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有三十多家报社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合作内容都是一样：
一，每个城市只选一家合作媒体；
二，合作媒体可以在本报发行范围内向《感动中国》报送候选感动人物；
三，中央电视台将在节目片尾以字幕方式向合作伙伴表示感谢。
有央视大媒体背景，有本地展开评选的权利，媒体不是在为《感动中国》做事，而是可以借助《感动中国》，为自己增加话题。竞争如此激烈的媒体时代，这当然不是坏事。
合作完全转变了风向，一个新的“感动联盟”建立起来了。
平面媒体有自己的办法，只要这个题材能够吸引本地市民的眼球。征文、推荐、投票、评选，事迹选登、调查和追踪。2003年8月，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还没有开始启动，各地已经热闹起来。
朱波在电脑跟前，看着搜索到的全国各地关于《感动中国》的消息，一条一条的点开。心里想到他在各地工作的，曾经用异样眼光看过自己的同学，不禁流露出一点得意的笑。
其实不只是三十家都市媒体，有的媒体还把这种合作向下推进，有的中等城市也展开了在本地的评选，有些没有接到邀请的电视台也加入进来。《感动中国》是个公益品牌，朱波虽然建立了感动联盟，但他自己也非常清楚，感动总是好事，你不能阻止别人加入传播公益的队伍中来，多多益善。
蔡建元对这个感动联盟的领导直到2007年才结束。但是这不表明感动联盟解散了。许多省级电视台成为后起之秀，以感动某地的名字每年举办晚会，仍然把他们的候选人向《感动中国》推荐。
为什么不再推动感动联盟？
这也是现实决定的。因为感动联盟只是聚集在公益旗帜下的媒体活动，并没有统一的规则和评选方式，中央电视台对联盟媒体也没有强有力的约束。各地平面媒体在感动各地的活动举办之后，产生了影响，商业力量开始介入。而有的媒体是需要这种商业合作的。能够成为感动各地的人选也并非全部名副其实，但有些候选人还常常自诩是《感动中国》某地区获奖者。这样，蔡建元不断收到反馈信息，有些观众意见开始浮出水面。比如某地一个医院的院长成了感动人物，但这所医院在当地是以高收费闻名的，或者另外一个地方的地产商因为做了一些慈善成为感动人物，但很多人都反映他是用权钱交易换来的资源。
感动联盟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矿藏，还有很多潜力可挖。但朱波也嗅到了这背后的危险。这可能是一种对《感动中国》品牌潜在的伤害。2007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不再履行感动联盟的合作合同。而这时候，《感动中国》已经名动天下了。
人物短片：《感动中国》的秘密武器
把人的一生缩小的5分钟里，或者把5秒钟的瞬间放大成5分钟。无论怎样，这都是一种考验。每年的《感动中国》晚会，短片是观众认识人物的第一环节。
每年的《感动中国》晚会，人物短片播放占三分之二的时间。也就是说，观众被感动，短片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仪式开场前所有的铺垫。短片已经让观众充分了解获奖者的感人事迹，人物再出场的时候，观众的眼光中已经饱含敬意。
短片是观众认识人物的第一环节，每年的短片制作节目组都要倾注很大精力。很多专业的电视人都发现了一点：《感动中国》的人物电视短片水平绝对是一流的。这应该是《感动中国》能够成功的秘密武器之一。
短片内容在晚会上公开播出，在互联网上可随意下载，但拍摄技巧，却是不可复制的秘密。
《感动中国》的人物短片和电视上其他人物短片类型有所区别。2003年，《感动中国》首届负责人、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在总结短片的时候，确定了两个原则：用感性的方式表达，以细节的魅力展示。
这是相当高的标准。而陈虻最早是因为领导“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闻名全国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东方时空》纪录片栏目《生活空间》的宣传语，在中国电视界十年，《生活空间》确立了一种独特的电视纪录语言。感性、细节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点。
所谓感性，是把电视镜头设置为普通人的眼睛，捕捉和突出那些能打动镜头背后编导的一切。这就要求编导必须是一个充满了人文关怀的人。而细节更是感动的基础，大多数观众记住感动人物往往是通过一两个细节。比如2002年《感动中国》人物短片，为塑造已经牺牲的新疆警察赵新民，编导通过对最后一个镜头的静止和放大，推测赵新民牺牲一瞬间的心情，让这个普通警察的生命立刻高大起来。
还有已经去世的三零一医院的医生华益慰，他在每次手术开始前，要把洗过的手焐热，然后才开始。他是为了减少皮肤温差带给病人的紧张。编导捕捉到了这些，把它们呈献给观众。
