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组收到启功先生的赠字，小心翼翼翻开每一张，或大或小，字体清朗雍容，每张纸上都有小小的一方红印，表达一个老人对“感动中国”这四个字的重视。看到手迹的几个人谁也没说话，大家都知道这几个字的珍贵，一个年过九旬的书法大家如此认真细致谦卑，让他们更感觉到这四个字的分量，这个节目的分量。
朱波自从接下《感动中国》这个任务，一个多月没再见到梁建增，但他这位上司却是无处不在。他们通过电话沟通想法，梁建增总是在关键时刻否定他或者推动一下。朱波在电话里常常抱怨说：“您的想法太多太新，别光贡献点子，能不能给点实际的帮助？”
这一天，实际的帮助来了。朱波又一次见到了梁建增，他给的帮助是三页纸。
这是三张彩色的纸，每张纸上都打印着一首歌词，歌词有一个相同的名字：感动中国。
朱波仔细读了歌词，爱不释手，歌词清新上口，虽然是对主流精神的歌颂，却不着痕迹，节目所要传达的情绪跃然纸上。他选定了其中一首，问：“这是谁的作品呢？”
梁建增笑笑，说：“当然是名家作品，你自己细心体会体会。你确定了歌手之后，我再告诉你。”
对于歌手的人选，朱波早有计划，从梁建增那里出来，他就拨通歌手的电话。
接电话的人是他的一个朋友，2002年还没有大红大紫。她的名字叫韩红。
几天之后，朱波在一间录音室里见到了韩红。按照朱波的风格，他当然是先把韩红正在录制的歌贬得一文不值，韩红知道朱波在音乐方面的判断力，所以根本不在意，她知道这是在为下面的事作铺垫，他肯定会隆重推出自己的项目。
果然，朱波给了她三份歌词，说：“我已经挑了一个，但不告诉你是哪一个。你再挑，看我们的感觉是不是一样。”
韩红拿到橙色、蓝色、灰色的三张稿纸，觉得奇怪，歌词多做几份正常，为什么会用不同颜色的稿纸呢？她读了歌词，问是谁写的。
朱波故作神秘，让韩红来猜。朱波以为按照自己的套路，她肯定会猜到作词名家。但韩红读了又读，说：“这肯定是一小女生写的！”
韩红有自己的道理：第一，除了小女生，没人会用这种细腻的小把戏，三种颜色的底稿；第二，歌词的文法是她最近几年没见过的，够新，没窠臼。
朱波当然矢口否认，可是他的确说不出作者的名字。韩红说：“别担心。不是名家的我也接下来，因为这歌词还真不错。过两周我交小样。”
结果当天夜里，朱波就被电话吵醒了。那边非常安静，只有韩红激动又兴奋的声音：“哥，我这有旋律了！可以说不是我创作的。你和我说了这事，我就觉得这个题材真得安静下来想想。棚里别人早下班了，我一个人在这让自己安静一下，一遍一遍地看歌词。看了坐那儿呆着，过会儿再看。想不出什么旋律来，我就不想。就这么呆着，也不困，也不闷。我把灯都关了。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好像是从黑暗中突然自己升起来的。我一下就瞪大眼睛。你知道录音棚没窗子，睁开眼睛也什么都看不到。可那旋律好像就在周围飘。我想开灯把这些记下来，可是我不敢，怕灯一开，旋律没了。你听，我给你哼一下。”
韩红的歌声响起来。
安静的夜晚。朱波静静听完，然后说了四个字：“就是它了！”
韩红还是敏锐的。朱波后来才知道，这歌词的确是一个小女生写的，叫喻江，当时是台里的实习生。
喻江后来写文章回忆过创作过程。
那天下班后，她在台里遇上自己的实习老师，便要求搭个顺风车，没想到搭上的是去接梁建增的车。梁主任和蔼地问她最近在做些什么，她汇报说在学写歌词。梁主任说：“《感动中国》在征集歌词，要不，你写一首试试？”
几天之后，她惴惴不安地把三首不同“颜色”的歌词交给梁主任。之所以用颜色来形容歌词，是因为她喜欢按照不同的情绪，在不同颜色的纸上把歌词打印出来，总觉得这样的话，不管歌词本身怎样，总归算做“好看”吧。
梁主任表扬了她，说：“你这个行为，本身就挺令人感动的。”几天后，梁主任告诉她，节目组通过了那首蓝色的歌词。
