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杀了这么多人，不免有被冤枉致死的，于是为了显得名正言顺，特地下了一道诏书，颁布了《逆臣录》。实际上，蓝玉骄横跋扈，咎由自取，死也怪不得别人，但是株连的人当中有不少是无辜的，这点朱元璋心里也很明白，只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地位的目的不得不下手而已。
由此，朱元璋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怨愤，他让人罗织的罪名也很多，而且花样百出，但是其中漏洞也很大。一个名叫蒋富的招供说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饭，在酒席上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对你说，不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经与众头目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在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日后也抬举你一步。”
这不免让人怀疑，蒋富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蓝玉要对他讲这些忤逆的话呢？蒋富只是蓝玉家的打鱼人。可笑的是，蓝玉意图谋逆，怎么会跟这样的人说呢？何况，蓝玉多次统兵，自然知道什么样的人有用，怎么会对这些无关大局的小人物随便透露消息呢？说蓝玉谋反可能确实有这事实，但是罗织的这些无稽的证据却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但是朱元璋不管这些，他的目的是铲除军中的不法势力，蓝玉不过是个幌子而已。无奈，蓝玉首先被抓住了把柄，那么其他人也因为他受到了很大牵连，当时即使没有蓝玉，朱元璋也会另外找一个“蓝玉”，总之，问题不在于由谁引发的，关键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诛杀大臣是朱元璋迟早要干的事情。
方孝孺为何被灭十族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任宁海县学训导（即县学校的老师）。方孝孺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善作诗作文，人奇其才，被称为“小韩子”。洪武四年（1371年），方克勤出任山东济宁知府，于是方孝孺随父北上济宁。
之后，方孝孺拜著名学者宋濂为师，宋濂为明代开国元勋，是江南第一大儒，以“仁政”为理想，主张恢复古代的礼乐，以德治国，反对嗜杀。当时宋濂门下，学子如云，如胡翰、苏伯衡等，皆为学界名流，但与方孝孺相比，则相形见绌，都自愧不如。宋濂也非常器重孝孺，曾把他比作“百鸟中之孤凤”。
方孝孺洪武九年（1376年）“空印案”发生了，方克勤虽一向清廉守法，蜚声政绩，也牵连被诛。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起，宋濂也受牵连而不能幸免。父亲、老师均惨遭变故，对方孝孺产生极大影响，使他逐渐形成一套以提倡仁政、反对暴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
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26岁的方孝孺于洪武十五年来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明太祖见他举止端庄、学问深厚，称赞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由于他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与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太祖并未启用他，只是对皇太子说“现在还不是用他的时候”，于是厚礼相待，遣返归乡。
对于方孝孺而言，身怀匡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实在是件憾事。此后十年，他只得隐居在家，把心血都放在著书立说上，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等。他虽然生活清苦，贫病交加，甚至连日断炊，仍然奋笔不辍。一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经人再次推荐，朱元璋才让他担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怀抱“明王道、致太平”志向的方孝孺，终于在年轻皇帝朱允炆那里寻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机遇。
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说，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饱读诗书的才子都受到重用。建文帝的治国措施与方孝孺的仁政主张相投合，方孝孺更是受到建文帝的青睐，先任翰林侍讲，后迁文学博士，日侍建文帝左右。
不久后，在方孝孺的辅佐下，建文帝大力着手改革，史称“建文新政”。他们崇尚礼教，锐意文治；废除严刑峻法，大赦疑狱。同时又采取重农桑，兴学校，赈济灾民，蠲免荒田租等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使国家呈现一派祥和的景象。时人赞叹，建文时，法网疏阔，道不拾遗，士风朴茂，尚义者多。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在诏行宽政的同时，锐意复古，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复古这些制度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建文集团过重的文人气息，成为他最后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种对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与对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无论从情感还是理念上都把建文帝视为千古一遇的圣主，并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此一点而言，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他是决不可能降于成祖朱棣的。