感性和细节，成为《感动中国》短片最初的营养来源。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感动中国》开始之后连续多年，候选人事迹短片在《东方之子》栏目中播出。而《东方之子》是中国电视界的另外一个里程碑。超过15年的时间，每年制作超过300集人物短片。它和《生活空间》栏目不同，多半是成功人物的生活感悟，拍摄的手法和技巧有自己的一套，编导对人物的采访功底尤其深厚，《感动中国》的主持人白岩松和敬一丹，都曾经是这个栏目的当家主持人。
2009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改版，蜚声中国电视界的《东方之子》和《生活空间》这两个栏目不复存在，主要编导散布在新闻频道各处，但人物短片的制作经验却被延续下来，并不断的融合，最终在《感动中国》晚会中体现出来。
这种融合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从开始就存在这样的苗头，直到今天，还在追求完美。在《感动中国》的元老级编导张文华身上，这种融合特别明显。
2007年，张文华在自己的手记中这样说：
“从1993年进入《东方时空》从事编导工作，采访大大小小的人物千余人，对于我来说，每采访一个人就像读一本书，从中能体会到许多的生活哲理，但是有一种遗憾就是自己的作品大部分是成功人士的人生感悟。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普通人物的动人故事更多的是留在自己的记忆中细细品味。直到有一天我被派去制作《感动中国》的人物短片，有了一种冲动，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要尽心尽力地运用电视手法将他们展现在观众面前，希望让每一个人看了以后有从心里流淌出来的感动。”
第一届《感动中国》的短片《王选》就是张文华编导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张文华和别的编导还有所不同，她常常是接手一些比较棘手的项目，年轻编导觉得束手无策的，采访很少或者没有采访、只有资料和素材的人物短片通常是由她来完成。2007年，她接到的任务是重新编辑整理候选人田世国的材料。
田世国是山东的一位普通律师，2006年，田世国一家人为了把母亲从晚期尿毒症病痛中拯救出来，争先恐后地为母亲捐出肾脏，作为大哥的田世国最后配型成功，一家人瞒着母亲做了手术，母亲康复后很久都不知道自己的肾脏是儿子的。拍摄的编导制作完成了候选人短片后，在编辑晚会用的短片时遇到了麻烦。虽然人物是同一个，素材是同一组，但晚会用短片要求更短，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还必须更感人。这个任务就落在张文华头上。
在张文华的同一份手记中还这样记录：
“制作田世国人物短片时，由于是别人提供的素材，画面并不理想，但我也没有提出重拍，因为我知道对田世国一家拍摄过多，会引起田世国母亲的猜疑，作为一个媒体应尽量维持这个善意的谎言。为了表达我对田世国的敬意，尽我所能去精心编辑。”
在短片中，田世国割掉一个肾脏后立刻来看母亲，刚刚缝合的伤口让人站立不住，他必须靠在病房的矮柜上，脸上带着笑容和妈妈讲自己刚刚出差回来。妈妈病情康复，自然很开心，可是在场的全家都知道大哥是忍了痛前来的。全家人开心的场面，每个人的笑容都是真的，但心情却大不相同。这是被上一个编导漏掉的细节，被重新展现出来，成为射向观众的催泪弹。
“催泪弹”是《感动中国》编导之间对短片要素的一个戏称，专门指那些不用煽情却能让观众流泪的真实细节。朱波是催泪弹最大的需求者，十年人物，哪个人物的哪些细节能感动人、让人落泪，朱波的脑子里如数家珍。他对催泪弹有一个要求，强调绝对真实，编导可以在技巧上使用各种花招，但必须是真实的。
其实让观众流泪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朱波非常清楚这一点，他要求编导，是因为只有达到了让观众流泪的效果，抓住了观众，才能谈更多的理性和思考。
关于催泪，朱波有一套很玄的理论，常常侃侃而谈，如果你问他：“流泪之后的境界呢？”他会煞有介事地说：“脸上没有泪，心里流泪。”如果你再追问：“这之后呢？”他会说：“脸上有笑容，心里在流泪。”“再以后呢？”你再追问下去，他看看你，不说了。
《感动中国》颁奖晚会用的短片和候选人事迹展播短片基本上是两种创作。候选人短片时长大概8分钟，在固定的栏目中播出，而晚会用短片则有相当的自由度，从3分钟到7分钟不等，时间长短由内容决定。编导可以依照需要确定，最后经审定后晚会使用。
创作候选人事迹短片的编导常常是某个节目组集体，而晚会短片通常由另外一个编导群担任。说这是一个编导群，是因为这些编导并不全部属于《感动中国》节目组。节目组本身有五位成熟的编导，他们担任晚会短片一半左右的内容。而另一半创作者的来源则非常复杂，每年会随情况不同而不同，这也是《感动中国》的一种特殊体制。有时候会不惜成本从外部借用导演千里赶赴拍摄场地，有时候会就近寻找合适的本地电视人才。