后来，喻江的实习老师和她开玩笑，说那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顺风车，是一次“历史性的相遇”。喻江则说，新闻评论部以它一贯的宽容精神，给了26岁的她一个机会。她真心感谢梁主任和节目组喜欢这首歌的老师们，没有因为作者没名气而弃之不用。真正让她感动的，是他们，当时她未曾谋面的节目组的创作者们，他们和她一样，希望“用第一抹光线的纯净，为世界画一双眼睛”，希望“用第一朵花开的声音，为世界唱一首歌曲”……
后来，她见到了唱这首歌的人，韩红。韩红邀请她去录音棚看自己唱这首歌。喻江喜欢隔着录音棚的玻璃，看韩红在音乐的节奏里陶醉的样子，她写道：像一条鱼找到了它最喜欢的水域，那么自然而幸福。是韩红，给这首歌赋予了生命。
她还写道：有人说，每一个人都有一双天使的翅膀，可以飞在爱的天空里，那么，我希望，大家都来看《感动中国》，因为，在那里，我们与生俱来的天使之翼，会因为感动，而飞得更高些，更远些，会看到心灵天空里的爱的蔚蓝色，会听到，第一朵花开的声音，为世界唱出的歌曲……
做公益而不是做生意
100万做一台晚会，首届《感动中国》创造了奇迹。如今，《感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性价比最高的节目，广告收益仅次于春晚，投入成本却最低。没有参与者会计较钱的事情，大家都是在做公益。
“摸着石头过河”算是中国人带给世界的贡献。
谚语可不是说说玩的，每个字都是经验的总结，颠扑不破的真理。对《感动中国》来说，更是这样。
对那么大一个电视台来说，一台电视晚会怎么还要摸石头过河？
问题在于这不是一般的晚会。
新闻评论部在电视新闻界创造的先例绝对够多，但是在2002年，他们真的没有电视晚会的经验。引入晚会型导演不行么？这正是关键。
在新闻评论部，人文总是摆在第一位的，技术型人才总在辅助性位置，这是一个传统。《感动中国》不同于新闻节目，也不同于文艺晚会。它需要在形式好看和内容真实感人这二者之间有一个恰当的度。在2002年，新闻评论部没有这样的人才，中央电视台没有，整个电视圈也没有。朱波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用朱波自己的话说，那是赶鸭子上架，用领导的话说，就是摸石头过河。
朱波摸着石头到了河中间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但是这种过河方式，哪有后退的可能？
朱波在启动项目之前，真的如同小马过河，咨询过不少人，其中有个重要的问题是：办这台晚会需要多少钱？结果大相径庭，有的说20万，有的说200万，有的说500万也不够。而且各个都是掰着手指头给你算，朱波没了主意。
韩红是《东方时空》的老朋友，晚会主题歌作曲和演唱、录制分文不取，作词的是《东方时空》的实习生，也不提稿费，但是录音棚是要钱的，录音师、合唱团、演奏都是要钱的。所以主题歌送来的时候，顺便有个账单：3万8。
朱波才发现，唱歌这行当的确有点贵，而自己的预算是太低了。他再掰着指头算，还有舞台、文艺表演、往返差旅、转播设备等等。他有点蒙了。
舞美设计师有点冷幽默。朱波在电话里问：“这样的晚会舞台得多少钱？”
设计师反问：“你有多少钱？”
朱波算计了口袋里的余额，说：“15万。”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这不是‘感动中国’吧。怎么说也带上中国两个字。15万我做不出给全中国人看的舞台。30万，勉强能看，还不能让外国人看。”
