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尾山宏带领下的律师团规定，不向中国受害人收取代理费，受害人来日本的一切费用均由团内解决。律师团的经费是由退休的日本老人组成的“支持会”所捐出的一部分退休金，这远远不够。八年来，他们已经花费了800多万元人民币。律师团最大的开销是请中国受害者到日本出庭。中国当事人从走出家门，到日本打官司，再回到家，这个过程中自己不需要花一分钱，因为律师团是免费为中国受害者诉讼。
很多时候尾山宏需要从家里拿钱，夫人对他非常理解和支持。尾山宏先生他们提起了近30件诉讼案，但胜诉的案子很少，不过，在他们看来，胜利是令人高兴的，但面对失败，他们也不觉得沮丧，认为这本是一件循序渐进的事情，得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和晶最后说：人不是因国别来区分的，而是因心灵与人格来区分的。
朱波听着听着，被这个为了正义持续斗争了将近40年的日本老人打动了，说：“如果这人确实特别好的话，也不是不可以考虑。我再核实一下，找到参与诉讼的中方律师谈谈。”
朱波调看了所有能搜集到的尾山宏的资料，约见了几年来一直跟拍日本律师团的纪录片导演，还邀请了和尾山宏并肩工作的中方律师。他们拿来了图片、文字、影像等各种资料，告诉朱波，老先生在日本压力特别大，右翼分子叫他“日奸”，当时去日本战争索赔的人没有钱，老先生给他们垫去日本的路费和食宿费，还请了一堆律师组成律师团，真的不容易。尾山宏的举动触怒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许多人给他发来恐吓信，还经常在半夜里打恐吓电话……但尾山宏对此不屑一顾：“他们越猖狂越表明自己心虚。”
朱波越是深入了解尾山宏所做的事情，越觉得惭愧，他承认自己以前确实狭隘了，老先生在国内顶着那么大压力给中国人做事，日本人管他叫“日奸”，如果我们中国人也不理解他，岂不跟日本右翼分子一样了吗？如果尾山宏不得奖，朱波倒认为是中国人的耻辱了。
但朱波也有隐隐的担心，这是《感动中国》的第二届，正是备受瞩目处于上升趋势的时候，如果观众不接受一个日本人，那节目会受到很大冲击，有损整个品牌形象。但不管怎样，朱波还是觉得，这位老先生可以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那么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勇敢，站在人类正义的高度向尾山宏致敬，让更多人看到，日本民间还有对战争深刻反省，为了维护正义不懈斗争的人。
朱波把尾山宏的资料整理后，送交梁建增。梁建增也一惊：“你怎么找个日本人来？”朱波说：“这不是一般的日本人，我给您讲讲他的故事。”梁建增听后，说：“这人挺好的。他入选《感动中国》也能体现咱中国人的胸怀，不能那么狭隘。”梁建增再往上报，报给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李主任反应也是一样：“怎么选了一日本人进来？”再听陈述理由，也觉得挺好。这个人物很快就被转交到推委会委员们的案头。经过征询推委们的意见，节目组终于决定将尾山宏列为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推选这一个人物，对《感动中国》来说是个相当大胆的突破。除了担心观众的反应以外，节目组还担心尾山宏先生自己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奖项，因为毕竟他在国内已经压力重重，也不为一些同胞所理解，这样一个来自中国的大奖颁给他，会不会给他造成更大的困扰？
当节目组和尾山宏联系，请他到中国来领奖的时候，老先生很惊讶，觉得这奖特别大，虽然有压力，但是老先生却很高兴，说：“我做这事，其实不只是为了中国人，最终是为日本人。若日本人不好好反省这错误，日本民族就无法向前走。我还是爱我国家，爱我民族的。”
尾山宏认为，作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来说，提出索赔诉讼，这是他们个人的权利；从日本的角度来说，诉讼的意义，在于使国家明确自己的侵略。
尾山宏的回答令节目组感到意外，大家都被他心灵的宽广与强大震撼了。尾山宏老先生最后出现在颁奖现场时，掌声雷动，一些观众在仪式结束后，专程到休息室向尾山宏鞠躬致意。而原来曾反对尾山宏入选的制片人们，在看了节目后，也都改变了认识。
尾山宏的当选，事实上并没出现节目组担心的情形。宽厚的中国人再一次展现了大国国民的气度与胸襟。尾山宏先生是第一个进《感动中国》的外国人，又是一个日本人，这对《感动中国》来说，是个重大突破，让《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打破了国别和地域限制，更重要的是，让这个节目的价值观突破了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局限，升华到人类正义的高度。
其实通过尾山宏这个人物，节目组想让中国人也看到这样一种崇高的心灵，也受到教育，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虽然在日本政府高层，官员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在民间，也有像尾山宏这样的人，为公平与正义不懈努力。并且，尾山宏也不是孤军奋战，在他带领下的“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要求索赔日本律师团”，今天已经有了三百多位志愿者律师，而且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他们不仅不收取任何费用，还经常资助受害人赴日的费用，有的律师还因为长期投入此项事业过着极为拮据贫困的生活。
