍宽容了点儿。现在皇太子死了，蓝玉的存在就成了一种威胁，不能不对他下手了。
终于有一天，事情发生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向朱元璋报告说蓝玉谋反。探听到蓝玉打算和景川侯曹震等人在朱元璋出去籍田时发动政变。朱元璋知道后勃然大怒，立刻把蓝玉抓进大牢审讯，朱元璋暗中授意，借蓝玉一案把淮西集团中的武力打扫干净，结果是几乎把军中勇武的将官差不多杀了个片甲不留，甚至包括一些主要的人物，这其中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善定侯陈桓、宣宁侯曹泰、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兴、东平侯韩勋、全宁侯孙恪、沈阳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全被株连杀掉，除此之外，朱元璋又杀了军中猛士及党羽共有一万五千多人。当时在朝廷中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