朱波傻了。他四处再询问，了解这个冷幽默的设计师的价格，了解舞台美术制作的行业情况，了解来了解去，发现30万真不多。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走走别的路？
朱波就像改革开放之初的文艺团体负责人一样，找了很多路子，就想把价格降下来。
终于有希望了。一个在歌舞团工作的工程师愿意低价接下这单活。制作费12万5。如果这么算，似乎还够。可朱波没高兴两天，希望又破灭了，台里不同意。意见很简单：没有舞台美术资质的施工方不能参与，否则发生安全问题后果严重。
这也是个现实问题，安全很重要，不能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朱波一只脚踩在石头上，不知道另一只脚放在哪，愁坏了。本来做这就是头一遭，信心都是硬撑出来的。先是台里大部分同事都不看好，不知会做成什么样的，现在碰上这经费问题，怎么办？
总导演樊馨蔓在另外一个过河点上也出了问题。晚会录制的时间定在2003年1月12日，这是春节前。所有的晚会相关演出、创作和技术团队忙得团团转，樊馨蔓看好的人都在忙央视春节晚会、文化部晚会，各省卫视的春节晚会。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个新节目放下手头的工作。就好像要请客，请柬都发出去了，可厨师找不到，热菜、冷盘、煲汤的人都不来。而且时间只剩下50天了。
朱波、樊馨蔓还有陈镭，三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碰在一起。樊馨蔓在后来回忆那场会面，几乎就是沮丧、焦虑和茫然凑在了一起。河是要过的，问题是怎么过呢？
朱波是那种在沮丧的时候，会生出兴奋的人。虽然没有头绪，但是他的话最多，咒骂天气，嘲笑樊馨蔓为大家泡的茶，挤兑刚刚进办公室又马上出门的某个老朋友。朱波妙语联珠地说那些和节目无关的事，樊馨蔓好像都没听见，她心里在一遍一遍地计算场地的座位，想到底多少人入场才合适。陈镭抽着烟，一边和朱波聊着，右手用铅笔飞快地在一张打印纸的背面画速写，画面前的茶杯和烟盒，还有远处柜子上的《感动中国》奖杯。
朱波突然说：“这节目遇到难点，问题最主要在我们。”另两个人盯着他。他接着说：“问题在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愿望还不够强烈。我必须有点行动才行。”
樊馨蔓和陈镭呆了呆，一时没明白他在说什么。朱波迎上他们的目光，一本正经地宣布：“为了《感动中国》节目成功，我决定，从现在起，连续3个月不换鞋不剪头发，等节目成功播出后，我再换鞋剪头发！”
碰巧那天朱波穿的是自己并不喜欢的一双米白色的皮鞋。两个人看了笑，觉得一个年过三十的电视人能穿这双鞋三个月，那是太有耐力了。樊馨蔓说：“如果你能做到这个，三个月内我的红马甲就不换！”陈镭见这众志成城的趋势，也跟着许了个愿：“为了节目成功，我连续3个月戴着这顶帽子不换。”
这种近似孩子似的玩笑仿佛让大家重新找到了快乐，找到了一个青年面对困难时才有的那种勃发的气概。仿佛这不是工作，而是一个争强好胜的游戏，信心跟着也回来了。
朱波穿着他那双米白色的皮鞋，百折不挠地跑经费，樊馨蔓则在任何场合都穿着那件红马甲，越挫越勇地寻找各路合作者，陈镭则戴着那顶标志性的帽子，继续思考每个人物的细节。
平时樊馨蔓在外表修饰上是个很在意的人，但现在忽然让红马甲成了她的标志，年轻女生们最早发现了这一点，觉得樊老师最近有点怪怪的。有个不熟悉她的人问周围的朋友：“樊馨蔓是不是最近买股票赔惨了？”
朱波从来没留过这么长的头发，忽然换了形象，让周围的人很不适应。梁建增见了他，不止一次地提醒：“头发该剪了啊。”朱波忙不迭地摇头：“不行不行，不能剪，头发剪了《感动中国》就不能成功了……”梁建增疑惑地瞪着他，不知这奇谈怪论从何而来。那双米白色的皮鞋慢慢穿成了土黄色，有细心的女同事来问：“朱波，你怎么总穿这双鞋？有什么特别意义吗？”他也不解释。