2009年《感动中国》人物朱邦月是个苦难型的人物，自己退休在家，一条腿残疾，家里五口人，老婆孩子全部是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患者，生活长期不能自理，朱邦月四十年担起家庭的重担，照顾妻子和孩子，让他们吃饱穿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他的孩子全部不是亲生的，妻子是一个朋友的遗孀，朱邦月是接受朋友的嘱托，照顾这一家人，直到今天。
对拍摄朱邦月人物短片的人选，朱波很费了一番思量。人物事迹很感动人，但他不想让短片成为煽情作品，他希望人物的苦难最终要化作人生的背景，观众看到的是乐观和一个老人顽强的生命。最后他选择了徐可。
徐可不是老编导，而且并不是电视台记者。但多次和电视台的合作中，他独特的影像风格已经隐隐显露。朱波看过他的作品，想来想去，回绝了几位老编导主动请缨，最后确定了他。
结果他带回的短片相当出色。朱邦月的影像如同肖像画一般一幅一幅闪过，矿山、简陋的家、别人的目光全部成为淡淡的背景，在采访段落，平静的叙述集中在日常生活的琐事，老人自己一直笑容满面，但观众已经是热泪盈眶。
朱波在看徐可这部作品后击节赞叹，夸奖让年轻的徐可有点不好意思。几天后，在主任办公室里最后审看的时候，梁建增全神贯注，一言不发，站在旁边的徐可心里有点没底。最后一帧画面落定，大家看梁主任的表情，梁主任丝毫没有流泪的意思，倒是笑了，说：“看下一个吧。”
就这样了？徐可摸不准这位电视台领导的意图。朱波微笑着向他做了个小手势：OK。
梁建增对短片的想法比朱波踏实得多。他觉得用一部3到5分钟的短片，描述一个人的几十年或者一生，基本是不现实的。必须就人物某一点进行浓墨重彩的放大，简单说短片相当于报纸的特写。风格可以多样，但必须能够触动观众。
他不想对编导表现太多的个人喜好，怕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创作。一般短片作品在这里审看的时候，都已经经过几次修改，需要他做的，只是一个肯定或者否定，如果有否定，就指出方向。徐可的作品没问题，是短片中的上乘之作，他不需要多说。但有的时候，他会说的很细。
2011年《感动中国》在短片方向上出了大问题。十个短片一个模式——朱光亚、杨善洲、吴孟超等人开始都是一张黑白照片，从人物的青年时代讲起。因为这些重要人物多半依靠材料汇编，为了解决素材短缺，编导群设计出一种格式。本来是为了扬长避短，却显出了新的问题。用梁建增的话说：模式化、格式化，履历表似的套路，呆板，必须要改。
方向被否定了，怎么改？审片时通常惜字如金的梁建增这时会略加沉吟，然后给出意见。通常在他审看前对这些人物的故事已经了如指掌，现在了解记者采访和拍摄的实际情况，他的意见非常明确。
比如杨善洲。一个地委书记任上退休的老人，为了绿化荒山，奉献出人生最后20多年的时光。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典型人物，很多报纸、杂志都宣传过，电视也拍摄过多次。这次如果不能另辟蹊径，那么《感动中国》的短片将湮没在众多的电视宣传当中。梁建增发现了一个细节：前些年，云南保山的市场上出现一个老人，每天都在捡果核，人们很奇怪，捡垃圾可以卖钱，捡果核为什么？令人惊奇的是这位老人的身份——原保山地委书记。
梁建增让编导从这个细节展开，向观众展现一个个问题，然后逐一解答：他来捡果核干什么？用作种子绿化荒山。绿化荒山会没有种子？这是哪门子绿化事业？但这就是现实。老人志愿投入绿化事业，他多年为官清廉，自己没有任何积蓄。人物的特点一点一点凸显出来，故事的悬念感带动观众，结果修改后的短片效果大大超越了第一版。
获奖者朱光亚是另外一个问题。朱光亚是和钱学森同样重量级的科学家，中国核武器的肇始者。因为工作保密，常年不为普通观众熟知，在2000年前，基本上很少见到公开报道。而且朱光亚本人非常低调，是那种习惯于躲在幕后，躲在欢呼声后面的人。他和钱学森一样，有着相同的经历，和同代科学工作者相同的特点：爱国、勤奋、天才。
朱光亚的短片同样是用青年时期照片开始，然后是哪一年出生，哪一年留学，平铺直叙，也无法反映人物的闪光点。在朱光亚短片的处理上，梁建增提到的是大家没想到的细节：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破时，朱光亚本来要赶往现场，可司机却迷路了，没有赶到试爆现场，他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了爆炸的蘑菇云，没有欢呼，没有观众。梁建增指导编导，把这个细节最先展现出来，生命中的一次巧合，深刻地印证他一生的品格：埋头苦干，远离欢呼和荣誉。
朱波在为新来的编导讲到人物短片时会总结道，不管是什么风格哪种手法，“人物短片”四个字中，有两个字要特别注意，做不到这两点，不会有好的作品。
一个是“人”，这是关于人的故事，一个特别的人的故事；另外，这个短片是给人看的，一群期待着感动的人看的，所以要充满人情味和人文情怀，要做好短片，首先自己必须是一个好人，够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