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是“短”。短是新闻的统一要求，但在《感动中国》却特别难以做到。短而丰富，是《感动中国》人物短片制作的标准。
往往新来的编导会听得一头雾水，不理解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但经过几个月的折磨之后，他们慢慢的懂得了。
这些年，《感动中国》的短片真的是越来越短，但内容却越来越丰富了。
颁奖词：已成为一种独特文体
《感动中国》创造的颁奖词，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不但被各行各业的颁奖文字所模仿，更被中学语文教育者发现其价值，每年作为范例向学生分析创作意图和文字细节……
回首《感动中国》这十年对中国的影响，除了推出一个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体，如今各行各业的颁奖盛典，都不约而同地设置有宣读颁奖词这个环节。
前面提到过，颁奖词的创意并非是由《感动中国》而生。国际上一般重大奖项发布时，颁奖方总是会公布一些颁奖的理由，简单叙述获奖人的成就。其中，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传诵较广，基本上是一篇中等规模的文学评论，字数在5000字左右，文字冷静深邃，力求专业，因为一个具国际影响的大奖，总要对观众有个交代，对逝去的诺贝尔有个交代。
梁建增要找的是更简洁更优美的文字风格。这段文字未必能全面概括人的一生，但必须用准确的方式，让这个人一生中的某个亮点更亮，也就是能“让普通人闪闪发光”。
他翻阅了很多颁奖资料，找不到合适的可以作为蓝本的内容，最后还是回到原点。每到年底，新闻评论部都会组织大规模的内部年会，评论部的年会是有自己传统的，因为是内部年会，形式相当放松，充满了评论部同事工作之余的幽默和智慧。年会上要表彰年度十佳新闻记者，为这些记者写下的评价，每年都会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这些评价是不同的人写的，所以总是风格多变，妙语连珠。
梁建增开始重新审视这些记者们为了娱乐自己写下的文字。如果把戏谑、玩笑的成分去掉呢？还剩下什么？为什么这种玩笑之作会给人留下这么深的印象呢？梁建增发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是评价同事，所以总是充满了真情，大多数同事们熟知的背景已经略去，因为相互熟悉，这些文字还能看出一个被表扬人的性格、特点和闪光的地方。
如果把这种记者业余时间创造的文体，改造后应用到《感动中国》颁奖中来呢？这可是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成功，就会把一种现实中存在的活泼的文体改造成公共文体，如果不成功呢？不成功大不了退回到一般的颁奖体。梁建增决定一试。
朱波接到一个奇怪的指令。一向不苟言笑的梁主任，为什么会对嬉笑怒骂的年会体文字有兴趣呢？他也开始重新回味每年的年会，并指定编导开始写作。
2002年，接到颁奖词写作任务的是刘波。刘波是个年轻的女编导，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1999年进入新闻评论部，主要承担文字和创意方面的工作。这之前一直在吉林市地方报社担任编辑。朱波选择她是有理由的，别看她个子不高，但文字还是相当有水准的。当年她进入新闻评论部，就是朱波看到她写的一篇报道后，认为自己发现了人才。
第一稿写出来，刘波面临的是相当尴尬的评价。朱波首先是全面否定：“写得太臭了，简直就像一坨屎！不行，重新写，全部重新写。”而且只有三天时间。
这是一个让刘波到现在都记得的评价。她当时差点哭出来，委屈得要死。从小到大，哪怕是一篇作文，从来都是会得到表扬，从没有人会对她的文字有这样恶毒的评价。
朱波也记得十年前的这个说法。“事实并不是那样的，”他说，“第一稿其实已经相当不错，只不过我想用另外一种方式，给这个编导增加一些压力。但我应该不会用那么恶毒的词。”
朱波当时用怎样的方式给撰稿人压力，今天已经不可考了。刘波回到家，重新打开电脑，呆坐了很久才把情绪从沮丧中转换出来，读那些获奖人的故事，读自己已经写下的词句。反复读，反复读，删掉那些有瑕疵的，想到一个闪光的词，写上，尽管还不知道怎么安排字句。
一天，两天。短短的不到一千字的颁奖词，这之前已经花了两个礼拜，现在还有三天。
结果却相当不错，朱波在三天之后收到了第二稿。他拿着薄薄的两页纸，觉得很满意，像根本没有说过恶言恶语一样，连声夸奖。
《感动中国》第一届的颁奖词就这样出炉了。因为是第一次举办晚会，太多头绪，太多事务，朱波来不及向梁建增汇报。梁建增在晚会现场第一次听到按照他的想法写下的颁奖词，觉得这次实验很成功。
第一届《感动中国》获得了成功，颁奖词开始广为人知。有人把这不到1000字的内容放到互联网上，颁奖词作为一种文体初露端倪。
颁奖词作为《感动中国》的一项必要元素确定下来。梁建增觉得颁奖词还有改善提高的空间，所以他有空的时候还会过目，而且要求越来越高。
