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抗战时期湖南秘密社会组织发展较快，不但增加了一些新的派别，而且扩展到几乎每个县市，会员人数较以前大增，活动形式也没有战前那么隐秘了，具有半公开或公开性。帮会组织在深入城乡各地后，有的帮会组织则举起抗日大旗，参与抗战。但也有不少秘密社会组织成为日伪侵略中国的工具。因为进入民国以后，秘密社会组织渐渐地失去了政治斗争的意义，到30年代，秘密社会中已混入了不少的流氓地痞等恶势力。抗战爆发以后，恶霸流氓势力在秘密社会组织中急剧膨胀。在湖南，农村“尤以圈子会最凶狂，组织成分多系流氓地痞”。这些恶霸流氓势力在战时或与日伪势力相勾结，或与国民党势力纠合在一起，或纠缠于日伪与国民党势力之间，控制乡村社会。战后一些秘密社会组织则逐渐与国民党势力融合，不少秘密社会组织中的大小头目还出任了保甲长，横行乡里。这样，一方面它使得秘密社会中不少组织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纯粹的阻碍社会进步的“毒瘤”；另一方面，它架空了国民党在湖南乃至全国各乡村地区的统治基础，加剧了国民党政权与人民的对立。
下面就战时湖南影响较大的一些秘密社会组织作一个介绍。
一、会党
会党兴起于清代前中期，主要以天地会（或称洪门）、哥老会（或称红帮）、青帮为代表，其中又以天地会影响最大。乾隆末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林爽文起义，清政府加以镇压，并从法律上予以明文禁止。但由于天地会之宗旨为广大劳动者所接受，在林爽文起义失败后，天地会纷纷改变名称进行活动，如添弟会、三点会、三合会、忠义会、江湖串子会、双刀会、千刀会、小刀会、边钱会、哥老会、哥弟会等，总名目有三四十种之多。嘉庆、道光年间，会党势力向南方各省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以天地会为主体的会党系统的结构。
辛亥革命时，湖南会党积极参加了革命。湖南光复后，会党首要人物谭人风力图整顿会党，但遭到立宪派和士绅的反对，此后，会党成为湖南社会中一股落后势力。
会党在民国时期的湖南没有一个全省性的组织，各自为政，派系林立。抗战时期，湖南会党的主要组织有：哥弟会、洪帮、青帮、船帮、楚荆山等。参加会党组织的多系市井小民、小手工业者、破产农民、流民，也有土豪劣绅杂于其间，还有党、政、军、学、商等社会各界。抗战中，部分有民族自尊心的会党成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组织抗日游击队，参加抗日活动。如全国青帮头目杜心武，战时在湖南慈利一带活动。蒋介石委任他为全国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之职。杜心武于1941年离开慈利赴重庆，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以青帮的身份帮助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外地工作。第二年辞职回乡后，几次大开山门，广收门徒。在其影响下，不少青帮成员均参加了抗日活动。但也有不少会党成员，充当汉奸。
会党势力在战时湖南全省都有活动，各地的方志均有记载，现以衡阳为例加以说明。战前，衡阳的帮会势力较弱。战时衡阳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是大后方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内迁到衡阳的工商业人员和难民也相当多，其中有不少的是会党成员，于是帮会势力在衡阳发展起来。当时在衡阳活动的主要是洪帮和青帮，但洪帮势力弱于青帮。青帮分子张树森自称是青帮头子张树声的胞弟，打破青帮只在水上收徒的规矩，在衡阳的厂矿、铁路工人、司机、苦工中收徒，建立江淮泗帮。此外衡阳还建立了兴五六通字帮、嘉百帮、杭三帮等。衡阳沦陷前夕，由于大量厂矿撤退，青帮势力大为削弱。这时潜伏在衡阳的洪帮趁机和日伪组织中的汉奸、军统分子互相勾结，以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为幌子，到处开山立堂，广收徒弟。这些山头的山主大多数是外地来的，既有流氓地痞等恶势力，也有军统分子和伪政权的汉奸。如湖南军统头目唐承骝、军统衡阳首领罗济、日伪衡阳复兴委员会民政科长兼市军统分子郭佩青等人既掌握三青团、日伪汉奸组织，又掌握洪帮的宝华山，势力遍布衡阳城乡，形成三位一体的权力网络结构，帮会的性质也由此发生了变化。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中统为对抗三青团和军统，竟相在衡阳拉拢和发展帮会势力，帮会势力也有恃无恐，横行城乡。人们称“衡阳乃十人九帮之地”。现将1947年洪帮势力列表7—4。
从表7—4来看，战时和战后几年，衡阳会党势力的发展是惊人的，且帮会骨干成员渐与国民党融为一体，这是一个政权走向堕落的重要标志。
二、会道门
清末民初以来，秘密教门开始向会道门演变。会道门是会门和道门的名称，它是一秘密宗教组织，以曲解和杂糅儒释道三教而拼凑“教义”，作为维系内部关系的纽带。会道门组织名目繁多，在300多种以上。一般而言，一个县有好几个组织。会道门组织的教首们为了达到称帝和建立神权统治的目的，竭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反对民主共和制，与民国政权相对立。抗战时期，湖南的会道门组织在扩展，人数在不断增多，在全省30多个县市有活动据点。现将抗战时期湖南几个主要会道门组织的活动情况简介如下：
（一）一贯道
