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上来讲，大航海对外传播了中华文明，输出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郑和远航，“宝船”带往各国的，都是华夏文明瑰宝，无论丝绸、瓷器、药材、工艺品、金属器物等，都十分精良，堪称极品。郑和的船队把它们带到了三十多个国家，对促进各国的文明以及当地经济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保山、三保井，印尼有三保垄、三保庙，很多地方都保留下了郑和的遗迹，以表达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伟大人物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对于当时明朝的统治，更为重要的是郑和的远航带来朝贡的繁荣，当时各国来明使臣络绎不绝，以求得到明朝的庇护，同时还可以得到丰厚的赏赐。据史料统计，明成祖在位的二十二年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三百一十八次，最多的一次有十几个国家的朝贡使团同时来华，出现了“诸番臣充斥于廷”的盛况。
除此之外，勃泥（今文莱）、满剌加、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古麻剌朗（今属菲律宾）等国的国王甚至亲自率团前来，这在之前的朝代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另外，明朝的接待极为隆重，赏赐丰厚。据史书记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三月，满剌加国王率团来华回国时，明成祖在玄武门没宴饯行，赐予金百两、银五百两、钞三万多锭、锦六段、彩缎五十八表里、纱罗各二十二匹、绫四十六匹、锦五百多匹、绵布三百多匹、织金罗衣一袭、素罗衣十三袭；赐王妃素罗衣十二袭、绢女衣十七袭，赐其随从衣物不等。
对于其他国家的来使而言，这样隆重的接待和丰厚的赏赐，使得异域各国对明帝国都心悦诚服，有的使臣甚至愿意长留于此。勃泥（今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就在访问期间因病客死中国，临终上表，愿“体魄托葬中华”，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人对中华礼仪文明的景仰。
明成祖对待这些人也非常的厚重，他以王礼将他葬于南京城南石子岗。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在今菲律宾苏禄群岛）东王、西王和峒王率家眷官员三百四十多人来访。返程时，途经山东德州，东王不幸染病身亡。明成祖命在德州北部择地将他厚葬，还亲书石碑。
明成祖去世后，继承他的宣宗在宣德五年（1430年）给郑和的“往谕诸番国”的诏书上也说：“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仍然在贯彻成祖的旨意“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并且就在这年，郑和船队从福建长乐泛海南下时，特地在长乐南山寺立了一块碑，在碑文中写道“宣德化而柔远人”，这表明了下西洋的伟大意义。
郑和率领着大明朝的船队带着“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示中国富强”的目的，扬帆南下，出现在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广阔海域。世界南方海域从未出现过如此壮丽的景象：上百艘大船人字形排开，上千面帆张起，旌旗招展，异常绚烂。只有一个富强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只有凭借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充足的食物补给，这样远航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那么，郑和远航为什么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能顺利进行？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中国科技成就达到了一个顶峰。著名郑和研究专家郑一钧指出，郑和船队的造船术和航海术，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宋、元两代的造船技术和造船能力，已经为明初造船业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到了北宋初年，已设有专门的造船机构，名曰“造船务”，当时就可造“楼船百艘”。除了楼船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战船，车船也得到广泛使用。当时海商船大小不等，大的可载五六百人，小的叫“钻风”，有“八橹”或“六橹”，可载百余人。从南海出发的远洋巨船“浮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重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特别的壮观。
郑和故里亭