2004年，刘波转到《东方之子》栏目工作，颁奖词撰稿的任务转到刘凯头上。刘凯和刘波一样，同样是吉林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朱波庆幸自己在没有创办《感动中国》的时候，不明所以的把这二位招致麾下，现在全派上了用场。
樊馨蔓对颁奖词撰稿人的印象很深，她说：“刘凯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每年筹备《感动中国》的过程中，他做很多事，但最重要的是每年的颁奖词。他写得很好的，每年我们都记得，《感动中国》开始筹备的时候，他是每天乐观谦逊的一个人，可越到后面，他的话就慢慢的少了，笑容也没了。他的笑容和截稿日期是成正比的。我们问他要稿，他不做声，苦笑着，头一下子垂下去。最后我们就催逼他，从一开始‘刘凯老师，你的才华什么时候横溢啊？’到最后就直接冲他吼：‘刘凯，还有五天啦！’之后他就失踪了。人也找不到了，打电话给他也不接。直到他面带微笑再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知道，颁奖词一定是写好了。”
写好，只是初稿，从初稿到成稿要经过最少十几次的修改。有时候，甚至是几十遍。最早写下的文字，可能会荡然无存。刘凯免不了要经历刘波一样的痛苦，精心构造的文字堡垒，被同事们摧毁，然后重新来，再摧毁，再来。当然，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坚固，更精巧。
节目一进入后期，朱波和梁建增之间热线电话保持畅通，其中很多是在讨论颁奖词的某个字。改好了，行还是不行，够不够好？梁主任给了意见，大家再讨论，不行，再讨论。
一个字一个字的推敲，一个人一个人的摸索。汉字仿佛成了细小的儿童玩具配件，不同的形状、材质和色彩，千百次的重新安排，拆掉，随手拈来一个，不用看就知道能不能用，大家一直在努力，在五千多汉字中寻找最合适的那一枚。
主管新闻频道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是个对文字很敏感的人，《感动中国》成为电视台重视的大项目，新出现的颁奖词引起了他的注意。每年《感动中国》项目的进度，朱波要向罗明汇报。罗明会特别关注颁奖词，通常会仔细阅读几遍，然后提出看法。
朱波回忆说，有一年的颁奖词罗明台长提出颠覆性的意见，他希望更短。再短？大家心里都没底了。罗明说，没关系，过几天，我改好了给你。
这一年的词，基本上是罗明重新起草的。当时的情形非常有趣，朱波说，以往，都是我们写完了，交给台长审定，但这次，是他拿着词给我看，特别的谦虚，简直可以用“谦卑”来形容。他说：“你看看，我这词行吗？”然后我们认真看，看了以后提意见。虽然写作的人是台长，是我们的领导，但现在他是以作者的身份，而不是以领导的身份提问，我们就放心大胆地说：“嗯，这个地方还不够。”罗台长也真的以作者的身份问我们：“哦，那行，您说怎么改？”他当时的态度让我记忆特别深刻，极为少见。
因为节目组十年坚持对文字的高度凝练和准确的要求，颁奖词开始成为一种文体慢慢流行开来。中学语文教育者开始发现了颁奖词的价值，他们尝试着把精彩的部分作为语文的范例讲授给学生，仔细分析创作的意图，手法和其中隐藏的文字细节。有文字爱好者收集了每年的颁奖词，反复咀嚼讨论，甚至写出评论，发表在各类杂志上。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研究生专门以《感动中国》颁奖词的语言艺术研究为题，写下超过四万字的论文，并由此获得硕士学位。
《感动中国》颁奖词成为颁奖体文字的滥觞，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但无论是什么，总有它自己的生命轨迹。一种文体要从最初的清新到成熟，再到极致灿烂，必然会形成套路，最后会成为陈词滥调。节目组对这个倒不担心，他们觉得，颁奖词再优美精致，也是感动人物的附丽。记住的文字可能会被淡忘，感动你的人也可能会离开，但《感动中国》所传播的感动精神会永远流传下去，只要人类存在，感动就不会消失。
颁奖人：平凡处见惊雷
梁建增说，用青少年为获奖人颁奖，是《感动中国》的一个特色，这代表未来，代表希望，代表文化的传承。
2011年底，新浪微博上一条寻人启事被转发几十万次。
“这俩孩子，你们在哪？你们的成长最能看出十年的岁月，我们一起来迎接《感动中国》十年吧。”
图片上的这两个孩子是2002年《感动中国》的颁奖人，这是主持人敬一丹发出的微博，朋友、粉丝和相关媒体人见到后纷纷转发。人们寄希望于万能的微博能找到2002年出现在舞台上的两个孩子。
2011年底，《感动中国》颁奖晚会正紧张的筹备中。编导尹韬负责拍摄《感动中国》十周年宣传片，宣传片要制作几个版本，其中一版是以敬一丹和白岩松为主角的。观众想象不到，电视屏幕上华丽的画面其实就是在办公室内拍摄的。制片主任找美工师做了非常简单的背景，灯光师安置了最简单的光，三个摄影师、两个主角、一个导演就开始了十周年宣传片的拍摄。