朱棣起兵时，他的谋士姚广孝曾对朱棣说：“臣有所托。”朱棣问：“何为？”姚广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颔首答应。朱棣占领南京后，方孝孺果然不肯归附。因姚广孝事先嘱托过，朱棣没有杀他，而是将他投入狱中。
对于方孝孺的文品，朱棣也很敬重。几天后，朱棣准备即位时，便想请方孝孺为他拟登基诏书，同时也希望利用方孝孺的名气为天下士人树立一个归顺的榜样，所以朱棣屡次派人到狱中向方孝孺招降。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又派方孝孺的学生廖镛、廖铭二人前去劝说，反遭到方孝孺的一顿痛斥。
无奈之下，朱棣只好派人强行押解方孝孺上殿，但是方孝孺穿着一身斩衰（古代丧服按生者和死者关系，分为五等，斩衰最重），一进来就大哭不已。朱棣即命锦衣卫强行撕去方孝孺的丧服，换上朝服。
朱棣强压怒火，亲自劝解方孝孺，破例为他没座，并起身劝慰道：“先生不要难过了！朕本来是要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的。”方孝孺立即反问道：“成王在哪里？”朱棣说：“他自焚死了。”方孝孺再问道：“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当皇帝？”朱棣说：“国家要依赖年长的君主来治理。”方孝孺进一步逼问道：“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无法回答，只好搪塞道：“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过多操劳。”遂暗示左右，强行将笔塞给方孝孺，命道：“诏天下草，非先生不可。”方孝孺接过笔，奋笔疾书“燕贼篡位”四个字，投笔于地，放声大哭，且哭且说：“死即死，诏不可草。”朱棣发怒道：“你难道不顾你的九族吗？”方孝孺愤然回答道：“便十族奈何！”骂叱声越来越大。朱棣大怒，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开，从嘴角一直割到耳朵。方孝孺满脸是血，仍然痛骂不绝。朱棣厉声道：“岂能让你如此痛快地死，当灭你十族！”
于是，朱棣一面命人继续将方孝孺关押狱中，一面搜捕其亲戚家属等人，以及他的学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个一个杀戮。每杀一个追问一声是否回心转意。方孝孺强忍悲痛，始终不屈服于朱棣的淫威。当弟弟方孝友被押到时，方孝孺看着因受自己牵累而行将就戮的弟弟，不觉泪如雨下。方孝友从容吟诗一首，宽慰方孝孺：
阿哥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方孝孺也做绝命词一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方孝孺被押到南京城聚宝门外磔死，遇难时年仅48岁。明代历史地理学家王士性曾评价道：“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清代学者齐周华也认为：“靖难受祸惨烈者，亦莫若孝孺，无论知与不知，无不义而悲之。”老南京相传明宫午朝门内丹墀上的血迹石，即为方孝孺颈血所溅而成，雨后看血迹石，血色鲜红欲滴，嗅之似犹有血腥味！
方孝孺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上吊自杀，两个女儿年未及笄，一齐投秦淮河自尽，受他牵连被杀的有八百七十三人，入狱和充军流放者达数千，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
历来株连也不过是灭三族，诛九族已经很恐怖，燕王还要灭十族，其野蛮、残暴由此可见。以至于清初史家谷应泰这样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仁政”理想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群体意识，江南又是当时最大的文人渊薮，名儒辈出。在洪武政治下，他们所遭受的打击，比之其他地区的士人更为酷烈。当时的著名诗人高启、张羽、杨基诸人均被迫害致死，甚至连开国功臣刘基也最终郁郁而死，正如解缙在为太祖所上封事中所说：“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这是一个政治稳定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政治气氛异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生活在此一时代的士人，他们所拥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祸避害心理，而不可能有扭转乾坤的守道抗势壮志。
朱棣为什么要派遣郑和七下西洋
明永乐三年的一天，在“天下第一港”江苏太仓刘家港码头，聚集了很多的人，当时的场面热闹非凡。因为，世界上第一支由两百余艘舰船和两万七千八百多名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正待出发，桅杆如林、风帆如云、气势磅礴。
此时，身为“钦差总兵正使”的太监郑和本着宣扬国威、“怀柔四夷”、“和顺万邦”的宗旨，在明成祖朱棣的旨意下，即将率领着这支庞大船队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这支船队将泛海南下到福建的长乐候风，等到冬天东北季风吹起、云帆交挂时，才正式向“西洋”进发。之后，郑和又几次下西洋，对明朝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当时封闭的年代里，郑和七次下西洋，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到达了三十多个国家、地区，船队规模之大，航程之远，持续时间之久，在人类历史上都前所未有，可以说是开拓万古之旅。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非常受人关注的。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比哥伦布首航美洲早八十七年，比达·伽马开辟东方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从美洲航行到菲律宾早一百一十六年。美国《百科全书》“郑和”条这样写着：“15世纪初期的中国将领郑和，几乎于葡萄牙人乘船绕过非洲抵达印度一百年前，就率领海军对印度洋做过七次远征。”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世界航海史上都属于奇迹。六百周年后，由于这一天的特殊意义，7月11日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也是表达了中国人对他的崇敬和骄傲之情。