尾山宏和律师团志愿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善良与正义的希望。法律手段是为中国受害者伸张正义的途径，但诉讼的意义却绝非仅为受害者争取到赔偿。用尾山宏的观点来说，诉讼是对整个日本民族的历史教育，而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对人、人性和人的权利的关怀，则令“这些诉讼的意义贡献于全人类，也贡献于人类的未来”。
卢安克：拒绝感动中国
尾山宏之后，外国人开始进入《感动中国》的视野。2006年，节目组主动向一位扎根广西山村、从事留守儿童教育工作的德国教师抛出橄榄枝，却遇到了一次礼貌的拒绝，这是《感动中国》的第一次碰壁……
《感动中国》是一项媒体公益评奖，虽没有奖金，不能给入选者带来实际利益，但这种道德层面和精神高度上的认可，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很少有人能拒绝《感动中国》，但在2006年，偏偏有一位德国人，他拒绝成为《感动中国》人物。
他叫卢安克。2003年以后，他的故事开始在媒体上小范围的流传，热度并不高，但让人充满了好奇。各种各样的说法，让人觉得奇怪，搞不清这个德国人到底在干什么。
从2012年的维度看，似乎更清晰一些。简单地说，卢安克是个教育研究爱好者。从1997年来到中国，就选择在广西河池地区的大山深处从事教育工作。
媒体一般会说，这是一个支教者，但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我们说支教，是指志愿支援教育。但卢安克不是老师，没有教师资格，甚至几次被当地政府驱逐、罚款。可是他仍然想各种办法留下来，他借用外国人身份，给自己设立一个文化事业办事处，用这个办事处的名义派自己到深山里去，这样就规避当地对外国人的管理规定。
可以肯定的说，他是个纯粹的人，真实的人。他从不强调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他热爱孩子，但绝对不是那种饱含深情让人流泪的热爱。他的热情在于教育，他希望用一种自己的方式，用最原始的人际接触的方式来探究教育的秘密。
他每周去一趟县城，到外地永远是硬座火车。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赌博、不恋爱。
他没有钱，不收捐款，只向村民索取一点米作为教育的报酬。他不是隐居，也没有宗教背景，不想改变社会现实，他关注的只是教育：怎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发生改变？
每隔半年，他都往相关的教育部门寄一次他的研究成果，但没人理他。
到2006年，卢安克已经改变了一些乡村的生活。这个改变不是翻天覆地的，而是一种很难描述的细微变化。比如他让小学生参与为村里设计几条乡村道路并开始修建，师生共同完成一部纪录片的拍摄等等。开始的时候，村民们在一旁围观，慢慢的觉得有趣，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加入进来。
这些都是卢安克的教育实验，村子没有因此富裕起来，卢安克也说：“我不是来扶贫的。如果只帮他们赚钱回来，村里得到的变化只是：不用再那么辛苦地从早到晚干活，以前的生活任务没了，可能赋予生活意义的新的任务又没有。结果，他们的心里会越来越空虚、弱和不健康。”
2006年底，有人推荐卢安克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节目组拿着他的材料有点无所适从：他的作为是不是“感动”？
争论分成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包含了陈镭和一部分编导，他们认为：作为个人，卢安克是精彩的，他的生活方式、目标和实践方式都让人内心一震，让我们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价值产生怀疑。但是他和中国并没有太多关系。他是在中国工作，并付出努力，那也是机缘巧合，他可能在非洲、南美或者中东任何贫穷落后的地区，他专注的是教育如何改变人，而不是如何改变中国人。
另外，陈镭老师还有一个考虑：卢安克的人生虽让我们感动，但并不能感动所有中国人，因为，这个人与众不同的价值取向、太过另类的生活方式，不一定能被所有的中国人理解。我们不确定，他是否能让人直接产生感动。
而另一个阵营是樊馨蔓和其他一些编导策划们，他们并不否认陈镭的看法。但也坚持：这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给了中国人相当的影响，这是事实。再者，新的人物、新的情感或者新的价值观，在开始的时候总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但如果这个方向和《感动中国》的价值观是相符合的，那么不管多么小众，也应该放大他，让他影响更多人。
这场争论硝烟弥漫，反对派以陈镭为首，强调卢安克和中国的关系，讨论《感动中国》节目的功能和传播现实，接下去轻度指涉赞成派属于不成熟的文艺青年，把别人的个人理想一厢情愿配上民族情感。
