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鼎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铭文。这正是大鼎得名的由来。商鼎和同时期的青铜器铭文都比较简单，它们常有“辛”、“戊”、“甲”、“丁”等天干字样。这些都是商代人的名字，商人似乎有以天干为名的传统。在商朝，鼎等祭祀或典礼器物，是家族传承的重要礼器，所以，鼎内往往铸有家族人名。铭文显示浓厚的家族或部族背景，也为后代赏识、鉴别提供了可以依循的根据。对于“司母戊”三字的解释，比较普遍的一种是，司是祭祀的意思，母戊就是殷王武乙的配偶妣戊，即文丁的母亲，作器者就是文丁。大方鼎是文丁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的一个专用鼎。因为，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文丁的配偶为妣癸，而武乙的配偶却不见记载，所以，学者认为“母戊”可能是武乙的配偶，戊应是商王文丁母亲的庙号。
青铜鼎作为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种之一，后来越来越远离它的实际效用，越来越为王侯专有，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常人莫得见。
感谢历史，感谢那些曾细心保护、整理、研究司母戊大方鼎的人们，因为有了他们的工作，3000年后的我们才能更加清晰了解到先民们的辉煌成就，重新进入到一个壮丽、优美的古代空间，感受先民们生动的气息。
周革商命的见证
西周利簋
夏商周年代的断定对中国历史的意义非常重要，而周伐商年份的确定对夏商周的断代具有关键作用。由于史籍语焉不详，这个萦绕千年的难题似乎一时难以破解，但谁也没料到古老关中平原上出土的一件青铜器却给这个谜题的破解带来了关键的信息……
1976年，陕西临潼县发现了一个周代的窖藏，出土了很多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青铜礼器又名彝器，是贵族们用来举行祭祀、宴飨、朝聘、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器物，往往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所以，它们是立国传家的宝器。青铜礼器种类很多，包括食器、酒器、水器、乐器等四大类。食器如鼎、鬲、甑、簋、簠、盈、敦、豆等；酒器有爵、斝、觚、觯、觥、卣、壶、罍、方彝等；水器包括盘、盍、匝、鉴等；乐器有铙、钟（包括甬钟、钮钟与镈）、鼓等。
临潼周窖中就有一件青铜簋，该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簋这种食器，通常与鼎相配使用，形状如碗。在中国，商代晚期的时候，它还没有盖子。当时的人们在它的腹部两侧分别加上了两个执耳，到了西周初期，有时加上四个执耳，有时执耳下又再加上垂珥，就成为中国独有的器形了。临潼这一件簋，在圈足下面又增加了一个方座，而这正是西周早、中期的簋特有的形状。
这件簋的装饰花纹非常精美，令人惊叹。簋的双耳被做成兽头形状。腹部和方座则装饰着饕餮纹、龙纹，圈足上也装饰有龙纹，又用云雷纹作为底纹，方座平面四角还装饰有蝉纹。这些装饰花纹与商代及西周早期的青铜器装饰花纹极为近似。但是，这些都不是这件青铜器最重要的地方，最吸引专家、学者们的是它的铭文。
中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铸刻有文字，这种铸刻在金属器皿上的文字又叫金文。这是与其他国家青铜器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起初往往只刻一两个字，起“族徽”的作用，标示着青铜器主人的家族身份。到了商代晚期时，青铜器的铭文开始增多，但是，最长的铭文也没超过48字。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得到大发展，长篇巨制颇为不少，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是所有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春秋以后，这种青铜器铭文就逐渐减少，战国时期，长篇铭文已经非常罕见了。
这些铭文，在中国书法史、文字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青铜器铭文的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就具有极高的书法欣赏价值。利簋的铭文属于粗犷古朴型，字体拙中见美，生动感人。但在考古学家眼里，这件青铜器的铭文的价值还不仅在其优美的文字上，更在其文字的内容上。青铜利簋内底共有铭文4行32字：“斌征商，唯甲子朝，岁鼎（贞）克闻，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锡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铭文的大概意思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在岁星当头的甲子日早晨，贞问上帝，得了吉卜，从而使克商成了现实。到了第八天辛未，武王在阑师（地名）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金（即青铜）用来为祖先檀公做此祭器。