钱没着落，但别的方面得推进。候选人大致确定了，经过核实后的人物故事简短地写清楚，向领导汇报。梁建增看完立刻就有了信心。的确，电视媒体几乎没有从这个角度观察过社会，这群人有的是头一次面对观众，有的是心目中已经锁定的，总体看，赢得观众是有把握的。
朱波趁着梁建增满意赶紧提问题：“梁主任，问题来了，钱不够。”
梁建增头也不抬，问：“差多少呢？”
朱波小心翼翼地说：“差100万。”
梁建增的目光仍然在人物报告上，没惊讶，也没反对。
朱波蒙了。
过了半晌，梁建增抬起头说：“这样吧。钱，我这里没有。但是我可以出面帮你募捐。我和大家商量，让《新闻调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出钱，凑100万，借给你。如果节目成功，你不用还，明年的广告收益自然会填补上。如果不成功，当然也不用你还，但是我会和大家说，你们的钱让朱波给糟蹋了。怎么样，不丢人吧？”
朱波苦笑，问：“没别的办法了？”
梁建增还是不抬头，看报告。
朱波怕这个机会也没有了，赶紧说：“不丢人，就这么干吧。”
钱到位了，各路人马顺利推进。
戴着帽子工作的陈镭果然有了灵感。一番功夫过后，人物短片拍出来了，审第一批片子的时候，朱波和樊馨蔓等人是抹着眼泪看完的。再找人谈合作时，朱波和樊馨蔓就多了一件秘密武器。他们带一个小型的视频播放器，先不说什么事，而是先讲这些人物的故事，再给对方放短片看，等把对方看哭了，再告诉他们：“这些人物就是这样的，你生活中见过这样的人么？但他们就是真实存在的，为个道理，为个不相关的人，连命都搭进去了，我们也是非常佩服，从内心里非常想把这些事告诉给观众。你们说，这事是不是值得一做？另外，你看，我们这是第一次，是没有广告支持的。只要能维持住，差不多就行了，就不要当生意做了……”
感动真是有价值的。有了这些人物故事做铺垫，事情进展就顺利多了，没有人再来计较钱的事情，合作者都被折服了，他们是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参与到这个节目中来，大家都觉得是在做公益，而不是在做生意。
到最后一台晚会做下来，转播车，灯光音响，租剧院，拍摄差旅等等都是最低价拿下的。第一届《感动中国》还有很多未曾和大家见面的部分。颁奖典礼邀请了很多嘉宾，包括黑鸭子、韩红、殷秀梅、孙楠、钢琴家刘诗昆等着名演员和演艺团体。刘诗昆还从香港飞来，大家都不要出场费。奇迹般的，如此一场规模的晚会，在100万内控制着做下来了。
最初给朱波当头一棒的舞美经费，后来台里舞美灯光都帮忙想办法，最终25万做下来了。
如今10届晚会做下来，《感动中国》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第一品牌”，社会影响力巨大，也为台里创造了相当的经济效益，作为单体节目，《感动中国》广告收益仅次于春晚，但投入成本是最低的，从投入和产出上看，它可以说是中央电视台性价比最高的节目。
没有参与者会计较钱的事情，大家都是在做公益。推选委员们虽然是于丹、易中天、贾平凹、金庸等名人名家，这么多年过去，每年也就是只拿象征性的1000元稿酬。
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就是感动的力量。
确定节目形态
人物故事短片播放、现场采访、宣读推荐词和颁奖词、为获奖者颁奖，《感动中国》首创的“四段式”颁奖仪式结构，后来被国内同类节目广泛复制使用。颁奖词在电视形式上是一次创造，它借鉴于诺贝尔颁奖。
第一届《感动中国》人物进入最后的评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