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名候选人，附带了各地网友的评论，推荐材料的夸张，还有不同媒体的折射，一切事实都呈现出多个角度。如何衡量这些感动？节目组最先陷入了一种混乱当中。
评选的票数总结出来，首先就受到了质疑。推选委员们质问这些投票有没有地方因素？是不是有的地方会组织投票？有些人很少见诸媒体，人们对其无从了解，通过网络投票来评选知名人士与无名者是不公平的。
网络投票之外，电话和邮寄信件投票也是受到限制的。穷乡僻壤中的奋斗者怎么可能有更多选票？即便是村民愿意多花成本来推荐他们的英雄，但是这和发达地区比还是九牛一毛。
如果完全按票计，恐怕会很快见到“感动”的负面：媒体评选所受的限制，会导致评选是少数人的评选，比如同样是抢救落水儿童牺牲的英雄，同样的事迹，谁更令人感动？这很难说清楚，但会变成候选人所在地区之间的网络终端拥有量对比。
《感动中国》当然要感动，也要公平，但是这种公平无法完全通过投票的方式实现。推委会达成了共识。在2002年的现实情况下，公平只能由推委的良心提供。
20名候选人资料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中依次播出。
推委们的手册，一本一本地寄来，票数一一被记录在案。按照规定，他们每个人应当投十票，这样才具有统计意义。但推委们相当吝啬，他们大概非常珍惜自己手中的权力，多数人只投出六七票，最少的只有两三票。他们会在手册上写下自己的推荐语，这时候，他们毫不吝惜自己的热情。
2003年1月1日，别人都在欢度元旦的时候，节目组在马不停蹄地工作。十个人终于定下来。对节目组来说，多半在意料中，但还是有新鲜的惊喜：
勤政爱民的湖南省委原副书记郑培民；
被誉为“新时代愚公”的河南辉县上八里镇回龙村党支书张荣锁；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打破蓝田神话”的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
舍己救人的重庆鱼田堡煤矿103队队长张前东；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
篮球运动员姚明；
勇斗歹徒光荣牺牲的乌鲁木齐市小西门派出所教导员赵新民；
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
10天之后，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感动人物将登上《感动中国》的舞台。节目组的每个成员既兴奋期待，又有些惴惴不安，他们，能像感动我们一样，感动中国吗？
每个人都曾经感动过。你可能清楚地记得那一刻的很多细节，却很难清晰描述：到底是什么？怎样打动你内心？或者再深一步，打动你内心的哪部分？
越是理性的人越难以被感动。我们可以假设世界上有一个无所不知明察秋毫的人，他了解这个世界的现实，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熟知自己心灵的每个角落，那么他一定很少感动。
可以说，感动和超脱总是相对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真正超脱的人很少，所以感动人并不算难。
这是《感动中国》节目组最初的认识，也是一切信心的出发点。所以《感动中国》不光是要赚来泪水，还要让更多人通过节目，认识世界、了解自己。
这是个常识，可是有点空洞，怎样把它转化成一种策略？使之贯穿到节目中，让每个节目能真实触动所有人的内心，这才是难点。
这将是一个怎样的颁奖仪式呢？
从整个创作团队的核心看，他们都是新手，但也是高手中的高手。2002年，他们就是在这种两个极端的矛盾中合作的。他们的确是第一次涉足晚会领域，他们足够谦虚，以一个新手的态度向每个人学习，但是他们又很坚持，对自己看好的内容非常坚定，这种坚定的执拗特别像个中老手。
争执中，总导演和制片人作了一些分工，在别人负责的领域，你只有建议权，但对自己的领域要完全的负责。这也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这样才顺利地推进下去。
制片人和总导演的分工是，朱波确定候选人，并负责主持人致辞、采访，最后的颁奖词等等，而晚会语言和内容外的东西，包括音乐、灯光、舞美的设计，这都是樊馨蔓负责。
节目的形态也在争论中定下了轮廓。