郑和于公元1433年逝世。在一个盛夏炎热的傍晚，远洋船队静静地驶入太仓刘家港，明宣宗诏令：停止“下西洋诸番国宝船”、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宝船从此就停泊在那个曾经热闹异常的港湾里，大明帝国辉煌一时的远航戛然而止。
但是这次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七下西洋却留给人们无穷的思索，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如此大规模的船队，如何进行远航的呢？为什么如此庞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航海贸易随着郑和的故去就戛然而止呢？既然已经拥有如此庞大的舰队，为什么晚明和清朝时的海军面对入侵者却不堪一击？为什么明成祖朱棣会派遣一个太监郑和下西洋？
在当时，关于这些问题有很多版本的传说，流传最广的解释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明惠帝也就是建文帝朱允炆，继承了祖父朱元璋的皇位，成为明朝第二代皇帝。但是朱允炆仅做了四年皇帝，便被他的叔叔朱棣给取代了。
之后发生了“靖难之变”，当时宫中一场大火，使得建文帝的下落成了一个谜，有人说他自焚了，也有人说他逃匿当了和尚，还有人说他跑到了海外，总之是真正原因是什么人们对此有很多的猜测。
无论人们对此都做了哪些设想，但是一个不可编造的事实是，明成祖对于建文帝的失踪，一直耿耿于怀，听说建文帝有可能流落海外，明成祖就动了到海外寻找的心思，于是便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然而，当明成祖得知建文帝在云南一带活动后，这个疑问实际已经消除了。因此明成祖几次三番去海外探寻其下落的说法并没有太多事实的根据，听起来也有些荒谬。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寻找惠帝如果是假的，那么向海外显示当时中国的强大与富强，与此同时沟通彼此往来确实有着一定的事实依据和道理。当时的明朝，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在大明朝的东南，是汪洋一片以及一些半开化未开化的岛屿。西北原是帖木耳大帝的领土，帖木耳曾一度希望远征中国，但未能如愿。帖木耳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势力远不如前，已重新向明朝遣使朝贡。这些都为明朝的强大又提供了很多的有利因素。
与此同时，和明朝同处一个时间的西方的欧洲战乱不断，瘟疫流行。印度也已衰落近千年。此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种势力可与大明帝国争锋。明成祖统治下的明帝国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军事技术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此时农业发展，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矿冶、纺织、陶瓷兴盛；造船业，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水手的培养等，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明成祖朱棣又是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皇帝，扬威海外、夸示富强、树立声望的行动，也是早晚的事情。
明成祖为了宣扬国威，还专门诏示：“今遣郑和赉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顺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虏诚来朝，咸锡皆赏。”明成祖之所以能选中郑和，除了认为他勇敢、机灵、有胆略之外，还因为郑和本身是伊斯兰教徒，有利于同西洋各地的教徒进行交往，以实现敦睦外交的愿望。那么，其实也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郑和当时身为宫廷内官，懂得鉴赏一些非常名贵的珍宝，派他出去，也可以为明皇室从海外采购奇珍异宝。由此可见，明成祖让郑和下西洋并不是随意派一个人去的，而是经过多方面考究的。
随着郑和下西洋的顺利进行，明成祖的理念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同行的马欢在《纪行诗》中说：“皇华使者承天敕，宣布纶音往夷域。鲸舟吼浪泛沧溟，远涉洪涛渺无极。”郑和在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推行的都是“和平外交”政策，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仅有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的一次，那也是在被迫无奈情况下进行的防卫性还击，不是真正意义上自己所情愿做的事情。
郑和船队每到一个地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读赏赐”——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是为“宣教化”，包括“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所谓“正朔”即中国历法，还包括中国人民对季节、气候的认识和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