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湖南这批绅士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落后的和盲目排外的，用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来形容他们一点也不过分。近代湖南人反洋教、反开埠、反对发展工矿业和各种改革，始作俑者便是这批绅士。大约到了甲午战争之后，湖南的绅士队伍开始出现了分化。从政治倾向来讲，进步绅士中可以分为三派：一是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民族工商业。这一派以王先谦、叶德辉等洋务派绅士为代表，他们骨子里并不想变，但迫于形势，不得不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二是立宪派绅士。以谭嗣同、唐才常及稍后的谭延闿、龙璋、粟勘时等人为首。三是部分下层绅士不满清王朝的黑暗统治，而加入会党和各种革命组织，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统治。如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陈天华（曾为廪生）、黄兴、宋教仁、谭人风、刘揆一（均为清末秀才）、陈作新（监生）等人。立宪派和革命派都主张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改造中国，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但这些绅士大多在省外，尤其是革命派绅士几乎不在本省，而本省内的绅士大多还是保守的，尤其是“新政失败之后，湖南的工矿发展完全落在守旧派的手中，他们在保守中有一些现代化的活动……湖南就在保守中徐徐前进的”。
从地域流向来讲，传统绅士与乡土有着不解之缘，他们来源于农村又回归农村。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岳州、长沙开埠及1905年废科举之后，绅士开始纷纷迁入城市，有的从事商业、矿业、金融，有的接受或从事新式教育（如办学堂或出国留学等），有的则从政等等。这一批绅士在向资产阶级演化。如湖南宁乡绅士陈家鼎（字汉元），“年十五，补博士弟子员。未几，复考入湖北武普通学堂，旋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遍交志士。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已，先总理孙公在东京改组兴中会为中国同盟会，汉元首先加入，以文学宣传排满，乃与章炳麟、胡汉民等创设《民报》，下笔万言，发人深省”。又如蔡锷，“年十四，补诸生”，后人日本军官学校。大量绅士入城，削弱了农村封建统治的基础，扩大了资产阶级队伍，使现代化的群体壮大。留在农村的绅士，由于活动范围的狭窄，受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影响而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在思想上更趋保守，逐渐走向没落，这批绅士大多向封建地主转化。张仲礼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民国时期的绅士主要是指地主集团，那时帝国时期的绅士已不复存在。”这批绅士也就是劣绅，与土豪等同了，被称为土豪劣绅，成为中国落后的政治势力代表。
二、新兴阶层的崛起
鸦片战争以后，湖南社会的演变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广度与深度上都同沿海一些省份有一定差距。晚清以降出现了二元经济形态，因此，除了原有的农民和地主这两大基本阶层外，又出现了工人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现代社会的阶层。
（一）资产阶级
湖南的资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王继平教授总结了晚清湖南资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三个特点，即滞后性、早熟性、软弱性与妥协性。这一概括是恰当的。众所周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湖南直到甲午战争以后才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整整晚了二十多年。尽管如此，湖南资产阶级面对着空前的民族危机，迅速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是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究其原因，中国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是来源于买办、官僚、商人和地主，他们投资新兴企业的初衷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其政治参与愿望起初并不强烈。湖南的情况则不同，湖南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数不多，且大部分来自绅士，但倾向进步和改革，是社会精英阶层，他们原来在乡村就要为国家分忧解难，其政治意识无疑要比一般的商人、买办、地主等阶层要强。这些由绅士转化来的民族资产阶级投资于近代企业，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主要的还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抵制外国的侵略。甲午战争后，先进的湖南人就喊出“救中国自湖南始”的口号。因此，湖南资产阶级产生后，便迅速登上了政治舞台，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展现了足以影响全国的力量。但在革命中，其软弱性与妥协性也显而易见。湖南的民族资产阶级人数究竟有多少，目前尚缺乏确切的统计数字。
（二）工人阶级
近代湖南在甲午战争之前，只有手工工人，而无近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湖南的产业工人与湖南的资产阶级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主要集中于官办和民营工矿业中。据不完全统计，到五四运动前后，湖南工人人数应在2万左右。20世纪30年代，湖南工业在稳步发展，但有多少工人，目前缺乏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比五四运动时期产业工人的人数要多。
湖南工人的数量虽不多，但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长沙、湘潭、常宁水口山、新化的锡矿山等地。这些工人工作时间长，一般都超过10小时，有的达16小时；劳动条件差，尤其是矿山，工人的生命毫无保障；同时工资低。以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为例，工人们每天在不见天日的窿道里工作12个小时以上，每个工人只有一条手帕，有三种用途：上井时用它围着下身当裤子，下井用它包头当矿帽，到澡堂洗澡时用它当澡巾。矿工安全得不到保障，事故层出不穷。1929年甲五层采场硝筒爆炸，死亡12人，重伤24人。张敬尧督湘时，工人每月工资不到2元，且不能及时全部发放。正因为这样，湖南工人阶级不断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湖南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常宁水口山的工人，在共产党员蒋先云等领导下，于1922年底成立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随即3000多名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北伐军进军湖南前夕，成立了工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水口山800矿工参加了朱德的部队，上了井冈山。1937年朱德曾回忆说，水口山矿工是“最有纪律的、最勇敢，在政治上最进步的。”
三、湖南农村社会的变革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传统社会。政治上，农民被剥夺参政的权利；经济上，农民受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终年劳作而难以养家糊口；思想文化上，农民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观念陈旧，常有自卑心理。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受到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捆绑，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变革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近代以来，太平天国起义途经湖南，沿途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湖南封建统治秩序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辛亥革命中，湖南在全国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湖南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没有多大的变化。革命党人的依靠力量并不是工农大众，而是会党和新军。直到孙中山病逝前几年，才发现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也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工人运动上，但“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逐渐认识到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1923年，毛泽东派刘东轩、谢怀德到湖南衡山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成立了湖南省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达万余人，但不久就被赵恒惕破坏。国共合作建立后，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北伐战争，湖南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湖南农民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据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统计，湖南成立县农协41个，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达4，517，140人，占全国900多万农民协会会员的一半以上。其中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几乎全体农民都加入到农会中。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列举了湖南农民革命的14件大事：即在政治上打击地主，左右县乡政权，推翻族权、神权、夫权，推翻土豪劣绅的统治；经济上，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组织合作社等；文化上，举办“农民学校”（即夜校）；在社会风气上，禁止赌博和鸦片、清除盗匪等。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不仅支援了北伐战争，而且极大地动摇了阻碍中国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的封建统治基础，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没有的壮举，是农民走向解放的先声。因此，这一时期湖南农村的封建势力遭到了空前的打击。虽然后来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对工农群众进行镇压，农村的封建势力反攻倒算，湖南农村社会的变革夭折了，但其影响力不可低估。
总之，在甲午战争以前，湖南是封闭落后的，全省各地基本上看不到现代化的痕迹。此后，湖南的现代化开始启动，并得到初步的发展。但是湖南现代化发展水平并不高，且发展不平衡，表现在：一是现代化的各层面发展程度不一，深度和广度不同；二是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在交通较发达的长沙、衡阳、岳阳等地现代化的轨迹较为明显，而湘西、湘南的广大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较缓慢，少数民族地区则更加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