在明朝之前的宋代，远洋海船向西已沟通了直达红海和东非的亚非航线，向东对日、朝的航线也有进一步发展。元代的造船业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技术日趋成熟。元朝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为济州河运粮，一次造船三千艘，造船能力之强，从中我们就可以看的出来。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经说，在黄河入海口见到“有属于大汗之船舶，逾一万五千艘”，他估计长江“每年溯江而上之船舶，至少有二十万艘”。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送公主远嫁波斯，“命备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张十二帆”。
到了明朝初期，造船务属中央政府的工部都水司，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各卫都设有造船和修船的船厂，其中规模最大的为南京的龙江船厂和直隶的清江船厂，也是郑和下西洋大型远洋船的主要制造地。
总的来说，郑和船队先进的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算是一流的。而且当时郑和船队的天文航海术与汉代以来单纯的占星法不同，已由海上对星象的占验发展为一整套“过洋牵星”的航海术。这些都为郑和能够顺利的下西洋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可见，当时明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已经十分的先进了。
沈万三真是富可敌国吗
万历年间刊行的《金瓶梅词话》里，潘金莲一再嚷嚷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南京的沈万三，北京的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此话的意思是说，任何事情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像南京沈万三有名气，北京枯柳树有影子，想要掩盖也掩盖不了。沈万三真可说是名播大江南北，妇孺皆知。沈万三的发迹极富有传奇色彩，从一个普通的自耕农，在元末明初迅速成为江南乃至于天下首富，拥有亿万家财。更具有扑朔迷离意味的是，沈氏的衰落也如他早年发迹一样，于倏忽之间便山塌冰崩，家破人亡。如此传奇的经历使沈万三的一生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如何摇身变为天下首富的呢？他又是如何衰败的呢？
沈万三原名沈富，字仲荣。人们称他“沈万三”，是因为他太有钱，是富甲一方的大富豪的缘故。明朝初年沿袭元朝的制度，将百姓分为奇、畸、郎、官、秀五等，秀为最上等，“秀”中又按照财产再分等次，“富者，谓之万户”，沈富在“万户”中排在第三等，所以大家把富有的沈万三称为“万户三秀”，简称沈万三，这个名字后来竟然取代了沈富这个真名，广为人知。
沈万三自幼随父兄流落到苏州长洲，居于东蔡村，以垦荒为业。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沈家已成为当地拥有相当数量土地的富户。当然，仅只如许土地，显然尚不足以让沈万三富甲天下，因此，沈万三的发家史便成为一个难解的谜。最具传奇色彩、也是流传最广泛的说法，当属“聚宝盆”一说。说是沈万三贫时，见一农夫携蛙百余，他便好心买来放生。哪知第二天，他看见众蛙聚在一个瓦盆内没有散去，于是将瓦盆带回家，用来洗手。一次，他妻子洗手时不慎将一支银钗掉在盆中，不料银钗一变二、二变四，不一会儿已是满满一盆，沈万三由是富甲天下。传说南京中华门的古称聚宝门的名称也源出于此。也有称沈万三会“点金术”，能够点物成金，因此黄金源源不断。另外还有分财说，元代吴江一带有一个名叫陆德源的富家，沈万三为他管账治财。后来陆看破红尘，离家出游，将万贯家财拱手送给沈万三，沈万三由此一跃成为“江南富族”。此外，还有沈万三由渔翁而得乌鸦石或马蹄金等传说，都非常神奇。
沈万三的致富似乎并没有什么违法行为。沈万三大概也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所以想主动报效以保平安。明洪武六年（1373年）前后，当他得知京师（今南京）要筑城墙，就主动承担三分之一的费用，修筑洪武门至水西门一带城墙，还向朱元璋进贡了龙角，并献有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甲士十人、甲马十匹，同时在南京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此外，沈万三甚至还表示愿意捐资犒赏军士。谁知朱元璋大发雷霆，要将沈万三处死，一个平民百姓竟敢劳军，这不是要造反吗？幸亏马皇后劝阻：“我听说法律只杀违法的，不杀不吉祥的。沈万三一介平民却富可敌国，是他自己不吉祥，这种人老天爷会降下灾祸，何必由陛下去杀呢？”朱元璋这才免他一死，发配云南。财产自然全部被查抄，据说光田地就有数千顷。虽然此时朱元璋没有立刻诛杀沈万三，但是他铲除沈万三的决心已经难以改变了。沈万三可以说是马屁拍在马脚上，他在想用巨资讨好朱元璋的时候，却没想到他的富可敌国的巨额家财也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沈万三在发配云南后，不久就客死他乡。不过，沈万三的最终结局如何，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记载，有人说沈万三因为修筑苏州街用茅石为心，被朱元璋认为有异谋，结果将沈万三杀了；也有人说沈万三意识到情况不妙，逃到岭南去了。因此沈万三的结局究竟如何，还是一个谜。但是，沈万三的家庭随着沈万三的倒台也迅速衰败了。其子被充军辽西，其女婿顾学文，因和一个女子偷情，莫名其妙地被牵扯到蓝玉案中，致使沈家几乎满门抄斩。
沈万三一代巨富，他的崛起之快，成为千古谜案，让后人疑云重重，而他的衰败之速，也让后人感叹不已。
张居正为何在死后被清算