一贯道是从清代道光年间青莲教的分支——东震堂演化而来的，兴起于清末山东济宁的东震堂。道首刘清虚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成为一贯道的十六代祖师后，取《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一语，把东震堂改名为一贯道。不久，他因年老力衰而解散教团。一贯道的道权，落入其弟子路中一手中。1925年路中一死后，其妹路中节掌一贯道。1930年路中节死去，由路中一的弟子张光壁与其妻刘率贞、妾孙素珍设立中枢总佛堂，继而又设立金刚、敦化、礼化、天一四大坛口，传道于山东、河北等省。1931年一贯道传人湖南。抗战时期，一贯道组织在湖南得到发展。1940—1944年先后在常德、长沙、衡阳、耒阳、零陵等地设立总坛。由于一贯道的首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充当汪伪政权的“外交顾问”，一些大汉奸，如周佛海、王揖唐、褚民谊等也曾加入该组织，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抑制，战时在湖南发展的规模并不大。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曾一度下令取缔一贯道，但不久转而加以利用，使得这一组织在全国迅速蔓延，成为流传最广、势力最大、危害最为严重的会道门组织。湖南的情况也是如此，如一贯道于1942年传人衡阳，至1944年6月仅发展40余人。但到建国后衡阳市取缔一贯道时统计，本市城乡内外，共设坛70多处，道徒达4000余人。
（二）同善社
同善社是一种地域性较广的会道门组织，也是由清代的青莲教演化而来的。创始人系彭汝尊，四川省永州县龙水镇人。1917年在北京设立总社，次年湖南省同善社成立。同善社在湖南的活动以湘西为主，如龙山、永顺、晃县、黔阳、绥宁等地都设有分社，分社下设有正副社长和稽查、庶务、收支、教授、文牍、交际等6课。县以下设事务所。道徒既有商人、普通民众，也有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土豪劣绅、土匪等，且后者多系骨干成员。抗战时期，晃县同善社吴宗尧、秦善人等人，利用封建迷信活动，大肆宣扬“真命天子降世，救苦救难，枪打不响，刀砍不入”。组织3000人的队伍，在湘黔边境10多个县发动有名的“黔东事变”，震惊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历时近一年，才把这一暴乱平息下去。
（三）归根教
又名归根堂，包括老归根、新归根、西华堂、三华堂、五公经等支派。奉达摩为始祖，自称以儒家之礼，念佛家之经，练道家之气，宣扬“救苦”、“救难”。该教于清末民初传人湖南，抗战胜利前后发展较快。
该堂组织分众生、执事、天恩、引思、顶航、四八、十地、五行、祖帅等12层，有的还建立“神兵武装”，设有正副将军、元帅、主力、陪力、大圣获法师等职位，专门从事发展“神兵武装”活动。凡加入该会者，都要按层次高低缴纳一定数量的会费，平时还要经常缴纳活动经费。道首多是一些地主、土匪、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帮会分子。
会道门组织在湖南是五花八门，其组织严密。抗战时期，湖南的会道门组织除了利用宗教迷信活动骗取钱财、控制道徒、横行乡里之外，较明显的变化就是与地方恶霸、汉奸伪政权及国民党建立了联系，成为一个严重危及社会的组织。
三、丐帮
俗称“叫花帮”，成员均以行乞谋生为职业。叫花子在中国古已有之，且分布于全国各地。这些人中，大多是因为天灾人祸导致破产，政府又无力救济而沦为乞丐的。抗战时期，由于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入侵，大量的难民涌入湖南，致使一些生活无着落或老弱病残者演变为乞丐，乞丐的队伍扩大。这些行乞者大多散布于湖南各地城市和集镇，他们组织帮会，帮与帮之间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帮首俗称“大叫花”，有的地方叫头牌等。帮内等级森严，帮首残酷地压迫一般乞丐。丐帮常借乡民操办红白喜事之机上门乞讨，若不如意就大吵大闹。抗战时期，湖南的丐帮以衡阳市较为典型。
在衡阳市回雁峰东侧，有一条长不到200米的小街——雨花亭街，住有80多户人家，其中除2户生意人家和1户甲长外，其他都是乞丐。丐帮头子称“头牌”，叫陈振民，是衡阳市知名度颇高的人物，市内居民都叫他陈老板。他公开宣称：“作田要交粮，讨米要入行。”凡是在这一带乞讨的都必须加入该帮。入帮时每人要交纳2元钱。头牌对一般乞丐横加虐待，除收取入帮费外，还用吃缺（乞丐经县市政府登记在册的都有救济米发，头牌将死去的乞丐不注销名册，冒领救济米）、克扣、缴贡米、租鞭（即某户人家做酒，向丐帮租一条小木棍挂在门上，凡受这条鞭控制的乞丐都不得上这家乞讨。租一条鞭，少则几元，多则几十元，视酒席大小而定）等方式来剥削帮众。丐帮的刑罚残酷，有戴锁链、打背心、打长衫、打抱肚、打黄金条、吊半边猪等，若抗拒不服，擅自逃走，还要砍脚后跟、挖眼睛、钢针穿舌等酷刑。衡阳丐帮头子陈振民当了几十年叫花子，生活奢侈，普通人家的生活远不如他。当地人做酒，都要请他去赴宴。他娘去世和生儿子，每次都操办100多桌。
丐帮是秘密社会中一个较为特殊的组织，它虽不像其他秘密社会组织那样，渐渐与政府融合在一起，其危害性也没有会道门那么严重。但它毕竟是一个独立王国，且与当地政府有一定联系，如衡阳丐帮中，一旦有保长、区长等政府官员办酒，帮会就会主动送去义务鞭，不收分文，叫花头做“春酒”时，地方土豪劣绅、政府官员是座上客。正因为如此，帮会首领可以野蛮地欺压一般乞丐，甚至横行乡里都不会被清洗。