看来，这是周武王的臣子“利”用周武壬赐给他的金属铸造了这件器物，目的是为了祭祀自己的祖先。因它的主人名“利”，学界都称这件青铜簋为“利簋”。可以说，这件青铜簋的铭文告诉了我们其主人的身份，也告诉我们利簋铸造于西周初年，就目前的资料看，利簋是现存周代最早的一件青铜器，
利簋的铭文还蕴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那就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的日期，以及周商作战的大概经过。
周伐商，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商代末年，商王纣残暴无道，宠信后妃妲己和…些奸佞小人，以致忠臣被杀，直臣见逐，国家即近分崩离析。当时，代表新生势力的西周～方，仁爱百姓，广招贤才，团结了各路诸侯，从西歧出发，逐步向东扩展，力量越来越大。周文王死后，周人在周武王的带领下，最终渡过了黄河，在一个名为“牧野”的地方，与纣的军队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决战。东汉的王充谈到这场决战时写道，牧野之战的结果是：商军大败，士兵流出的鲜血像河流一样，能够飘浮起巨大的木杵，整个战场全被战死的士兵的鲜血染红了。后人对这段历史非常感兴趣，他们甚至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封神演义》，不过它神化了整个周灭商的经过。
历史毕竟不是小说，面对周灭商如此重大的一件事，历史学家颇为伤脑筋，他们还不能肯定西周灭商具体在哪一天，也不能肯定牧野之战的具体情况。因为，他们缺乏明确的具体证据。中国最古老的史书之一《尚书》倒是记载了周武王是在甲子这一天的早晨开始讨伐商纣的行动，然而并没有写明具体的年份。另外，《尚书》明确具体的记载灭商的日期为甲子日，由于记载的太具体，研究者反而更添疑窦。还有一本书——《逸周书》也记载武王灭商是在甲子日，但是，《逸周书》被很多人认为是伪书。此外，似乎没有其他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能够佐证这个重要的日期。因此，整个学术界对武王是否在甲子日伐商存在着意见分歧。可是，确定这一天的日期非常重要，这一天日期的确定对很多历史年代的推定有重大的影响。
为此，学者们总是希望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定论。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建立自己的学说，对武王克商的年代形成了至少44种结论，最早的定在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则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
利簋的出现帮助学者们解决了这个千年来萦绕不去的难题。利簋铭文写道：周武王征伐商纣，在甲子那天岁星当头的早晨灭亡了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们正是根据铭文中的岁星（木星）的记载，再加上甲予日的记载，从而断定武王灭商具体年份和日期的。他们推断武王克商的科学日期应以公元前1045年为最佳选择。因为利簋铭文记载了周武王灭纣，代商王祭祀上天的时间，所以，学者们又称它“周代天亡簋”。
2001年，科学家们公布了一个重大成果，即《夏商周年表》。有关学科权威组成的验收组认为，《夏商周年表》是我国古代历史自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最有科学依据的年表。其中，武王克商年代与武丁在位年代、夏商分界年代及夏代始年的估定等，具有重要创新意义。
争论了两千年的问题终于得到了统一，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利簋的铭文。也正因为如此，这件外形并不雄伟的青铜器成了千金难易的国家级宝物。目前，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利簋还补充了一些历史资料与讯息，告诉我们西周伐商时的一些事实真相。利簋铸造的时间在西周早期，离周武王伐商较近，应该是目前人们见到的有关武王伐纣的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史料。从这则铭文看，周武王在占卜之后的第八天，就已经开始封赏从战的诸侯了，可见，“牧野之战”也许并没有像传说的那样残酷、血腥、激烈。实际上，司马迂在描述“牧野之战”时就曾经说过，由于纣王的军队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奴隶们恨透了纣王，他们不仅不帮助纣王打仗，而且还临阵倒戈，助周灭商，武王轻而易举地就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利簋印证了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