拍摄之余，大家感慨这十年来的变化，敬一丹想到了当时两个颁奖的孩子：“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上高中了吧。颁奖的时候可能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是父母总会告诉他，当时是怎样的盛况，台下有多少人流着眼泪，领奖的都是些什么人。我相信担任颁奖的孩子一定会受到《感动中国》的影响，如果把他们找出来，一定会给观众带来特别的感觉，这是和《感动中国》一起成长的孩子。”
这个动议一提出来，就得到全体赞同。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两个孩子呢？十年前，节目组未曾想《感动中国》会走十年这么远。现在只知道这两个孩子是从附近的幼儿园里找来的，名字没有记录。十年过去，孩子应该已经升学三次，恐怕非常难找了。
这时有人想到了微博，于是，这条带着照片的微博被到处转发。
千辛万苦，总导演樊馨蔓的微博有了回音，2002年的那个小男生被人们在人海中发现了。编导尹韬带着摄制队伍在一所中学的篮球场上找到了他。
世事并非一切都和导演们的想象一样。小男生对十年前的工作还有一点印象，但多半也是家长复述给他的，丝毫没有令人兴奋的地方。“那大概是最早的一份工作吧，妈妈让我去，我就去了，颁了奖就回来了。台上发生了什么，那时候我太小，真的不知道谁是谁，就记得灯很亮。”
正是青春期的孩子对摄影队态度淡然，无论尹韬怎样放低了姿态，想勾起他多一些回忆，他总是闪避，仿佛知道十年前的舞台上他不是主角，既然不是主角，就不想太多说到自己。他承认一点，这么多年，每年《感动中国》晚会播放的时候，他和家里人还会守在电视前看。
以十年前颁奖的孩子为主角制作宣传片的计划没能实现。但这两个孩子还是牵动人心。
2012年初的《感动中国》节目中选用了两个年龄稍大的孩子，很多观众猜测：这是不是十年前的两个孩子长大了？
微博中关于孩子颁奖的评价还很多：
这么多年给这些《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的不是高官名流，也非明星大腕，而是那些稚气可爱的孩子。这样的设计不落俗套又意味深长，让人看到的是无限的希望。
《感动中国》晚会最让人感动之处，就是没有一个个大腹便便的颁奖嘉宾和赞助商，让我们看到一个干净的感动晚会。喜欢那两个颁奖的孩子，这就是未来的希望。
……
梁建增曾说，用青少年为获奖人颁奖，是《感动中国》的一个特色，这代表未来，代表希望，代表文化的传承。
当初确定下来用孩子颁奖，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讨论。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颁奖要突出的不仅仅是获奖者，观众一般还会根据场面的大小、出席的领导、颁奖人的分量等各个方面来确定这个奖项的重要。
但《感动中国》不同，它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颁奖，不应该用周边因素来确认人物精神的伟大。另外，《感动中国》聚集了不同领域里的顶尖人物，如果需要人为他们颁奖，这个人是谁呢？这些都是问题。
赞同需要嘉宾颁奖的人强调，既然颁奖在中国已经是一种文化，那么就应该顺应这种文化，为《感动中国》在人脉和影响上赢得优势。
朱波不赞同，他就是想不明白，如果袁隆平获得了这个奖呢？他曾经是国家科技大奖获得者，当年是国家领导人亲自颁奖的。那么《感动中国》请谁来为他颁奖？谁敢为他颁奖？即便不是袁隆平，我们说徐本禹，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他做到的，很多人都做不到，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比他更强的人，为什么不把奖项颁给更强的人呢？
争论还有其他意见，比如由组委会成员颁奖，和奥运会、诺贝尔奖一样。但这种意见没能成为主流，很快被忽略。中央电视台虽然是颁奖方，但谁都知道，感动是所有观众心里的一秆秤，不是中央电视台某个机构或者某层领导能最后确认的，这和奥运会、诺贝尔奖完全不同。
没有人颁奖，那么奖杯怎么送到获奖人手里呢？用礼仪小姐的方式当然是不会被采用的，用孩子是最众望所归的想法。这个孩子应该是谁呢？他或者她多大呢？
又是新一轮讨论。
樊馨蔓主张用小孩子，越小越好，起码是学龄前的。有人不同意，因为奖杯是有分量的，孩子太小会拿不动这座水晶奖杯。但樊馨蔓坚持，她觉得，奖杯大、沉重，孩子拿起来艰难，这种感觉是对的，能让观众注意到孩子的小、幼稚，能让观众体会到节目组的用意。
樊馨蔓的坚持是新闻评论部有名的，一般她都会取得胜利。
当然也有例外，《感动中国》2005年度颁奖晚会上，尝试了一次使用颁奖嘉宾。但所有担任颁奖嘉宾的人都是曾经的《感动中国》获奖者。从过去三年的获奖者中，节目组在人物内核上寻找一一对应关系，不远万里，把曾经的获奖者邀请到北京，只为舞台上不到三分钟的时间。节目组期望这种颁奖能传达《感动中国》精神的传承意味，也获得了相当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