张居正堪称有明一代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本人曾对人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就是摄政，是代皇帝执政，显然张居正自己也认为，他的权力超出一般的内阁首辅。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如此功勋卓著的张居正却在尸骨未寒之际成为朝野攻讦的对象，最后落得个抄家封门的下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张居正死后会出现这样的结局？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出身于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祖上并无太显赫的人。但他小时就显得异常聪颖，5岁入学，10岁就通六经，有“神童”之称。13岁曾做《咏竹》诗：“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显示了他非凡的志向。16岁中举。当时任湖广巡抚的顾璘，欣喜地解下犀带相赠，并鼓励这位少年英才：“以后你是要佩玉带的，犀带还不足以匹配呢！”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成为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从此步入了政治生涯。
明朝的专制制度是以往任何一个王朝无法比拟的，明太祖朱元璋这位“游方僧”出身的皇帝，对权力有着过分的偏执，炮制了胡惟庸案，废除了宰相，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事无巨细，均由皇帝一人说了算，再也不用受相权的节制了。但是由于政务过于繁重，又不得不设内阁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作为顾问。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使得后期的皇帝虽握有权柄，却懒得打理政事。明中叶后，皇帝不上朝，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明世宗由于不满朝臣的“大礼议”，干脆呆在内宫，求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朝政。随后的穆宗，更是极少审批公文，遇着朝廷大事，听任群臣争议，当时竟有人误以为他是哑巴。皇帝长期不理政事，权力自然就落到内阁大臣身上了，谁任首辅，谁就能主政。嘉靖、隆庆之际，对于首辅的争夺，可以说是充满了刀光剑影，内阁首辅的任免像走马灯一样，徐阶推倒了严嵩，李春芳取代了徐阶，高拱又击败了李春芳。这一切张居正都看在眼里，对于朝政的纷乱，他曾给穆宗上《陈六事疏》，主张“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此时他才刚刚入阁，只是裕王府的一个讲师，空有一腔济世之心，却无法实施。
明神宗从小生活在裕王府，自出生后就备受冷落，与母亲相依为命。穆宗去世后，10岁的明神宗登上皇位，年幼的他尚需要有人辅佐，母亲慈圣太后一直教导要听从先生张居正的话，神宗都一一遵照执行。
张居正是一位严师，在教育皇帝上尽职尽责，为皇帝讲《大学》、《尚书》，又专门讲解《帝鉴图说》。鉴于前朝皇帝在生活上的奢侈糜烂，张居正屡屡教导小皇帝要节财用，宫中一切用度、服饰、赏赐、布施都要节省。明神宗对于这位老师，十分亲近和尊崇，天冷的时候，赐“先生”坐垫，天热的时候，为“先生”擦汗。在张居正的向学、爱民、节俭、勤政的教导下，明神宗在13岁时，还专门做了一块牙牌，刻着“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长，纳忠言，节财用”，来激励督促自己。在政事方面更是处处依赖这位首辅，诸事都由他去处理。
万历四年（1576年），有一次讲读完了，明神宗拿起自己穿的袍子问张居正是什么颜色，张居正说是青色。皇帝便说，这袍子本来是紫色的，穿久退色就成了青色。谁知张居正便板起面孔劝诫道：“既然袍子容易退色，就要少做，皇上节省一节衣服，可以使民间数十人不受寒。如果轻制衣服，则民间有数十人就要受寒呢，要顾念百姓呀。”明神宗对这位首辅真是又敬又怕。
万历六年（1578年），皇帝结婚后，他的母亲李太后就不再跟他住在一起了，神宗的生活稍微自由了一点儿，但张居正的约束依然存在，动不动就要求皇帝以古圣贤为榜样，遵循祖制，效法祖宗勤政爱民。皇帝一天天长大，不久也将为人父，宫中的用度也开始增加。宫中的金花银按惯例每年应由户部送进一百万两，到万历六年，已增加为一百二十万两了。万历七年，神宗还是觉得不满足，又要增加。张居正谏阻皇帝要节俭开支，神宗只好让户部铸钱，供内库使用。随意铸钱，肯定会导致通货膨胀。张居正又一次上疏，请求罢止铸钱。神宗得疏后，只好听从。言官请求停罢苏松织造，皇上不听，张居正便疏请，于是减少了大半。皇上想修武英殿，张居正说费用太靡，于是只好停罢。由于张居正对神宗生活节用的严格控制，其严厉程度有时几乎不近人情，使得明神宗在早年偶尔要赏赐宫中下人都要登记在账上以后再兑现。
万历七年（1579年），皇帝命内阁拟旨晋封自己的岳父王伟为永年伯，两年后又命令内阁拟旨将王伟的弟弟、儿子晋封爵位，要求世袭。张居正引用祖宗对外戚封爵的先例，在外戚官职世袭待遇上坚持不能破例，这当然使皇帝非常不快。张居正不仅得罪了皇帝，也得罪了整个皇家外戚集团，这必然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说神宗早些时在张居正面前还是个孩子的话，那么随着他一天天长大，这种长时间受压抑的逆反心理也会一天天膨胀，直至张居正突然去世后，便会老账新账一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