颁奖典礼中外皆有，但《感动中国》与所有的颁奖都不大一样。西方的颁奖通常是娱乐界的最爱，电影、电视、流行歌曲各种奖项争奇斗艳，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不能借鉴。国内有类似的项目，但多数是专业领域内完成，如最有影响的《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也才不过一年的历史。而《感动中国》与此不同，它所涉及的是人的精神和道德层面，晚会所要涵盖的主题和情绪之多、之广、之复杂，是别的颁奖所无法替代的。表现一种情绪不是难事，难的是十个人十种情绪，而且你还要完成平顺的转换。
当然，还有条件的限制。《感动中国》不是奥斯卡，不是艾美奖，它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大阵仗，但是所要表现的内容偏偏比这些奖项要多十倍。
樊馨蔓的思路就总是在这些人之间跳来跳去。她总是拿起电话，向一个人解释音乐的节奏，然后再拿起电话，听另外一个人讲灯光的色彩和塑造。电话不断地响，她就在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之间跳。
节目形态也最终确定下来——“四段式”庆典结构：人物故事短片播放，现场采访，宣读推荐词和颁奖词，为获奖者颁奖。
播放人物短片，因为这是电视节目，必须发挥电视之长。把一个人的一生或者几十年浓缩在5-7分钟里。而拍摄短片表现人物，也恰恰是这个团队的长项。
现场采访，同样是电视的常规动作。《感动中国》拥有最优秀的主持人，挖掘情感，挖掘人物内心，也是《感动中国》的优势，所以必须得有。
颁奖词在电视形式上是一次创造，当然也是从其他的颁奖中借鉴来的。这里所说的其他颁奖是指非娱乐类项目，比如诺贝尔颁奖。因为获奖的项目涉及复杂的精神层面，所以颁奖方必须向公众有一个解释，告诉公众我们为什么选择它。《感动中国》与此有类似的地方。创新是大胆的，但是成功与否，又很难说了。形式是樊馨蔓来定，而颁奖内容由朱波负责，他们还必须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颁奖环节不用商量必须得有。问题是怎样才能和别人的颁奖不同，怎样才能体现一个国家的道德奖项，怎样才能把对一个普通人的最高敬意恰当地表达出来，让观众拜服，但决不过火。
后来的事实证明，晚会的形式是成功的。因为这一颁奖仪式结构被国内同类庆典节目广泛地复制使用。
主持人由白岩松和敬一丹担任，丝毫没有悬念，无论是从经验还是形象上，当之无愧。《感动中国》不想用新人，因为这是一个和中国人的情感密切相关的节目。需要大家风范，需要良好的形象。两个人在接到任务后，都很轻松地表示，一定完成任务，表情、语气和承担其他晚会没什么不一样。
这让樊馨蔓有点着急，但朱波很沉得住气。樊馨蔓悄悄和朱波沟通：“他们是不是有点轻率了？《感动中国》和别的节目是不一样的，我是不是再和他们沟通一下？”
朱波笑笑，拦住她：“你放心，他们都很明白。他们外表越轻松，心里越是有数的。好的主持人什么样？教材上怎么说的？举重若轻！这就是传说中的举重若轻，你就放心吧。”
放心了的樊馨蔓开始转而折磨另外三个人，一个是录音总设计师陈晨，一个是舞美设计慕峰，一个是灯光总设计刘文豪。
陈晨是樊馨蔓在担任《直播中国》导演时认识的，相互信任，合作很稳定。樊馨蔓的执拗还在于，她相信人品和作品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在工作中保持诚恳、执着认真的人，他的作品一定是好作品。陈晨就是这样的人。樊馨蔓相信他推荐的也一定是这样的人。慕峰和刘文豪就是陈晨推荐的。
而另外被折磨的人也是个新手，配音员大象。大象不是专业的配音，他是一位纪录片导演，偶尔为自己的作品配音。樊馨蔓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坚持选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家伙。
随着晚会时间一天一天临近，各人都开始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朱波开始联络邀请各位获奖人，樊馨蔓开始出晚会方案。樊馨蔓的执着和完美主义在这时候体现出来了。
她首先坚持不进台里的演播室，要让这些人物摆脱以往中央电视台演播室的高大全人物的颁奖情况。她说一定要给人一个舞台，一定要让获奖者接受所有人尊敬的目光，而演播室的感觉带有某种娱乐性质。从此《感动中国》10届做下来，一次都没进入台里的演播室。
其次，她坚持不用台里建议的资料音乐，人物短片音乐和晚会现场音乐全部要原创。两个多小时的节目，每个人物设计4到5段音乐，这既给作曲增加难度，同时也增加了一笔巨额经费。但樊馨蔓说，音乐并不只是配乐的作用，它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能塑造一个人精神层面的形象，那种感觉是任何语言和画面都难以传达的。所以，一定得在音乐上花很大的功夫。这些获奖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为每个人物专门设计音乐，一定要坚持原创。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每届晚会，获奖人出场、接受采访、站起来接受颁奖、竖屏上红绸落下露出名字、再走下舞台，每个人物都设计有4到5段音乐，这是多年来的坚持。