而赞成者则说反对派心存窠臼，以现实的理由扼杀新的价值取向，阻挡一个新的形象可能给节目带来巨大变化的潜力。
卢安克这个人物是否符合《感动中国》的标准？争论进行了很久，却没有结果。渐渐的，大家发现，节目组对卢安克这个人的了解还是碎片式的，还没有人深入细致地接触过这个人，而接触过他的人所提供的信息，是非常个人化的，和“感动”这个词很难挂钩。
朱波一边听大家的争论，一边翻看卢安克的资料，他注意到两个细节：一，卢安克的教育路线，有一个从城市往乡村发展的过程；二，卢安克教育和陪伴的，是一群孤独的留守儿童。
这种对比很有意思，这群孩子的父母，为了生计抛下家园和孩子，去城市讨生活，而一个从繁华都市来的外国人，却逐步往更穷更偏的大山里迁徙，最终扎根山村教育。
不管卢安克的价值观是否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他这个关注留守儿童献身教育的行为，本身就挺令人感动的。朱波有了主意。他让争论停止下来，提出一个简单的办法：“我们派摄制组去采访卢安克，和他深入接触一下，同时问问他对‘感动’是怎么看的，他觉得自己能不能感动中国。”
可摄制组还没来得及出发，2006年《感动中国》候选人的资料刚刚挂到网上，卢安克的反馈就回来了。
他被自己突然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这件事吓坏了，给节目组写了封信，请推选委员们千万别选他。他说，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请你们别选我。我不想感动中国，只能是中国感动我。
这个德国人非常客气地解释说，自己只是想进行一些研究，最需要的是安静地和孩子们相处，外来的荣誉或者物质太多，会改变孩子们的心态，也改变他研究计划的环境。留在乡村做教育研究只是一种个人行为，不愿接受采访，不愿大张旗鼓地宣传，担心这些会影响他平静的生活。
2006年，是《感动中国》如日中天的时候，全国有超过几千万张的选票从网络、邮局和媒体上回复过来，但这个德国人显然不能全部理解“感动”这两个字在当下中国的全部含义。
这是朱波第一次被候选人拒绝，他拿着信想了很久，没法跟大家解释这个德国人为什么会拒绝感动。朱波只是说，这是一个害羞的人，他不需要荣誉，荣誉会改变他的生活。我们得尊重他的个人意愿。
卢安克能否感动中国，虽然还没有形成评选结果，但节目组毕竟主动向他表达过这方面的意思。五年来，杨利伟、姚明、刘翔、成龙他们都曾站在这个舞台上，但现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德国人却拒绝了《感动中国》。
这件事没有扩散。但卢安克这种坚决抗拒得奖，远离荣誉甘守平淡的行为，却令节目组多少有些震撼。
没有人再去争论卢安克的行为是否够得上“感动”，这个德国人没有成为2006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其实，是节目组给予他的一种尊重。
朱波说，我们给一些人授予《感动中国》荣誉，这是一种尊重；这次，我们不给卢安克这个荣誉，同样是出于尊重。
卢安克不希望别人去观察他、研究他、报道他，但《感动中国》节目组还是持续关注这个德国人在中国的作为。
2007年4月，卢安克接受中国邀请，成为广西共青团的志愿者，继续在山区教书，他用自己的方式给孩子上自然（科学）、美术和音乐。
2008年，他在给学生上课的同时，和学生合作拍摄了电视剧《和平剑》。拍摄在每周固定时间进行，持续了几乎一年。
2009年，卢安克跟河池电视台合作，把课堂资料做成电视节目《留守娃》。
2009年，卢安克为圆善合作社打工，翻译书籍和设计网页。
2009年，卢安克第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采访。他说，这给我带来了很多新的责任。
2010年，卢安克参与电视栏目《快乐人小剧场》，帮助他们拍摄剪辑关于教育活动的纪录片。
2011年，他开始尝试和学生们一同创作歌曲。并开始研究留守儿童与乡村支教志愿者的关系。
显然，卢安克在发生一些改变，但是没有人能说清是哪一种改变。2009年，卢安克在接受《面对面》柴静采访时说：“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那么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那么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
朱波微微有些触动，下意识地思索，这位德国人在价值观方面，到底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2009年，另一个外国人进入《感动中国》的视野。她是卢安克的同胞，德国姑娘萨布利亚·坦贝肯。这是一个更具传奇色彩的盲人。1997年，当卢安克来到广西的时候，她来到西藏。
关于她的事迹描述中说：她骑马穿越西藏，第一个开发出藏语盲文，创办盲童学校，给西藏盲童带来知识之光。她还邀请登山团队来到西藏，指导盲童们向喜马拉雅山脉一座海拔7000余米的高峰发起挑战。
萨布利亚·坦贝肯没有拒绝《感动中国》，只是因为当时身在印度进行教育计划，不能赶到北京颁奖现场。她愉快地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表达自己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