还有灯光，台里没有一台晚会是像《感动中国》灯光这么讲究的。樊馨蔓认为，灯光对于一台晚会而言，不是照明而是塑造，比如说不同的人物，他是悲情，是仗义，还是孝顺，光的色彩就不一样。
最后，她坚持用评论部自己的摄影。一般像大型的晚会，都是用有熟练演播室工作经验的摄影，因为各台机器相互配合非常重要。但她却说评论部的摄影都是拍纪录片拍专题片的高手，虽然现场的这种配合都比较生疏，但是他们会很好……
樊馨蔓是个秀丽的江南女子，外形看起来很柔弱，总是柔声细语，但一投入到工作中，立即显出寸步不让的强势，那种固执和认真，时刻呈现出一种燃烧的状态。
同时，朱波也在和编导们一遍一遍改着人物短片，人物短片是观众了解人物的第一环节，非常重要，5到7分钟的短片要打动人，一定要有创作技巧，就像写800字的人物事迹一样，要在这么短的篇幅里打动人，多难啊。
就这样，每个环节反复打磨，追求完美，终于到了晚会录制的这天。
这一天将写进电视历史
一群有梦想没有经验的人，开始执行他们准备感动一个国家的电视计划。将来，你可以骄傲地对你的父母和孩子讲，这一天，你在现场。
2003年1月12日晚，北京。风呼呼地吹，冷得要命。
这是第一届《感动中国》录制的时间。
一群有梦想没有经验的人，开始执行他们准备感动一个国家的电视计划。
国安剧院位于北京北部，亚运村偏西一点的地方，这是《感动中国》的录制现场。即便是在2002年北京的演出场中比较，国安剧院也不是一流的，场地面积、设施、场外接待能力、道路交通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地方。但《感动中国》偏偏选择了这里。
节目组有自己的无可奈何。首先，节目组没有钱，只有100万的预算，租一流的剧院基本上不可能。其次，即便是有钱，这时候也租不到好的剧院，因为临近春节，正是演出的旺季，一流的演出场地这段日子的租用合同，早在两年前就已经签好了。而总导演樊馨蔓对演出场地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剧院。
在提交给领导的报告中，樊馨蔓这样阐述：剧院具有一种庄严感，剧院的舞台，一个聚集了所有在场人眼睛视向的舞台，那种众目所向仿佛还留有千年之前某一种神圣仪式的期待和信仰，相比之下，电视台的演播室更有一种“节目制作”的迹象。
虽然《感动中国》是一台录制播出的节目，但是总导演樊馨蔓非常执拗地认为，这不仅仅是个节目。她总是在各种场合面对伙伴们半信半疑的目光，耐心地解释她的想法。最后，不是她说服了大家，而是大家出于对一个执着伙伴的信任，最后选择了剧院。
一台十迅道的转播车停在剧院的停车场上。
离晚会正式开始还有两个小时。陈虻走上这辆车的折叠舷梯，打开门，一股热气和嘈杂的声浪宣泄到冰凉的夜里。不到10平米的空间，起码有七八人在忙碌。每个人都在忙碌，樊馨蔓盯着屏幕墙，屏幕中所展现的正是剧场内一次演练。她大声叫停，通过步话机让4号和5号摄像重新来一遍，同时提醒视频工程师在这个环节提亮一点光圈。她的余光看到了刚进屋子里的主管领导陈虻，打了个招呼，然后又开始调动现场。
陈虻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樊馨蔓的工作状态。从前所见到的也只是电视剪辑、写稿或者采访拍摄，属于单兵作战，现在，基本上是师团级战役了。陈虻听到太多工种在步话机中呼叫，等待回复。而樊馨蔓总是有条不紊，按照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呼叫声音的高度，来先处理最紧急的，安抚次要的，鼓励不在状态的，偶尔还要训斥那些不能完成协作的。15秒内，可能要转换四种语气，面对多个岗位。“她还能抽出空来和自己打招呼？”陈虻想，“这姑娘真是有本事。”
樊馨蔓的眼圈有点发乌，尽管灯光有点暗，但陈虻还是注意到了。的确，樊馨蔓已经连续一周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她最近几天常常做同样的梦，梦见晚会正在录制，灯光明暗，人影来去，舞台现场搭好的屏幕墙突然塌下来，而梦总是在这时候惊醒。醒来就再也睡不着。舞美设计慕峰听说这件事，特意来解释，告诉她材料的承重，钢架结构的原理，还有彩色屏幕的重量，以及各个点力量的分布。樊馨蔓总是客气地说：“抱歉抱歉，是我不懂，从前没做过，只是一个梦。”可第二天，她还是会做同样的梦，在同样的点惊醒，同样再醒着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